书评：《洪业：清朝开国史》_风闻

这是一本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撰写的清朝开国史，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将近一个世纪的革鼎“洪业”在魏斐德的笔下层层展开，犹如河源细流最终演变为滔天巨浪，涤荡天下。但是相比于作为主角的满清，我更关注被巨浪所冲垮的老大帝国——明王朝。这本《洪业》不仅是清廷建国的传奇，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崩溃历程的哀歌。

明末的确称得上是土崩瓦解。历代亡国之兆几乎占全，且其害远胜前朝。论外族压力，拥有红衣大炮的满清对明朝造成的压力不低于全盛时期的蒙古。葡萄牙火炮让城垣不再坚不可摧，清军再也不需如蒙古人般动辄攻城数年。襄阳城在蒙军围攻下坚持了五年，为避免如樊城般的屠杀，吕文焕才答应投降[1]，而史可法镇守的扬州仅仅坚持了7天，西北角的城墙就被重炮轰塌[2]，清军一拥而入，十日腥风血雨。南明正规军如此，各地据城割据的叛乱者也不敌清军的大炮，火器无疑使传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剧增。

除了来自东北边境的威胁之外，明廷还不得不面对为害胜于黄巢的李自成。唐廷尚有借沙陀骑兵镇压起义的选择，而明廷却只能在北方苦苦支撑的同时，任由李自成四处流窜。反抗者不仅有李自成，还包括邪教组织、地方盗匪，而负责剿灭这些势力的武人，也最终成为明廷难以驾驭的力量。司徒琳认为：“在南明历史的紧要关头，职业武人所走的道路，明显是在从内部破坏国家政权，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对待他们不公，而清朝则可能给他们以成功的机会，因而对质有好感，甚至甘作‘贰臣’”[3]，为清军制定战略战术的是祖大寿、洪承畴；充当急先锋，制造嘉定三屠的也是汉人降将李成栋，魏斐德甚至认为：“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之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以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境地区的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4]，虽说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也确实揭露出明末武人的心态——忠于明廷实在不合算，要么死于崇祯乖戾的性格，要么死于无休止的党争。

不仅武臣如此，文臣也作如是观。明末宫廷的权力斗争同样空前惨烈，其破坏力远胜于汉之党锢与唐之牛李。晚明的北京充斥着7万名宦官，还有多达3万宦官分布在帝国的不同机构中[5]。与之相对的是士大夫组成的东林党人及其后的复社，双方的政治斗争一直延续到弘光政权，马士英、阮大铖集团与士大夫的对立使南明的政府的团结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多铎轻易的就利用这一点冲破了南明的防御，南京城被拱手相让。

被俘虏的弘光帝朱由菘绝非刘秀一般的中兴之主，他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争国本”事件的主人公之一，继位失败后被封为福王，福王在洛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得人心。不仅享受4万顷的食邑，垄断四川茶盐的销售，还以规定造价10倍的数目新建自己的王府。1640年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府被烧了3天，福王本人被李自成烹杀，李自成自饮其血，将士分食其肉[6]。唯一逃脱了的庶子朱由菘，就是后来的弘光帝。福王恶劣的名声只对他的合法性有害无利。但是换做其他的皇亲也不见得好到哪去，鲁王没有有效的组织架构，自己也没有称帝，隆武皇帝受制于福建贫瘠的资源条件和郑氏集团。二人被消灭之后在广州继位的绍武皇帝还没有击败对手永历皇帝就被清军擒获，最后的永历皇帝只能在武将的庇护下播迁瓯脱之地[7]。明代为了防止皇族干扰皇权，不允许其科考或经商，人数庞大的皇族只能仰赖政府救济，不学无术。在成为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无法发挥汉代七国之乱中梁王那样的作用，只能随着朝廷一起灭亡。

除了这些比较“传统”的亡国之由，明代还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江南地区的阶级斗争[8]，来自海上的威胁（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攻城拔寨的火炮，明代介入国际贸易体系后建立的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也与欧洲人息息相关。对于明朝财政造成影响的因素可能包括：1.荷兰和英国的私掠船对西班牙、葡萄牙商船的劫掠中断了白银的流入；2.新大陆产银量在17世纪30年代后暴跌（著名的波托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3.西班牙的菲利浦四世采取严格的海关管制政策以限制白银走私；4.日本限制白银的出口[9]。财政崩溃无疑是致命的内疾，然而更为不幸的是明末又赶上17世纪的小冰河期，其严重的自然灾害被卜正民成为“万历之渊”和“崇祯之渊”[10]。

如此众多的原因上下交攻，终于击垮了这个将近300年的老大帝国。明末在许多人看来无疑是黑暗的时代，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却散发着令我无法抗拒的魅力。中学时代的我就被《湖心亭看雪》这篇文章的语言力量深深地震撼，虽然此文并非作于明亡之后，但却包含着末世严冬的气息。经历亡天下痛苦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既有钱谦益一样承受着道德非难而为征服者服务，以便尽可能非暴力的完成朝代更迭，也有如王夫之，顾炎武这样开始对超验的儒家道德萌生怀疑，而形成更为深刻的哲学、历史认识的学者。他们在作品中表达出了道德的历史性这样进化的，功能主义的思想[11]，即便这几乎打开了启蒙道路的思想被野蛮的扑灭，也不能掩盖其蕴含的思想光芒。明末之英雄，如史可法、李定国等人，因为其悲剧性的结局而产生了更加动人的戏剧张力。给这段历史平添了更为雄浑的曲调。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明末所处的17世纪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危机和转型的时期。欧陆和英国都经历了痛苦而残酷的政治动乱（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但17世纪同样也是全球体系逐渐形成的时代。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做出如下精彩的论述：“十六世纪是一个发现的世纪与相遇之后暴力冲突的世纪，是个发横财与犯错的世纪，是个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十七世纪则不同。楚辞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发现的时代已大体告终，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十七世纪是随机应变的时代”[12]。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再也不是孤岛，全球化的因素渗透到朝代更迭的大戏中，其中的人和事所散发出的魅力，或许都如同“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那般令人着迷吧[13]。

当历史时钟走到“应被送入万神殿的18世纪”[14]之时，英国已经完成了现代政体的奠基，法国正处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中，而清王朝也完成了秩序的建立，然而如魏斐德所指出的，清代的虽然在三藩之乱后已经明显的抓住了“天命”，但是清代对明朝的改革却是局限的，“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5]魏斐德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

“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16]

最终，清朝的统治者耗尽了自己的洪业，但其故事并非没有重演的可能。

试看明日。

[1]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2]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355页。

[3]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4]《洪业》，第115页。

[5]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第22-26页，转引自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洪业》，第211页。

[7]见 司徒琳：《南明史》

[8]见 《洪业》，第402-405页

[9]《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390-394页。

[10]卜正民：《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235,239-242页。

[11]《洪业》，第702-703页。

[12]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17世纪全球贸易》，远流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13]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4]圣茹斯特（Saint-Just）语。

[15]《洪业》，第721页。

[16]《洪业》，第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