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邪：杨天宏教授要什么样的整体？ ——《革故鼎新·绪论》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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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专门的历史时段产生的历史学材料中勤劳的摸索，并将这些材料做相互比对，相互联结，或在专门的——甚至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而被今天的人们所规定的——人类历史的某个领域中，比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中，同样进行着勤劳的摸索，意图建立一种现代人可理解的过去了的却是现在的非历史的思想。然而，这种专门的时段与专门的领域并不来自历史本身，而是产生于那种意图解剖历史的现代历史学的需要。就如同生命本身不能仅仅依靠解剖学而获得理解一样，鲜活的历史生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历史解剖学而获得真正的理解。

这一点质疑，不仅产生于现代历史学著作的带有历史批判高度的阅读者那里，同样的，甚至更为深刻的产生于现代历史学著作的写作者的摸索与写作过程之中。因此，他们会发现，当他们在据说叫做政治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政治活动经常性的围绕着经济问题活动；当他们在经济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文化思想活动又经常性的参与其中；当他们在思想文化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政治权力的运行又对思想文化活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有时他们似乎又发现历史上的科技进步似乎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他们似乎又发现天才人物的出现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更为让人难以把捉的是在历史的流变中，各个领域所使用的概念本身以及概念的所指，都在不断的变化生成.总而言之，当他们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的一切领域以及一切变化都朝他们包围过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个时候，也许会出现那现代历史学领域中的勇敢者，他们或者宣布他们要掌握人类历史的现有的全部坚实史料，从而书写历史；他们或者宣布某一个领域乃是推动历史前进与发展的根本性领域，有着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必须首先注意这个领域的发现与研究。对于第一类的勇敢者，且不说他们在多大的现实可能性上能够掌握全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错误的以为全部的人类历史等于全部历史材料的相加，像把一堆筷子绑在一起似的；而对于第二类的勇敢者，他们似乎是在代替历史本身对历史做了一次轻率的了断。

作者: 杨天宏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标题: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出版年: 2018-2-1

页数: 419

ISBN: 9787108059901

近来读到一篇文章，是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天宏先生的大作**《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的绪论，标题叫做“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如标题所示，杨先生这篇文章就是要强调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根本重要的性质，杨先生说：“民国史研究可以通过走‘以政治史为纲’的路线来整合其他专门史或系列史的研究。”又说：“政治在民国历史中是一个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最后说：“能够在研究技术上超过政治史对于其他历史板块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以整合其他历史因素的‘纲’的选择将不得不仍然是政治。”

真正说来，如杨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讲，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接着杨念群教授的话说的。杨念群教授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呼吁重审“政治史”的意义。杨念群教授描述说：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杨念群教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的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

也就是说杨念群教授认为，造成政治史的状况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僵化，一个是西方理论的引进。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乃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谓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说到底是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总体说明，因而落脚点在于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也就是说，传统政治史对这一段历史的书写乃是一种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阐释。而80年代以来的研究，始终是在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左翼学者将这一过程领会为“去政治化的政治”。寻求这种突破，需要借助各种手段和工具，西方的理论会在这个时候的大规模引进就不再是难于理解的了。同时，正好借助这种工具，顺势将研究推向一种“分”的局面，因而最终造成一种“碎片化”的结果，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心知肚明的。杨念群教授说：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也就是说不仅要超出旧的意识形态，同时，还要反过来将旧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即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即“历史”。那这个时候的研究者，自然就站在了一种更为“客观”的、“不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方面去了。杨天宏先生附和杨奎松先生提出的“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的呼吁，以及这个呼吁本身，都是与杨念群教授寻找到的突破口相一致的。党史本来就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内容和现实政治斗争意义的领域，如果党史本身仅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的历史学研究对象，那么，党史也就没有独立存在意义，因此，在“学科分类”上，也只能——并且自然而然地——作为“真正”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和其他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在一起了。

对于这个核心问题，历史学界显然是有一派共识的。杨天宏先生说：

“碎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可能不成其为问题，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诫国内学人不必为此介意。我揣摩他的用意，要解构既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系统，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许是一聪明睿智的选择，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但既经解构之后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门互不统属的孤立研究领域的工作却应予以高度重视。罗志田教授曾提出从破碎走向系统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这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

