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说难此文很长，因为要从根本上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美帝是纸老虎）_风闻

正本清源

——对经济发展的认识论层次上的思考

 

经济发展就像人们为了更接近太阳的美好愿望而用砖垒一个金字塔。刚开始，除了锄头、铲子之类的工具外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块待建的工地，这时人们想都差不多，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塔建起来，所以就一起和泥做砖；经过一段时间，砖的数量足以开始垒塔了，一部分人就去垒塔，剩下的人继续做砖以供应垒塔的需要；当塔渐渐垒得高起来后，有人发现“等着下面做砖的人送来砖再往上垒”的做法效率太低了，他们也不想先下来地上做砖，做了足够多后又上塔垒塔，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太费事了，但他们也不想闲着等地上供应砖，于是有个聪明人建议先搬下层的砖建上层，然后用新做的去补下层被借走的砖；这样做刚开始运行地很好、效率很高，因为做砖的人尚多，补给的砖始终大于搬走的数量。随着塔越来越高，看到高处的人们可以更接近太阳了，地上做砖的人羡慕了，纷纷有人放下做砖工作，跑去垒砖或从下层往上层搬砖，而此时上层垒砖的人看到源源不断的从下层搬上来砖还以为真的有这么多砖，而不知道其实好多砖其实是下层借来的，并非地面上做出来供应的，从而兴奋地继续往高垒，享受着他们正在更接近太阳的辉煌。他们往上越高，和地上做砖的沟通越难，越不知道实际的砖供应量，在各个岗位上搬砖的人也只看到面前流动的砖供应，也不关心地上的砖供应，也不关心上层的塔垒到了什么高度，总之人们都不太愿意做砖了，而是借口搬砖往塔顶爬，在地上做砖的人越来越少，搬下层甚至基层砖垒塔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一个结构危险的塔出现了，细而高，甚至下细上粗。而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发生的故事。

众所周知，社会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的延伸，因此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解决经济发展之本质的问题，解决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认识论的问题。拙文正是建立在这个目的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在思考以下问题时，我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事外，给自己一个不考虑自身利益的上帝的视角，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的经济）。

一、经济的本质是粮食所固定下来的太阳能，简单地说就是，经济的本质就是粮食产量。

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供1个人进行正常劳动300天所需的粮食，把它分成300份；我要盖一栋房子，假如由我独自盖，需要300天，其中50天用来炼铁、50天用来把铁铸成钢筋、50天用来烧砖、50天用来做水泥、50天用来建房、50天用来装修，这样正好在吃完300份粮食后盖好房子，那么就可以说这栋盖好的房子的价值是300份粮食；假如我把这300份粮食分给和我完全一样的300人，其中50人是炼铁的、50人是把铁铸成钢筋的、50人是烧砖的、50人是做水泥的、50人是来建房的、50人是装修的，让他们帮我建房，那么在不考虑工序时，他们1天就帮我建好了房子，而且这房子的价值仍然是300分粮食。也就是说，任何人类劳动产品都可以还原为粮食或能量，也就能用一个固定基值来衡量任何商品。

粮食产量决定了经济发展规模，其它任何经济活动并不增加经济总量，而只是完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发展本身。

二、人通过劳动，将粮食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商品，变成持有者的财产，而整个社会的财产总和就是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在个体中的横向分布比例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未来财富的分配比例，相当于一种股权，即现在拥有的财富越多，在未来分配到的财富就越多。正是社会财富的这种性质导致了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必然，而金融工具则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催化剂。

三、商品的价值是用生产它的粮食消耗量来衡量的，而商品的价格则是用货币来衡量。即商品的价值一经生产出来就确定了，它由社会生产力决定，波动很小；而商品价格是通过博弈实现的，它由市场决定，波动会很大。

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资本是将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等效后，实现劳动的财富分配功能的载体。资本不能创造财富，而是财富本身，因此对于个人而言，资本的增加就是财富的增加，也就能通过资本的流动获得财富，完成了财富分配。

五、从长期来看，以粮食减产为代价的任何发展模式都是自掘坟墓。一个稳健可持续的经济体必定建立在有稳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必须保证其粮食不减产。因此农业永远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而粮食浪费不利于经济。

