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战（8）汉字的兴衰_风闻

汉字的兴衰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

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陈独秀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鲁迅

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

--刘半农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瞿秋白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蔡元培

说实话，当我看到上述言论时，实在难以相信这样荒谬而又恶毒的观点竟然出自诸位民国大师和革命前辈。而当真正去回望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其实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原因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为了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当年那些仁人志士疯狂的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很多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现状是由于充满糟粕的传统文化造成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汉字就成了众矢之的，而且汉字复杂难学[1]，一定程度上给普及国民教育、唤醒劳苦大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废除汉字可以说是民国时代文化届的主流呼声。

而为了彻底消灭汉字，文化精英们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推行汉字拼音法，一方面要求推广简体字。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由英国人威妥玛发明，翟理斯进一步完善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就已经在国内外开始流行，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I-ching（易经）、Tai-chi（太极）、Kung fu（功夫）、Chung hwa（中华烟）等英文单词就是来自威氏拼音，至于常凯申的误译笑话也是由于蒋介石的威氏拼音名字“Chiang Kai-shen”而引起的。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与林伯渠等合作制订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纷纷大力支持“北拉”。而“北拉”推行以后，在边区根据地得到广泛应用与实践，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然而这些方法都存在致命的缺陷而难以真正的普及。于是民国时代多种汉字拼音法并存，犹如群雄混战。

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而在1936年，由于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强烈反对，导致简体字推行暂缓，《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2]

解放后，在50年代初，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字拉丁化的潮流和中国扫盲教育的急迫性，毛主席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

而直到1955年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之后，汉语拼音方案才逐渐走向正轨，并得到了毛主席的鼎力支持。

1956年2月20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出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从此以后，汉语拼音在扫盲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中大显身手，汉语这一古老的语言再次焕发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这之前，在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简化字总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其实很多简体字古已有之，是古人常用的汉字简化写法，而简体字的普及大大降低汉字的识读与书写难度。

但在1957年，一部分有识之士指出“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3]这些真知灼见引起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

面对汉字存废之争，毛主席对文字改革的任务作了明确界定，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10日，受毛主席所托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但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中央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方法，先搁置争议，力推简体字与汉语拼音。

在后来的日子里，经过反复实践发现，汉语拼音与简体字相互配合已经大大降低了教育的门槛，而如果仅仅采用汉语拼音而完全放弃汉字的话，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况且古老的方块字代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综合权衡之下最终我们彻底放弃了汉字的拉丁化改革！汉字的正统地位得以保留！

在国际上，从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联合国使用的中文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用简体字作为汉语的规范用字。

长达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汉字废除运动，似乎只是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而已。然而真正可怕的是低到尘埃里的自卑，一想到当年国人因此而差点全盘否定汉字，否定传统文化[4]，否定中华文明，就觉得不寒而栗！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5]

2017年4月，习主席在美国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特朗普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中文歌曲[6]《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新华社兰红光摄

其实否定中国、看衰中国是清末民初以来很多中国人的通病，内心的自卑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早已深入骨髓。直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里大国小民的心态依然随处可见，互联网上更是充斥着诸多的荒谬言论，甚至于“唱衰中国”[7]、“诅咒中国”[8]在网上竟然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正确”！这背后体现的是“公知”的横行[9]，是舆论话语权的旁落[10]，是心灵的扭曲变态！

除此之外，随着自媒体时代[11]的来临，网上哗众取宠、骗取点击率的标题党越来越多，“美国震惊了”、“日本吓尿了”之类的“吓尿体”[12]消息到处推送，可实际上大多是文题不符或胡乱编造。这完全无助于培养理性自信的爱国热情与大国风范，反而是一种自卑心理的特殊体现！

注释：

[1]  传统繁体汉字有“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与“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的特点。鲁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中就对这些问题做了一定的表现。

[2]  1952年，蒋介石在台湾第二次推动文字改革。他重申“简化字之提倡，甚为必要”。结果再次遭到认为此举会“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的保守势力的抵制。后来因大陆推行简体字，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蒋介石立场大变，将大陆提倡的简体字斥为共党专断、忘本卖国的工具。后来，他又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全面禁用简体字，违反者甚至会被视为“投共附匪”。

