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时代的《实话实说》，让我们中了什么毒？_风闻

编者按：2018年年度经济人物，可以算崔永元一****份——凭一己之力，揭开范冰冰“阴阳合同”逃税大案，在中国娱乐圈搅动一场税收大震荡，随后又是手撕上海、死磕北京的警界。人人都觉得崔永元“疯了”。他的战斗力为什么能这么强？在真话短缺的时代，或许小崔真把自己的一生做成了这档22年前开播、9年前停播的这个节目：《实话实说》。

◎来源 | 蹦迪班长（ID：MrSugar008）

尽管2018年还有2个半月的时间才结束，但如果评选谁是年度网络第一战士的话，崔永元无疑可以当选。与冯小刚针对《手机2》掀起对战，曝光“阴阳合同”，范冰冰被罚8.8亿，这些在社交媒体掀起惊涛骇浪的话题，都因崔永元而起。

崔永元为何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想答案有很多，但一定离不了《实话实说》。22年前开播、9年前停播的这个节目，是一切故事的开始。崔永元成就了《实话实说》，这话没错。但《实话实说》也成就了“小崔”，在成为KOL的路上，他通过《实话实说》完成了最为关键的“原始积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节目。

公元1996年3月16日，崔永元主持第一期《实话实说》

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现象：明明每个星期日不用上班上学，但还是有很多上班的、上中学甚至上小学的人不睡懒觉，大早上七点半就从被窝爬起来，然后打开电视机。

更奇怪的是，电视屏幕闪现出的不是《还珠格格》之类的热播电视剧，不是激烈的香港武侠片或者枪战片，也不是《魂斗罗》或其他游戏的画面，而是四个字：实话实说。

这个《实话实说》就这么有毒吗？它当年到底有多火？

最直接的答案是火到了春节晚会的舞台上——1999年春晚，《实话实说》推出了“特别版”：《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与宋丹丹第一次搭档，以“黑土大叔”、“白云大妈”的嘉宾身份，和崔永元唠了17分钟，留下了“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薅社会主义羊毛”等不朽金句。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组的数据告诉我们：每周日7：20-8：00所有收看电视的观众当中，收看《实话实说》的观众比例一度达到过62%；单周观众人数一度超过3200万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拿现在的比，《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这些电视节目已经很火了吧？但收视率也就在1%-2%之间。

崔永元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及夫人介绍《实话实说》：我有五千万观众

没经历过《实话实说》巅峰的人一定想问：这个节目真有这么好看？

追过节目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就是这么好看。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网上的相关影像寥寥无几，加上时间流逝，大多数人对于《实话实说》的记忆已经成了碎片，很难说明白它到底好看在哪儿。

但有意义、有意思的历史不容遗忘，我们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必须一探到底。在搜集了一切能搜集到的相关DVD、VCD、网络视频、文字实录、相关图书，我决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回忆《实话实说》究竟有多好看。

01

《实话实说》好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持人崔永元是个幽默大师。

崔永元拥有一句话就笑翻全场的本事，通过笑声实现活跃气氛、引导话题的控场作用，是那个时代的顶级段子手。

在戳破“伪气功”的《擦亮你的眼睛》这期，他头顶8块砖头，配合司马南表演“铁锤碎大砖”。司马南挥动铁锤之前对他说：小崔你现在说什么话还来得及，话音刚落，崔永元就迅速交代了“后事”：

“各位观众朋友，每礼拜日晚上第一套节目，二十一点一刻，欢迎收看其他主持人主持的《实话实说》。”

除了这些即兴发挥，崔永元还能凭借不错的知识积淀，充当连接专家与观众的桥梁。有些嘉宾因为专业表达习惯，说的不够直接不够通俗，崔永元就会及时地“翻译”成一语中的大白话，帮助观众进行消化理解。

面对“明星”嘉宾，崔永元也十分善于用幽默打开大咖们的话匣子。

《实话实说》邀请过很多明星嘉宾，比如华语歌坛教父级人物罗大佑

米卢做客《实话实说》

比如在国足历史性地进入世界杯后，《实话实说》第一时间请来了当时红得发紫的米卢。崔永元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问出了一个很尖锐但也是很多球迷都想问的问题：“…我也听到了一种说法，说这次能够出线主要是抽签抽得好，分组分的好，如果中国队能抽得这样的好签，分到这个小组里，那么无论是米卢带还是崔永元带都可以顺利地出线。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总之，崔永元的语言堪称一门艺术，解读角度很多，足以让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写一篇硕士论文。

