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政治致辞如何让“二老满意”？_风闻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老师：《修辞学的政法家门》，感谢作者授权推送。若您阅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与分享公众号“雅理读书”（yalipub）。】

**对现当代汉语修辞实践影响最大的，在我看来，是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无论是国共合作推动的还是，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争取民意，争取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与先前改朝换代的统治者争取的对象不同，这个持续的大革命不排斥传统知识精英，但必须更多关注传统政治中根本没有或不很重要的农民、工人、市民、商人和小知识分子等；他们数量巨大，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教育背景、利益和政治理想非常不同。争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口头交流、演说和宣传，无论是北伐还是抗战，无论是“土改”还是抗美援朝，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农村，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学校。哪怕革命建立的政权不符合民主的“精髓”，毫无疑问，民众的参与还是大大增加和扩展了。正是这一根本变革促使政治修辞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蔓延，主要不是以文字，而是公共言说，用最大多数普通人立马能听懂的口语，从普通人有切身感受的问题开始。 现代中国的言说和聆听主体都不再是相对标准化的士大夫了，受众开始有了各自的音容笑貌。说话目中无人的时代过去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政治，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言说，自己的受众，创造了新的修辞实践，也创造着新的政治修辞。

近现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演说家和修辞家，他们留下的公共发言，无论是政治报告、社论、演说还是简单的致辞，看似传统的论说文和政论文，却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的特殊文体，运用的，有，但主要不是或不限于传统汉语的文学修辞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修辞实践变革的真正推手不是作者，不是作者的文字和/或口头表达能力，而是作者心目中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广大民众。**无论政治文化精英如何批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都不可否认，自1911年以来，中国是一个共和国，任何政治领袖和精英都必须首先关注和说服普通民众。 而在此意义上，民众已经参与了政治决策，并至少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之一。

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不仅文学教授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也不仅是政治家、外交家的著名发言； 即使一些“军人”甚至“粗人”的公共发言，都首先并直接诉诸广大受众听觉、视觉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情感认同。1953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报告宣称：“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典型的政治修辞，不仅有比喻、象征和抽象，而且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一个象征；在这一特定场合，修辞要素还有彭老总的着装、身份、形象和语气，而最具说服力的是他身后翻飞并穿越了上甘岭硝烟的志愿军军旗。1965年9 月29 日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如果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打入中国怎么办？陈毅元帅说，中国人不好战，可如果美国真把侵略战争强加给“老子”，“老子欢迎他们早点来，明天就来”；他双手揪起两鬓白发激情地说，“老子已经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头发都白了！”发表时，为了“文雅”，避免“好战”，《人民日报》把“老子”一一改成“我”或“我们”； 却还是，甚至只有，这个“川话版”，加之“将军白发”，加之中国人很容易想到的拍马叫阵的虎将张飞、许褚（尽管陈以“儒将”闻名），才有了至今仍令人（普通中国人）动容的强大修辞力量。

哪里是传统修辞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哪里是文学的或语言学的修辞手段？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精英的修辞？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横空出世地，因此是独立地，创造了在性质上与古希腊作为政治学分支的修辞学更为一致的现代中国的政治修辞实践。

还可以以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以及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为例。三者都是政治文件，两篇是开幕词，让人一听就够够的了；最后一篇还用了1/3篇幅交代了会议程序。但，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这些文字简洁、朴素、雄浑、大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是，这里有排比，但力量主要不来自排比。这些句子（包括前引彭德怀的句子）很长，还相当“欧化”，与传统中文无论是句型还是结构都很不一样；但可以预期，普通农民工人也大致能听懂这种长句。

它大大丰富和改善了现代中文的表达力。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仅就语言的感染力而言，这些表达足以打动所有人，即使他未能充分理解，甚或理解了也反对，其中的某些政治主张或命题。 

今天有人，甚至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与毛（以及其他人）的特殊身份有关。但这一定是错的，是下意识的嫉妒——似乎当年有他在那里，就没毛泽东什么事了，或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实在一些不太重大问题的言说或文字中，毛同样展示了面对公众的杰出修辞，即便是一些闲笔或公文。

 你还可以比较一下毛与前后的中国领导人，包括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和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强人，的许多演说和致辞，就可以发现演说的感染力与演说者的身份，甚至与为之发表演说的事件重大与否都关系不大。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针对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顶尖重大事件，几乎天然会唤起浴血八年的中国人的全部复杂情感；但这篇精心的修辞实在缺乏感染力，太委屈这个伟大历史时刻了。蒋先生，大国领袖，三军统帅，在开篇中，在中国这个较少基督徒却有更多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国度内，居然仅仅会同全世界基督徒“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这何止是愚蠢，简直就是愚蠢！”

政治修辞的新实践在现代中国已持续将近100年了，但汉语修辞学界，中国社会对此缺乏足够关注，甚至似乎没有能力关注，更未从经验上予以系统总结、梳理和反思，自然更少自觉继承、发展和创造。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远去，社会政治生活已逐步常规化，政治治理已日益科层化，直面群众的政治动员稀少了，或日益程式化、仪式化了。另一方面，“反右”、“文革”的惨痛经历，以及今天开始盛行的“政治正确”以看似对立的方式同样规训着政治精英们谨言慎行；王朔的话，就是让“二老满意”（老百姓和老干部/革命）。 **今天的政治领导人，无论是即兴还是持稿，表达都远不如早先的革命群众运动领袖鲜明、生动，富有感染力。一个“不折腾”让许多人眼前一亮； 一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引来了太多没必要的阐释， 很 “文青”，甚至很“小资”；**而所谓枕边书《沉思录》中那所谓的“最经典的一句话”，给人的感觉相同，却更多出一点矫饰和平庸； 甚至，它很令我想起了蒋公当年的追求。

这是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也许是必定甚或值得的代价。 我不迷恋“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我们必须重视并珍视一个伟大年代留给我们的政治修辞实践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