[3]  出自王重言的《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

[4]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担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下令废除了基础教育中儒家经典的课程设置。后来的文化精英则主张打倒孔家店和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体系。但必须指出这些文化精英与现在的洋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他们深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心里想的是救国存亡而不是卖国求荣！他们的行为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种尝试，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无法完全赞同，但考虑到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必求全责备。

[5]  明明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支持的藏独分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拉萨“3•14”事件，但奥运会之前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却公然敌视中国，以此为借口无耻的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

[6]  中国人以说外语为荣，这在外企尤甚。但国人很少知道的是法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雇主只能用法语和员工交流，任何有关劳动就业关系的文件如果使用了外语，企业将会被处以重罚。而且这其实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在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中，女主角好不容易逃入中国的空间站，但却被一堆中文操作按钮难倒。但在现实中，比亚迪的一款新车采用了汉字车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比亚迪的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则对此回应道：“如果我们连一个很简单的中国字都不去传承的话，我们怎么谈实现中国梦？”另外欧洲的宇航员早已开始学习汉语，为的是与新兴太空超级大国建立伙伴关系，希望搭上中国的快车，在将来的太空任务中获得副驾驶的位置。

[7]  每当有外企撤资时，“公知”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跳出来嚷嚷因为劳动成本上升、环境保护成本增加，中国经济“药丸”（要完），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外企撤资是业界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背后折射的是大陆本土企业的崛起：想当年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何等威风啊。当然部分外企的关闭、转移确实与劳动成本、环境成本有关，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加强环境保护有何不对呢？不过“公知”们的逻辑就是如此：工资低、环境差时骂血汗工厂、骂党和政府，工资高、环境好时又喊成本高企、中国要完！2014年时，“民主女神”刘瑜就曾居高临下的批评中国是“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并论证中国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球和改变世界，“哪怕你推销到非洲也是非常难的”。

[8]  2018年7月老挝一水电站大坝坍塌，伤亡惨重，而洋奴们对灾民们漠不关心，他们只是迫不及待的希望该大坝是中国建造的（实际是韩国公司承建）！

而当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前一天，京珠高速河南信阳段发生双层大客车燃烧的交通惨剧，共造成41人死亡，6人受伤，死亡人数超过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事故的起因是非法携带易燃化工产品引起突发大火。但讽刺的是这起惨剧并没有引起“公知”们的关注，反倒是对稍后的动车事故掀起了狂风暴雨式的口诛笔伐，这是因为冷血的“公知”们真正需要的是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高铁发展的材料而已，高高在上的他们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根本漠不关心！2018年8月14日，意大利热那亚莫兰迪公路桥突然垮塌，导致43人死亡，大桥周围600多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可是那些意见领袖式的“公知”们却鸦雀无声了。

李敖曾说过：“有一种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整天看中国不顺眼，又怨又恨又诅骂，唯恐中国不乱”，但“唯恐中国不乱的，不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唯恐中国大乱”。

[9]  2012年《南方周末》发表神文《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吹捧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自由，认为“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而为了增加说服力，作者还故意混淆数据。可见“公知”为了鼓吹全盘西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0]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曾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

[11]  个人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大势所趋，但自由应该有四个前提，那就是要遵守法律法规、维护道德规范、尊重公序良俗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当然妄自菲薄仍是当前“公知”们的最爱。在贸易战中，各种砖家的言论沸沸扬扬，有人说：“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还有人说：“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些明显缺乏基本的经济和科技常识的言论却得到了热捧。想当年毛主席就批评一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特别提醒：

本文只是全书（《为理想而战》）中的一篇，书中对很多话题或人物的讨论散在于全书各个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讨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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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任何艰深的理论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和预测这个表面看起来纷乱复杂的世界。这其实是一本写给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看的历史政治“科普书”。

受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种种缺点和错漏，实在是无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够指出具体问题所在，我将竭尽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