《实话实说》之后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脱口秀”主持人，但基本就是搬运网络段子，有什么笑点事先安排得明明白白。而崔永元制造的绝大多数笑点完全是即兴发挥，没有彩排。加上那个时期他的人设十分亲民，经常和观众们开玩笑，和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这样的崔永元，谁能不喜欢呢？“小崔”这个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标准的小崔式微笑

白云大妈在小品里说的那句：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可以说是相当客观，毫无吹牛成分。

02

崔永元成就了《实话实说》，但这个节目的成功并不是崔永元一人之功。

《实话实说》第一期播出于1996年，是粉碎“四人帮”的第20年，改革开放的第18年，小平南巡后的第4年。

此时，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潮流在奔腾、暗流在涌动。美国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来了，香港的武打片和四大天王火了，毛宁杨钰莹这些本土明星崛起了，深圳和浦东有钱了，炒股的搞拆迁的发了，工人的铁饭碗要捧不下去了，大喇叭里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看着这些伴随社会变革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很多人心里憋了一肚子话，都想唠点实在的，听点真心的，简单来说就是“别装B”。

总之，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在呼唤一档电视节目，说出自己的想法与需求，满足自己对于真实的渴望。

陈虻，曾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等栏目，负责《东方时空》时期，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2008年12月24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以陈虻为代表的央视新闻评论部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时代媒体人，感受到了这种需求、这种渴望，于是《实话实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制片人时间谈起《实话实说》的诞生时说：“选择主持人访谈这一节目形式，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基本标志就是让人说话。”

这个冲动在今天看来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在当时想把它化成现实并不容易，时间坦言：“…我们长久以来是在一种被灌输的宣传的概念支配之下从事电视实践的。我们那时候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就是打破左的观念，肃清左的遗毒，做到思想解放，并由此带来电视观念的解放。”

受到全国观众欢迎后，总策划杨东平这样解释《实话实说》的成功原因：也许，正是由于真话的短缺，人们才对电视节目中的实话实说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曾参与《实话实说》策划，当过观众、做过嘉宾的一位人民教师说：“《实话实说》的魅力就在于能让广大电视观众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对一个话题发表不同的看法。”

为了保证节目的真实，最大可能地确保嘉宾们说的都是实话，节目组采用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方式做《实话实说》。每期节目开拍之前，节目组只有思路，没有台词。

这种选择当然是有风险的，也相当考验主持人的实力，但节目组就是有着这样的勇气。就冲这一点，现在很多玩套路的节目，就算捞再多钱有再高的收视率，在《实话实说》面前也抬不起头。

曾在国家林业部工作的郭青俊当过嘉宾后感叹“《实话实说》玩真的”。“我才知道实话实说在录制前一般不通知谁做嘉宾，主要是防止嘉宾事先刻意准备，或是受其他人观点的影响，不能真实反映个人的观点，达不到“实话实说”的效果……在此期间，主持人崔永元是从不露面，为了让自己在节目中也实话实说，他不想事先知道其他人的观点。”

一位人民教师也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亲眼目睹该节目从不排练，没人背台词，也不像其他节目，一次又一次地重拍，说的都是实话。

那时的人们想通过电视这个最主流的渠道说话，想在上边听到和自己有关的真心话，《实话实说》第一个站出来并且并做到了，人们不热捧这样的电视节目，还能去捧谁呢？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是《实话实说》成就了崔永元。

03

那么“玩真的”的《实话实说》，都说过哪些话题，唠出了哪些真话呢？

在崔永元主持时期（1996-2002），节目一共聊了300多个话题，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社会热点、伦理道德、医患关系、北京打工、下岗工人、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女性权益、弱势群体、传统文化等等选题。

《实话实说》的一些选题出处：崔永元《不过如此》

其中有不少选题，现在拿出来依然有意义甚至更有价值。比如2000年做了一期专门讨论电子游戏的《我能玩会儿游戏吗？》，说到了《CS》《魔力宝贝》《石器时代》等游戏，甚至还援引了社科院的研究结果“大部分孩子使用互联网以后，包括玩游戏以后，他的生活，他自己觉得更丰富了，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影响。”

尽管定位与《焦点访谈》等新闻调查类栏目不同，但《实话实说》也会主动出击，讨论社会上的假恶丑。比如批判假球黑哨的《回首马赛假球事件》，揭露非法传销的《细说传销》《卧底非法传销》，讨论维护版权的《盗版怎么反》。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属特别节目《揭秘》。揭的什么秘呢？是一系列所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