在一些正统学者或左翼学者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分”之后，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要重新在历史学领域实现意识形态转变，因而，要从分走向合。这是一种不甘于碎片化的表现。作为我们来说，不必陷于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斗，而是，应该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理解这个进程本身，并且阐发出这个进程本身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恰恰就最能够理解杨天宏先生这篇“绪论”所怀抱的想法：他试图在一个碎片化的现状中，呼吁整体性。杨先生说：

历史学家要想不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就应该自己将被人视为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

但是，杨天宏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现代学术分工体系给予现代历史学的任务，恰恰就只是“提供建筑材料”而已。因而，在杨先生的“呼吁”中，立即就凸显出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呼吁”整体，另一方面又仅仅“呼吁”民国史的整体；他一方面“呼吁”整体，实际上又仅仅是他所在的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整体。于是，在面对真正的整体的时候，杨天宏先生以及现代历史学界就退却了。

真正的整体，不可能仅仅在划定的领域内和划定的历史时段内运动。如果民国史本身需要“整体”，那整个中国历史、中国近现当代史、世界历史也需要整体，民国历史显然是包含在这些整体中的环节，而民国史只能在这些更整体的整体中得到真正的说明。就像历史学的通常做法一样：孤立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仅仅作为孤立的事件来获得说明。民国历史的整体说明，只有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如果有这样的视野，我们立即可以回答杨天宏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杨先生问：

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意谓历史研究均包含学者的当代认知。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当时国人对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那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对于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学术水准究竟如何？

不知杨天宏先生是否考虑过一个问题，即他所说的“当代认知”包含哪些内容？其他的内容故不必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条就是“当代认知”中间，一定包含着一个估价问题，具体到民国历史来说，就是一条：民国历史在当代的认知中间到底是怎样一个分量？它本身重要，还是不重要？这立即又涉及一个估价的标准问题。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就在克罗齐的名言之中，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仅仅简单的理解为对某一段历史，当代人有当代人的理解。同时，也应该把它看做是某一段历史与当代人的现实相关性。如果历史仅仅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就像物理对象、化学对象那样的话，其实，它本身跟当代人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恰恰因为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本身就是在历史当中生存的，而历史的生成本身是不曾中断的。所以，我们才会去关注历史，而历史的漫长，发生了无数的事情，关注谁，不关注谁，这并不是如杨天宏先生所说的那样：

作为客观存在，历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但历史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观。从心理学立场审视，历史书写不过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记忆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迹的深浅。

我们需要向杨天宏先生发问：所谓的“选择性记忆”到底是谁在做出这种选择呢？当然不会是某一个个人，也不会是某一些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见或者他们的兴趣爱好。如果诉诸心理学，诉诸任意的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实际上并不会产生所谓“当代认知”，只会产生无法获得较为统一的每个个别人的认知的集合。显然杨天宏先生不会认为“当代认知”仅仅是个别人的任意认知。那么，问题依然摆在这里：究竟是谁在选择？答曰：历史本身。如果仅仅把历史看做是外在于当下的人的所谓“客观存在”，那么，学者的确可以根据主观兴趣爱好随意的选择研究谁不研究谁，研究这样而不研究那样，用这种价值判断历史或者用那种价值判断历史。但是，历史终归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客观存在”，而历史研究者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高举于历史生成之上的冷峻的旁观者，人本身就在历史的生成之中，历史学家亦然。因此，事实是：历史本身作为连接起当下和未来的运动着的行规定者规定着人们的“当代认知”，规定着一个时代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取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叫做时代精神，或者当代意识形态状况。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去定位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领会历史的脉络与发展。

而杨天宏先生痛心疾首的民国政治史研究数量少、质量差，只能说明一条：民国政治史在“当代认知”中，不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或者说，它不在“当代认知”的取向上面的突出位置。因此，人们“选择性”的不去重视它，无论个别学者如何去呼吁、去论证它如何的重要，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人们“选择性”的不去重视它，而是它不被当代的人所选择。

