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如何成为了反对禁毒的证据？_风闻

“自由意志主义”，即一个人在不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情况下，有贯彻自己的意志，去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由这种哲学引申出来不少具体的政治观点，一个个都充满争议。其中可能争议最大的就是“毒品合法化”。今天看到的一篇微博，来自@李雪爱与自由：

支持禁毒的人，我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会因为毒品合法而吸毒吗？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我当然不会吸毒。我再问，那你为什么会认为毒品合法就会大幅增加吸毒人数？他们一律回答，别人会啊。

逻辑的脑神经回路缺损的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为别人代言。在他们的眼里，别人都是傻逼弱智，随时都想要杀人放火自残，完全不能自我负责，所以必须由他们的“正确世界观”来管束，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来生活。

这篇微博本身比较…呃…浅显。我相信原博主的水平远不止此，所以多看了几眼他的微博，发现了一篇他转贴的铅笔社旧文：鸦片贸易：被高估的罪恶。这篇就有意思多了。因为它用中国的鸦片战争来论证禁毒是徒劳无益的，开放毒品则反而有助于吸毒人口的下降。这么一个“反常识”的理论一下吸引了我的兴趣。

我想先说说的是，我对“自由意志主义”本身持中立立场，甚至对“毒品合法化”这个观点我也有一定的保留。我之所以这一次不吐不快，只是想让大家看看各路政治哲学思想家们（somehow他们喜欢管自己叫“经济学家”）在推销自己的观念时会如何操作他们手里的历史数据——是的，我不站左不站右，我的初衷是站历史。

其实文章很简单。文章的核心论点、论据和论证都基本上是拷贝了文章中给出的一篇哈佛大学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期刊文章。我可以很方便的下载，您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现在我就直接把矛头指向原作了。

原作其实也很简单，先是回顾了一大堆高中近代史教材内容，然后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么一张19世纪东印度公司鸦片人均出口额历年变化图：

19世纪东印度公司鸦片人均出口量变化图

原作中对这张图的评论如下：

…Overall there is a strong upward trend, beginning around 1820. This trend potentially reflects increasing population, higher income, or an expanding taste for opium. There is substantial volatility during certain periods, especially the war years (1839-1842 and 1855-1866).

The key feature of the data is the absence of increased export growth after legalization. If

anything, the trend line becomes less steep around the time of legalization, and it eventually turns downward. If legalization increased consumption, exports should have grown faster after legalization, barring a substantial substitution toward domestically produced opium. Thus, the raw data fail to indicate that legalization increased consumption.

翻译过来：…总体上从1820年开始有一个很强的上升趋势。这个趋势潜在地反映了人口的增长，收入的提高，抑或是对鸦片体验的扩展。在特定阶段，特别是战争年代（1839-1842和1855-1866），该趋势波动很大。数据的关键特征是合法化后并没有出现出口增长率的增长。如果说有变化的话，这个趋势在合法化那个时间点左右放缓了，最后变成了衰减。如果合法化促进了消费，出口额应该在合法化后增长更快，阻碍内产鸦片的产量。因此，原始数据不能表明合法化促进了消费。

以这张图为出发点，哈佛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挥，运用起统计学的手段，得出了“中国的鸦片合法化”反而放缓了鸦片消费的结论，于是暗示了全球范围内靠立法禁毒之徒劳无益。中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翻译转载时自然人云亦云地随之起舞，囫囵吞枣之后以惊世骇俗地标题放出来，吸引了一大批眼球，至今为各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

这段评论分析本身没有大错，习惯阅读学术论文的读者很容易就被作者带入各种技术细节，并在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核对验证后，得出“嗯，说得没错”的结论。

这就是一个狡猾的科学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他在不经意间让自以为有判断力的读者默认接受了他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是的，这张图里，原始数据没错，分析评论没错，但是两者之间却有一个作者悄悄设定的错误标度，那就是1858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鸦片合法化这个节点。作者的所有评论，以及后来的统计分析都是以这个唯一时间节点作分野，拿这个节点之前和之后的数据特性作比较，得出他想要的“鸦片合法化”降低鸦片消费的结论。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读者，若是让你来讨论禁烟的效果，你会选择1858年清政府正式合法化鸦片贸易么作节点么？开玩笑了，咱当然会选择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五埠通商这个时刻作为节点来讨论。因为在这个点上，即使清政府嘴上还硬，不肯搞合法化，实际操作上它还能做什么以阻止东印度公司来华贩烟？还有哪个官员敢效法流放新疆的林则徐替朝廷查处烟贩？以我大清末年的地方政府权威，对鸦片的控制力在此之前其实做的也要比说的打个大折扣。1842年以后更是完全清零，和“正式合法化”之间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差别。一个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学术人想要讨论政府控毒对毒品消费的影响，不可能不去选择1842，而非要死扣“政府宣布合法化”的字眼，去选择1858。那这些哈佛大学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回到原图。1842年我用红圈标注，1858年我用绿圈标注。这下就很明显了，红圈与绿圈之间正是整个人均出口额曲线上升最猛烈的时间段。也就是说，要是用1842取代1858作节点，那数据分析的结果和作者现在操作出来的结果正好相反：当清廷失去了对鸦片贸易的实际控制力之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出口额大幅增长，鸦片在中国的消费量当然毫无疑问地随之暴涨。东亚病夫们的成型不在此时，更待何时？现在明白为什么作者会罔顾历史事实，故意选择1858了吧？

等等，我们会不会太过严苛，太过诛心？会不会人家美国的经济学家真的就是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不小心按照字眼选择了1858？那我们不妨看看作者之前在交待历史背景的时候讲了些什么吧。关于1842到1858年之间的历史，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In particular, the British urged the Chinese to legalize and tax opium to alleviate their financial woes and gain control over the trade. The emperor disagreed, saying nothing will induce me to derive a revenue from the vice and misery of my people.

翻译过来：英国人特别要求中国人合法化鸦片贸易并从中抽税，以缓和他们的财政困境并掌控贸易。皇帝陛下拒绝了，他说：“什么都不能令我从我的子民的堕落和悲剧中获利”。

然后就直接跳到1858年了。从这一句草草的交待中我们看到了作者交待的事实：皇帝不同意合法化鸦片。他想暗示给读者的信息则是：“没错，所以这里不是事情起了变化的节点，看后面。”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狡猾的作者完全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他知道自己的漏洞在哪里，因此他针对这个漏洞，用一带而过的文字引导读者略过这个漏洞，同时又保证自己并没有撒谎——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学术骗子惯用的话术伎俩。即使有人揭穿，他还可以退一步表现无辜，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学术生命。

至于中文文章的作者，我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查看外国文献时，很难想象他们会愿意较真地用批判性思维去检验同党人士的学术诚实度，自然迫不及待地舞起汉语的话术大棒，开始营销自己的观点了。

至于我自己的结论？很简单，哲学观点咱俩说，禁毒效果咱有例说例。但鸦片战争这档事儿，真不是你们该捡起来乱用的武器。这是一个，还有呢，希望经济学家们操历史的时候，轻一点儿，温柔一点儿，留点情面。

（作者：暗黑逆戟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