这个特别节目一共做了20期，涉及的话题有算命、笔仙碟仙、轻功、耳朵听字、气功探物、意念取物、装神弄鬼、心灵感应、大师诊病、接触外星人等等，并将这些歪门邪道鬼把戏一一戳穿，看得观众大呼过瘾，同时也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科普。我相信看过节目的人，绝对不会被现在的闫大师、雷大师们忽悠。

《实话实说》的一大常规形式是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观点的交锋，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新现象和新变化——

针对“打假英雄”王海的第一期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就特别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尽情发声，整个节目在争论与冲突中火星四溅，最终也不下非黑即白式的定论，让观众自己去独立思考，把判断权留给观众。

王海，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各大商场购假索赔，截至1996年3月累计购假金额近11万元，获得加倍赔偿5万余元

很多对话直到今天再看也相当精彩，可以看出那是一个公民意识已经在逐渐觉醒的年代。

有的台下观众认为王海打假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对社会毫无贡献，王海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

崔永元：我刚才注意到这位女士在听王海发言的时候不停地摇头，是不同意他的哪个观点呢？

观众：去商店索赔到底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还是为社会做了什么？你刚才说是为了推动某些东西的进步，我不知道你推动了社会哪方面的进步？

王海：最起码大家对“消法”都有了一定的认知。

观众：但是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呢？你只是扰乱了社会秩序，我觉得。

王海：没有，没有。到底是卖假扰乱社会秩序，还是打假扰乱社会秩序？就像做贼扰乱社会秩序还是抓贼扰乱社会秩序一样。

第一期节目现场

在场嘉宾律师高明认为王海并未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因此认为他不算打假，更算不上什么“打假英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纲反驳高明的一席话，观点很超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道德帝”的标准做出了质疑：

我觉得高明律师说的要做到大公无私、诚实信用、公正等，是对你们法庭、法官、执法部门的要求，现在消费者面对的是不讲实话的假冒伪劣商品，你为什么要求消费者每个人都是圣人？

不得不说王海这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为《实话实说》打响了第一炮，在节目里他说了很多赤裸裸的实话，毫不掩饰自己的功利与精明。面对说他打假就是为了挣钱的质疑，他很大胆地说要是为了挣钱，自己干脆就会卖假，并分析了卖假的高利润和低风险：

从概率上讲，贩假没有什么危险，比如说现在查获的仅占1/20，实际上我所估计的也就1%左右。

比如说我要去卖假货，正好我有个亲戚在工商局工作，我在一个地方卖假货，如果工商局检查的话，我的亲戚就会通知我，那我顶多收起来完了，就不卖了。但是像我这样的顾客，我估计他们一年也碰不上几个，赔了就赔了，无所谓。总的来看，一年365天，如果工商局查两三天，他们就关门两三天，那不要紧。但如果有一两个顾客来索赔，他们就赔了算了，但从总营业额来看，比如说一天赚10元钱，他们这一年都是赚钱的，基本上有300天是可以赚钱的。

在这种说实话的氛围里，我们听到了认为制度不完善的声音：

樊纲：这正揭示了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健全，存在着一些可以打擦边球的空子，存在一些漏洞。这种打假的方式也说明了我们制度的完善要有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在这种冲突中逐步完善的。

甚至可以听到对国家监管部门的批评：

观众（身份是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部工作人员）：我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口号，这就是希望千百个王海站起来，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督，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肖灼基（北大教授）：要王海他们这样的人来保护消费者权益，那你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出现王海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够。（说完后，台下掌声雷动）

嘉宾在台上聊High了，台下观众也被带入兴奋状态，金句频出。节目的最后，大家用一句话来回答“谁来保护消费者”，嘉宾们有的说靠法律，有的说靠体制改革，这时一位担任人民教师的观众站起来说：

谁来保护消费者？凡是唱过《国际歌》的人都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

讨论到这个程度，想必当时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会热血沸腾。

04

不得不说，尽管《实话实说》有勇气有想法有人气，但也是戴着枷锁跳舞。播出不到一年后就进行了调整，类似《谁来保护消费者》《为什么吸烟》《拾金不昧到底要不要回报》这种辩论性质很强、容易引发争论乃至争议的话题，在调整之后就不多见了，分享个人故事的形式此后成为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话实说》就不好看了，尽管没那么热闹，没那么唇枪舌剑火星四溅，但只要不回避现实，依然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依然在说真话说实话，我们就能听到不同的观点、看到真实的故事与历史。