同样，真正的整体，也不会被限定在一个特别的学科领域当中运动，它时刻都要越出这个学科。面对这一条的时候，现代历史学就显得惊慌失措。在这个时候，不仅是杨天宏先生，甚至整个现代历史学马上就显得非常的保守，他们马上就会抬出现代学术分工体系的所谓“规范”对那些敢于“越界”发声的人进行攻击，而他们此时此刻的立场就不再是“整体”的立场，而是“分”的立场，他们不允许别人在他们的“地盘”上“说三道四”，因为，据说历史学是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前些年，杨奎松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杨奎松先生的文章开篇第一句便是：“文学训练出身的汪晖一直在跨界游走……”杨奎松先生认定了汪晖先生的“游走”是非法的，其批判的逻辑是：专门的学者是不该在自己的领域之外随便“游走”的，因此，汪晖先生不应该在杨奎松先生所在的领域，即他所在的党史学领域随便发言的。其实，这种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彻底分开的做法，具体落实到民国整体史之内，就是杨天宏先生所指责的东西，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既有的民国史研究被条块分割，不成系统。研究北洋时期经济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时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于不顾，至于社会史研究，更好像与从总体上建构了民国“社会”的国家无关。一切专门的研究都没有统摄，而“专门史”的学科设置似乎还给这样的研究状况提供了合理依据。

这其实再一次展现了杨天宏先生在理论上矛盾立场：一方面他要求一种整体，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整体；他一方面要把民国历史的整体从碎片化的研究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拒绝在真正的整体上发现民国历史。落实于“呼吁”的论证方面，就立即凸显出论证的乏力与矛盾。杨先生说：

我之所以在呼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时特别强调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为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头十五年是各种制度的发轫期，种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

他希望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政治是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政治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是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杨天宏先生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比如，他举了宗教的例子、举了教育的例子、举了经济的例子，其结论是想说：

此外，政治还与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就连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也因系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他时段历史发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决”作用在民国历史中却体现得异常明显。

从杨天宏先生所举的例子，以及他的结论来看，其实，他并没有讲出比“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这句话更多的东西。因为政治本来就是上层建筑，是集中的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东西，那么，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有什么稀奇的吗？再比如，杨天宏先生举的一个例子：

“二次革命”发生后，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乱秩序的孙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边，亦与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有关。经济法规的制定属政治行为，可证民国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

这个例子显然是与杨先生举例的出发点相悖的。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那么，我们可以反问：袁世凯及北京政府为什么要制定经济法规建立经济秩序呢？其动力何来呢？难道不是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在政府的政治行动上的反应？难道不是北京政府为了获得普遍的政治支持而出台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说：这一大段史实，可证民国经济对于政治的作用。