六、全球每天的经济增量是个有限值，这个值相当于能养活35亿人。

七、欧洲、日本的经济衰退是在其粮食产量不足情况下，其相对优势减弱或消失后产生的。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当于粮食的积累，这一本质只有在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减弱或消失后才显现出来。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等于一个基础值与一个附加值之和，粮食产量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值，附加值由其相对优势决定，即相对优势没有了之后附加值就为0。

八、中国的经济强劲发展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且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美国的经济也是农业支撑的。

九、劳动（或就业）的经济功能是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而社会功能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或通过社会分工使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更有效率，是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转化器。就业率并不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但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社会发展程度。农民最终必然回归成为一种职业，包括在就业率内。

十、在粮食生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才对经济发展有意义。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只是解决经济流动性的问题，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

 

因此，对于解决经济发展的认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分开来看。现有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是一元的，即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一体的；而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二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因此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实现社会繁荣。解决经济增长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而解决社会效益是解决“吃完饭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的本质是粮食所固定的能量，也就是粮食产量”。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用得最多最广也最有效的衡量经济规模的尺度就是粮食产量，而用贵金属、货币等衡量是近现代的事了，其原因是工商业发展的强劲势头掩盖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是一种主观的忽视。然而事实是，从远古至今，经济的粮食本质都没变过，因为民一直是以食为天的。没有了粮食，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历史中记载了很多“斗米值三四钱”和“斗米值千金”的案例，这充分证明了米的价值一直不变，而金钱价值却一直在变，可见粮食在经济中的本质性。有人会问，为什么黄金白银在现在的一些战乱国家（比如说中东和非洲的）仍然受追捧呢，而并未受到其低下的粮食生产量影响？因为在这些国家之外的地方黄金还在受追捧。假如发生了全球性的战争，使全球粮食都极其短缺时，也必将出现“斗米值千金”的事。因此可以说，粮食以外的任何东西的经济价值都是以粮食为基础的，可以用粮食来衡量。

认识到这一点后，观察某个地区的经济之兴衰就会变得清晰，显著观察对象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鄂尔多斯、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其“兴”得益于这些地区在当时时空相对于其他地区拥有的相对优势，有自然资源优势、地理优势、技术优势、政策优势等；借力于货币的流通功能，伴随着人的流入，其他地区的粮食流到了这些地区提供给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改造自然使其有利于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来说必定是出口型的，这也符合事实。但这些地区本地的粮食生产是不足的，也就是经济潜力是非常有限甚至是缺乏潜力的，这为其“衰”埋下了伏笔。当这些地方的相对优势减弱后，其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必定减弱，也就是说粮食注入减少，而当地又无法维持足够的粮食生产，那么如鄂尔多斯、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则出现人口流出，城市变得萧条；如台湾和日本则出现不可逆转甚至难以改善的经济衰退。

解决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即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后，才能研究经济增长能带来的社会效益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要认识到“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在经济层面的意义是分配粮食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很显然，没人吃的粮食是没意义。同样，埋在地下的财富也是没有意义。因此分配社会财富是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通过就业分配，即按劳分配，这在任何社会都将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第二类是通过强制力分配，即按需分配，这是对按劳分配方式的补充，以校正个体差异导致的社会不公。

因此，在能够保障粮食产量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就可概括为：引导资本创造就业机会、出台政策保证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在粮食产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凯恩斯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粮食产量得到保障，只有在粮食生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才对经济发展有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凯恩斯就业就是为了分配财富，实际就是把“按需分配”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实现。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也不需要搞平均主义，但过度集中的社会财富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的扭曲社会，压制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甚至挫败经济增长的动力，埋下社会失序的祸根。

第三个层次要认识到“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在社会层面的意义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个层次的认识决定了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的判据，即：经济活动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的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大量人群的生活质量；而一些依附于富人的职业需求剧增是社会的退步，因为这些职业是服务于少数人的（虽然保姆不应受到歧视，但这作为一个职业不应该被鼓励，保姆的后代不应该还是保姆，而应该创造一个培养保姆的子女去制造机器人来代替保姆服务的社会环境）。