比如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的《20年后话高考》，就能让我们从对话中听到历史亲历者们的很多真实经历。

台下观众回忆自己参加1977年高考时的情形说：

想当初文革开始时，我们都造反，都签名要求废除科举式的高考制度。可是过了11年以后，国家恢复高考时，77年，当我坐在教室里跟同学们一块参加高考时，我笔尖都写不了字，特别紧张。

曾参与77年高考评卷的聂士胜老师被邀请到现场，现身说法：

崔永元：我们也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恢复高考，在中央的争论非常大。后来说，77级高考用纸不够，是调用了印刷“毛选”五卷的纸来印卷子。而且我们还听说，有的同学因为不会做卷子上的题，就写上一句话。不知道您的卷子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聂士胜：这个还不是一份、二份。我们把这些卷子集中在一起，阅完卷后，起先大伙是作为一种笑话来说，念着念着，大伙心里特别沉重，因为当时混乱到什么程度呢？在文革中大学虽然说是推荐，但实际报纸宣传的是白卷也可以上大学。

崔永元：就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聂士胜：就是这样。把学校教授喊出来，他不认识韭菜、麦苗就批一通。在那种环境下恢复高考，我认为是一种很有决心、很有魄力的抉择。在那些卷子当中我们拿出一份比较典型的，卷子上写着：我很想上学。我在放牛、放羊的时候，在地上都在学写字。我这些在还都不是在学校学的。我不知道称呼你们是叔叔、大爷，还是姑姑、姨姨，但我一旦是有了机会去念书，我会尽全力念好的。

崔永元：听到这儿，我觉得我和全场观众都特别感动。

一期节目下来，全程对话都处于冷静而理性的氛围之中，没有对任何人的激烈控诉。

但电视机前的中学生小学生看完之后，他们但对于恢复高考的理解，就不再是教科书里单薄的几个字几段话，可以鲜活地感知过去的反智、荒谬与混乱。有了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之后，会更加珍视眼下这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从观念上就会抵触历史发生倒退的可能。

将这种普通人的经历与历史的真实展现到极致的，是2000年3月的《老师，对不起》。乍看这个题目，我们或许以为这期讲的不过是寻常的师生关系，但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这期的实况录像的话，一定会感到震撼。

因为这一对师生之间的故事实在令人唏嘘：

34年前“文革”期间，小学三年级学生史国良因为老师申世恩在课堂上说了一句“林彪也是变色龙”，课后向革委会揭发自己的老师：“发现了敌情发现了新动向”。两三天后，申老师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剪了头发挂了牌子，接受批斗。

34年后，在《实话实说》的录制现场，史国良和申老师见面了。

在节目现场，史国良回忆了老师当年在厕所的蛆水里写检查的屈辱画面：

…..就把她关到那个厕所里面去，那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好厕所里面放了一个大桌子，我们两个人两个人那种课桌，破的课桌，她在趴在那上面写检查。因为里面全是水 ，全是粪汤子，还有蛆什么的，她就挽着裤腿，脚都泡白了，泡发了，在那儿写检查，我去的时候给她带了西红柿，我给她递了个西红柿，也是趁着看守不在的时候，因为会有看守看着她，她拿着西红柿她就说：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个西红柿，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

经历过时代磨难的申老师，面对学生的忏悔，做出了宽容的选择：

申老师：我就有一种想法，我想这一切都不能怪一个孩子。你就是向我承认了，没关系，我绝不责怪你一点点。因为那不是你，那不是你的事，不是你的责任，你是个孩子，而且那个时候史国良很单纯，很幼稚。同时我还觉得你们利用这样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太可怜了?有这样的心态。

崔永元：今年您和史国良先生见面以后，我们看报道的时候，都很惊讶。因为您没有埋怨他，而是首先想起了您最困难的时候，他给您迭过西红柿。这是为什么?