杨天宏先生一定会反驳说，最关键问题在于“政治先决”，而不是“发生联系”。所谓“政治先决”指的是杨天宏先生自己的“发现”：

中国的现代化属外生、后发类型，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往往很难适用。例如在民国的制度建构上，就殊难体现本土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进建构，却能够对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其实，并不是“过去那一整套”理论“很难适用”，而是杨天宏先生没有真正理解“过去那一整套。”民国在制度上的构建，的确是高举于“本土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也的确是在“新制度”引进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的。但是，这种“反作用”并不是杨天宏先生认定的“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意义上的“反作用”。与其说是那种高举于现实之上的各种制度尝试，对于现实起了巨大的“反作用”，不如说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起作用；与其说它们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不如说，它们根本就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恰恰因为当时中国的赤裸裸的现实不会跟着设计出来的制度的变动而变动，于是，立即造成一个后果，即政治制度本身只能“反过来”跟着混乱不堪的现实的变动而变动。与其说这些变来变去的制度起了为以后的历史奠定基础的作用，不如说，恰恰是这些变来变去的高举于现实之上的制度尝试，起了让自己彻底破产的作用，也就起了让那种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就改变国家面貌的想法的彻底破产的作用。而只有那种立足于真正的现实的社会改造与革命，进而改变国家面貌的努力，才成为掌握未来历史趋向的真理。也就是说，通过杨天宏先生所说的“政治先决”，以及这种“政治先决”的各种变动及其彻底破产，反过来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杨天宏先生明明想强调的是整体，但当他不顾现实，而把民国政治作了“先决”的理解后，其实是把民国政治人为的抬高到现实之上，任由它自己在自身完满的抽象逻辑当中运动，比如，他讨论《临时约法》的时候，并不讨论它本身的效力如何，而讨论用“比较宪法学的眼光”如何来审视；不讨论1923年宪法的生命力如何，而讨论它在国体、政体设计上是否“符合民主宪政的原则”。也就是说，杨天宏先生用一个更加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外在标准来审视已经作为经过抽象的上层建筑本身。其结果，无疑的就是民国政治史不仅不会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变成一种彻底外在于历史的抽象，进而把政治与其他的相互关系，变作了政治对其他的指手画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且尴尬的现象呢？论证的乏力与矛盾并不是史实的不确切造成的，而是理论上的矛盾造成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历史生成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历史中的方方面面——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这些东西本身是历史整体中的，他们每一个都是历史整体生成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定要把某一个内容提升为有着根本重要的东西，似乎不将它摆在一个突出位置，历史就没办法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讲法，也讲经济，但是，那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范畴]批判意义上的揭示，和在现代历史学内部的经济史的讲法是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的，这里不做展开。）真正的关键在于整体，我们大可以从无数可能的方面去走进历史——哪怕是从某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走进历史，但是，我们走进历史的目的不是就这一方面阐发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是要通过这一方面的内容的阐发展示历史的整体、历史的全部。杨天宏先生其实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说：

政治史并不是导引民国史研究的惟一路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解，选择其中一种因素，找到其与别的历史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至少在做具体门类的研究时以其他历史因素作为宏观背景，形成一种学术“定位系统”，俾所有历史因子在历史书写中各得其所。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均不失为有价值的研究取向。

但是，杨天宏先生又固执的说：

不过以我的理解，能够在研究技术上超过政治史对于其他历史板块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以整合其他历史因素的“纲”的选择将不得不仍然是政治。这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至少比没有统合的孤立研究更加接近新史学前期及中期领军人物提倡的“整体史”书写的境地。

如果达到了前面那一段话的思想，并不应该导致后面这一段话的出现，然而，它却出现了。杨先生一不小心又退回到那样一种保守的、号称要整体实际上却拒绝整体的立场上去了。作为真正的史家，不管是研究政治史也好，研究经济史也好，研究社会史也好……不管从哪一个方面切入历史研究，重要的是在这些具体的某一方面的书写之中，展示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模样，而不是陷在某一个方面里，同时，不断的论证这一方面如何重要，而一旦掉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中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前面谈到的那种“尴尬的现象”，因为，各执一偏，不见全体，就其一偏而言一偏之重要，本身就会从其本身所由来之处遭到批判——比如，以经济来证明政治的重要，同样就可以反过来通过政治来证明经济的重要。这是必然的。只有跳出这样一种偏狭，在整体上观照，自然可以做到无论谈政治、还是谈经济，或是谈文化……谈什么都可以谈出时代的整体模样。

同样，要展示出一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又会涉及到所有时代，必须去探讨与理解前代与后代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就能够理解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也立即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现代历史学必然不会把《史记》看做是一部它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问题不在于《史记》本身是否考据严谨、是否材料坚实；问题倒在于现代历史学从自我认定的根基上就把自己从历史生成本身中抽离出来，他们本来就只打算做历史的旁观者和材料的堆积者，因此，他们不会有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也不会有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因而现代历史学也就永远写不出《史记》这样的不朽的著作。

现代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越是深入，他们也就越有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冲动，因为，虽然他们主动的把自己与历史切开，但是，历史进程本身并没有将他们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排斥在历史之外，历史材料不可避免的勾连起来的历史整体运动会逼迫他们走出自己的狭小的领域。但是，胆小的现代历史学家，在获得这种原始冲动的时候，又基本上都退却了。就像杨天宏先生一样，雄心勃勃的要用民国政治史统帅整个民国史时，却又自觉的从绪论开篇就宣布自己并“没有做整体史研究的抱负”。

201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