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社会也存在“吃饱饭”后“干什么”的问题。是得过且过地去纵情肆欲，还是劳逸结合地规划未来？一个纵情肆欲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资本过多地投入到与人的吃喝玩乐有关的方面，奢靡浪费之风盛行。这样的社会必将衰败。而一个劳逸结合的、有规划的社会，人们不缺娱乐资源，但社会资本能被合理用于政道、商道、学术、技术、艺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代社会太浮躁，现代经济纷乱复杂，根源在于人们对社会和经济的认识的混乱，在于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心，在于社会发展很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人们的认知，指明经济发展的本质，消除人们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心（毕竟粮食生产是可见的，可知的，而不像各种经济学数据那样抽象，难以理解）；让人们清楚，只要粮食生产有保障，对未来经济就可以有信心，剩下的就是通过就业进行分配的问题，创造就业方向的参考系是尽量让人们去从事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保证所有人有进行劳动的食物供给，让所有人发挥自己所长去进行自然改造，将食物提供的能量转化为包括衣、食、住、行、乐等等各个方面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需要，从而打造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惠及众人的、人民向往的美好社会。

当然这三个认识也许指向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遥远理想，但却是可及的，甚至是让人类社会良好运转的必然要求。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不应该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即个体间的收入差距不大；而主要是表现在社会地位方面，且社会地位是由个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决定的。例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和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不应该太大，但普通员工在工作中肯定得服从总经理指挥，而总经理之所以是总经理是因为其能力与普通员工相比更适合从事管理工作。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个什么都公有共有的社会，而是一个个体财富差距不大、个人财产权受保护（我的还是我的，你的还是你的）的物质丰富的社会。

 

对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释放了粮食生产力，保证了中国粮食产量持续且相对均衡增加，实现了经济规模的稳步扩大；另一方面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保证了人民消耗较少的粮食进行了大量的自然改造（或劳动），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质量，吃得少做得多，就相当于把300份粮食分给600个人盖了2栋房子，经济规模不变，产生的社会效益翻番。这两个方面的双引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兴”，而近年我国出现的经济问题是与粮食生产的不均衡发展有重大关系。近10年很多地区放弃了粮食生产，在不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却牺牲了当地的经济动力——粮食生产，因此就全国范围来看，粮食生产相对集中，虽然总量有增加，但不同地区间的分配不平衡，导致了“经济规模继续增大，而带来的社会效益不变甚至减小”的后果。

事实上，社会财富是以一个相对稳定的有限值增长的，即粮食产量。这就像稳定出水的泉眼，人们依靠这个泉眼生存生活，并通过各种手段取水。小农经济时期，不同地区有很多相对独立的小泉眼，人们从各自的泉眼取水，虽然每个泉眼的出水量不一样，但大多人接受这种差距，自给自足。但到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相当于用各种管道把所有泉眼连成一个共同的泉眼网，这样一来，泉水就通过管道快速汇聚（水往低处流），形成湖；而取水能力强的人就能看似合情合理地在这个泉眼抽走其他泉眼的水，致使个体间的储水量差异增大。那些生活在小泉眼附近的人，看到身边的小泉眼存不住水，而有些地方的泉却汇聚成湖，很多人就会废弃身边的泉眼，任其干涸，来到湖边生存生活。而那些仍然生活在这些干涸泉眼周围的人，要么是离开身边的泉眼到其他泉眼取水，要么是等着整个泉眼网整体水位上升后的倒灌水。然而事实是，湖水本就来自各个小泉眼，湖底下真正的泉眼出水量并没有改变，所以在废弃干涸的小泉眼越来越多时，整个泉眼网络的整体出水量就会减少，湖水位会逐年下降，直到湖水满足不了湖边生活的人们的需求时，危机爆发。

农村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小泉眼，城市相当于这里所说的湖，经济下滑相当于整体出水量减少，经济困境相当于湖水开始满足不了湖边生活的人，经济危机相当于危机爆发。