申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对史国良挺好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史国良家境不太好，常常是两个脚上一样一只鞋子，对吧？

作家冯骥才在现场感慨：

因为文革是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历史从来是这样：一个是死去的历史，一个是活着的历史。我们把它认识清楚了，这个历史才成为过去…我们民族不能健忘。

一位未经历过文革的年轻观众站起来发言：

我觉得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人说两句，因为感觉比较震撼，对于历史我们年轻人感受不多，是隐瞒这段痛苦还是把这段痛苦展示在大家面前，让我们年轻人能够重新认识到过去错误的心态，扭曲的心灵，对于我们将来正常的心理，我觉得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感染。

2001年，崔永元出版自传《不过如此》，对这期节目做了特别回顾：

34年过去了，史国良终于可以亲口对老师说一声，对不起，老师。

我们呢？我们有史国良这样一份歉意吗？或许我们没有亲手伤害过谁，或许是我们一直躲避着良心的追问，或许我们从来就不曾在意。

那么，历史难免会重演，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在另一出悲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今，距离这期节目已经过了18年。虽然我未能找到这期节目的影像，但只是读这些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温度，并为之心跳。即便再过一个18年，我也不会把这种感觉遗忘。

05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自己回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回过神来才发现，崔永元退出《实话实说》已经是22年前的事，而《实话实说》宣布停播也已经过去了9年。

不往远了说，就说这9年吧，时代的浪潮奔涌不息，美国总统都从奥巴马换成特朗普了，诺基亚功能机都已成为情怀般的存在了，谁再说一嘴“博客”准会被看成是老古董。在这种急匆匆的变化中，我们几乎忘记了《实话实说》已经消失了9年。

《实话实说》的初衷或许有很多，但在1996年没有人能够想到，它还可以让人们互相伤害。

当年那个总是挂着一抹微笑，让邻居大爷大妈倍感亲切的“小崔”，如今已变身成一位荷枪实弹的斗士，令对手颤抖。我不知道“小崔”崔永元和“斗士”崔永元哪个才是真的他，他与冯小刚、范冰冰之间的“战争”，就像神仙打架一样，我这样的小人物只能远远围观，看不懂其中玄机。

也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看懂，我们经历过的变化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还不如站在原地好好看一看曾经陪我们成长的《实话实说》，看看它究竟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

我很希望有一个像“小崔”一样的人，有个像《实话实说》一样的大众节目，好好聊一聊当下的话题：

喜欢“小鲜肉”有错吗？

如何应对公交地铁“霸座”？

漂在北上广

我眼中的“直男”

刷抖音会影响生活吗？

那些凌晨两点还不睡觉的人

电击治疗“网瘾”真的有用吗？

不要轻视这种对话的作用，如果有一个节目能达到《实话实说》当年的影响力，再好好聊一聊玩网络游戏这些事，那些把自己孩子送到杨永信那里做电击的家长，或许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实话实说》是否还活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新变化、新摩擦更多的当下，我们更需要一个公共领域，让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进行理性的对话。

《实话实说》的制作人时间曾说，做完《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之后，节目组曾遭到过观众的质问：“到底要不要回报？你们要提倡什么？因为不能简单地明确是非而遭到指责。”这位观众的质疑让他思考了很多：

当然我们也在想，中国的电视观众到底是需要结论、需要答案、还是需要思考，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

离1996年已经过去了22年，时间当年说的“未来”就是现在了。所以，他当年的希望实现了吗？

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需要来一次“实话实说”。

06

最后分享一些彩蛋

彩蛋1

在崔永元的自传《不过如此》里，他提到“我最喜欢的三位作家是钱钟书、阿城和刘震云”“最大的心愿是三位先生一起写序”；

刘震云为《不过如此》写了序，题目为《关于崔永元》；

《不过如此》第16章的名称是《一地鸡毛》——刘震云的代表作。

彩蛋2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一个富裕家庭，1994年来到中国当老师，曾拒绝中国学校开出的1200元高工资，主动降到900元。后奔赴西北贫苦地区支教。

十几年过去了，上过《实话实说》的人，很多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卫正传》里那位美国青年丁大卫没变，他依然在大西北贫困地区教书。

丁大卫和妻子，以及他的学生们

他或许就是《实话实说》为我们埋藏的最光亮的彩蛋。

彩蛋4

2000年5月，崔永元主持《噩梦醒来是清晨》，这期节目聊的是抑郁症患者的故事，他与心理医生发生如下对话：

崔永元：康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我们大家都认识的、都非常熟悉的人，说一说他们也得过抑郁，这样我们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了。

康老师：例子太多了，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三毛、海明威，抑郁是可以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人的情绪，没有一个人有免疫力，只要你有压力。

崔永元：我听您这么一介绍，觉得抑郁的人当中好像优秀的人挺多。

康老师：对，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天才都是抑郁的。

崔永元：我最近就特别抑郁。

话音一落，所有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