一般来说，现代社会初期，快速汇聚的泉水有利于高效使用，这就是投资的意义；但这种汇聚并不是理所当然、绝对合法的（资本主义认为这是绝对合法的，即“商人的天职是使利益最大化”），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需要。因此，当湖边开始有人浪费湖水，或湖边人口已经饱合，取水开始变得困难时，有三种解决思路：一是把湖边的私人储水池中的水强行抽回湖里，这相当于对富人增税。这种方法并没有解决问题本质，效果也有限，因为富人有足够的方法规避。二是让湖边后来的难以生活的人带上仅够生存的湖水，赶回他们原来的泉眼边，让他们自己重新开发，使小泉眼再次出水；同时控制湖边私人储水量增加。这相当于政府出资让农村进城务工人口回农村重建。三是让私人储水量大的人带上足够的水，带领湖在湖边难以生活的人前往已经干涸的泉眼开发，让所有泉眼都再次活起来，正是“哪得泉水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相当于引导资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口回流农村。

从以上思路出发，我对我国经济有以下观察和思考。

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非常大，但很多地方的人口规模与其粮食生产能力是基本匹配的。现阶段农业处于小农生产与规模化的过渡时期，且规模化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其他非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以分散的小农生产为主。

最近10多年的经济建设，转移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这一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人力保障；但另一方面却抽空了那些分散的粮食生产地区的劳动力。我观察到，农村大量耕地闲置多年，闲置面积仍有扩大趋势，而当地的粮食供应压力向粮食主产区转移。西部农村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在全国范围内表现为我国粮食进口需求增大。房地产开发也占用了大量优质耕地。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经济理论，粮食供应不足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缺乏潜力的，那么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就应该是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全面发展现代化农业。而我国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决定农业发展模式必须要因地制宜，平稳过渡。在时间方向上，我们要向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让技术和管理成为农业的核心力量，让农民各尽其力，成为农产品生产工人，让“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不受歧视的职业，让农村不再是一个人人想逃离的地方。在空间地理上，则要让粮食生产尽量本地化，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县为最小单位，推动农业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引导资金向农业规模化经营流动，引导投资流向农村，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回流农村。

只要粮食不减产，经济的问题就不是增长不增长的问题，而是分配和流动的问题。投资不能增加经济体量，却能激发起经济活力。我国城市建设趋于饱合，因此可以将过剩产能用于农村建设，闲置资本投向农村。这是一个补短板的过程。但农业经营的资金周转周期较长，民间资本流向农业的意愿较小，因此政府层面的投资和投资引导极为重要。民间资本和农村之间的合作共赢可以考虑用长期低收益补偿短期高收益。这样一来就可以减轻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生产压力，有条件将部分土地退耕还林，以减缓环境压力，改善北方空气质量。

具体来说，农业发展需要统筹规划，依靠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建立一个以县为最小单位的全国农产品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平台，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农业生产指导和农业资源的调配，争取主要粮食生产在县一级自给自足，尽量保证省级范围内的粮食供应能自给自足。其它农副产品在省一级因地制宜进行统筹发展，少数依赖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实施国家统筹发展。这样做可以避免农民在市场信息滞后、不对称的情况下盲目种植造成损失。

 

资本主义至今几百年，其成功之处在于向人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商人或企业的天职就是将利益最大化，并让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为无需讨论的法理，其合法性或合理性都不会被怀疑。而这将会被历史证明是错的。

拙文的理论让我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实实在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保证人类社会良好运转，而我们要做的是为“为人民服务”从最本质的经济基础上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理系统，建立一套社会规范。我把社会职业分为五类：政道、商道、学术、技术、艺术。

政商言道，是因为政商是关系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职业，是有一种内在自洽的社会道德标准的，需要大局观，需要远见。学、技、艺言术，是因为这三个方面道德标准更具有专业性，道德标准规范范围小些。

政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出发点，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脉之传承。商道以“为人民服务”是商业的内在需求，因为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商品，真正巨大成功的都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民生活提供方便的，是出售给人民的，商品有多大的用户人群才有多大的销售潜力，用户群大小决定商品销售额。至于所谓的“服务高端人群”其实不是常态，只是一种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的扭曲状态。

学术，如教育、科研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相对间接，着眼于未来。技术的“为人民服务”要求是隐含在其他职业里。艺术“为人民服务”类似商道，只是对于人民来说相对次要，服务对象庞杂。

总之，是时候重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了。

201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