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投降和“9.18”的枪声_风闻

● 谭吉坷德

87年前今日的夜晚，沈阳北大营的枪声掀开了一个东海小国对曾经宗主国吞并的帷幕。

这不仅仅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同时也肇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对此定义为：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个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血腥时期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9.18”，一个中国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从这天起，日军在中日战争中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不到1000人击溃了沈阳的20万军队；不到1万人的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不到5000人占领了华北，28个日本兵攻占了热河；十几个日本兵就可以扫荡几个县，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押解着2000多南京战俘走向死亡……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天皇诏书”之前10几天，日军仍然以每天占领中国一个县城的战绩让国军望而生畏。

是中国人有问题吗？是中国人天然的应该承受这样的耻辱吗？同样的中国人，却在抗战结束五年后，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强大的联合国军，终结了美国战无不胜的神话。

中日战争对以上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当一国的精英将投降视为唯一出路，在精神和思想上被他国控制并绝对服从的时候，灾难就已经开始并且无法避免。这就是中日战争中中国耻辱的本源。

甲午战争打断了由大清朝领导的有满族特色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为中国制造的梦魇击碎所有人的强国梦。中国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地域和文化的关系，使他们的目光首先投向日本。出现了去中国化和日本化的浪潮。

“9.18”事变前后，绝大多数中国精英实现了信仰的日本化。他们认为日本化是中国的最好选择，走日本化的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国民政府，其成员主要是由留学日本的中国精英组成。

当这些“日本留学生”用完全日本化的思维改变中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当“灵魂空心化、精神债务化”的买办经济获得了“黄金十年”，当上海成为“东方巴黎”，当中国的权贵精英沉溺在“夜上海、夜上海，这是一个不夜城”享受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时候，日本老师突然翻脸，用“9.18”的枪声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中日国”是不存在的，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两个字——侵略。

面对“老师”的变脸，中国的权贵精英在“懵逼”后，以他们日本化的思维，以他们对日本深入骨髓的崇拜和恐惧，迅速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那就是投降。

看看中国抗日十大汉奸、看看投降日本人的58名将军以上的军官、看看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方面面投降日本人的中国精英的日本履历，也就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耻辱。近300万投降日寇的中国军队居然远远超过入侵者的军队人数，这也许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中国汉奸是一个活得很滋润的群体。常住中国的英国侨民科林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汉奸的数量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和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最讲究气节风骨的民族同时又是汉奸最多的民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份宣战宣言缺少最关键的生效日期，按照国际法是一份无效的文件。所有这一切，都和蒋委员长及其重要班底成员的日本基因有关。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和“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手令。

简单的说，日本给中国带来的耻辱来源于中国精英的崇日、媚日、恐日的心理情节。来源于近百年的日本文化渗透和侵略，来源于中国精英已经成为新利益集团因而无视日本吞并中国的基本国策。

诞生于农本时代的中华文化在工业化的冲击中出现了文化断层和“经”、“史”断裂。中国的精英阶层一直坚定不移的认为全盘西化才是唯一方向，只有向先进文化俯首称臣才能够改变中国。在中国历次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充斥着“两个凡是”，那就是“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错误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是中国精英投降主义的基本逻辑。正是这种虫豸般的低级思维挑逗日本的“大陆政策”由吞并东北，再到吞并华北，直到“三个月吞并中国”。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对着中美冲突，一大批中国精英跳了出来，告诉我们中国只有投降的一条道路。这一景象和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中国的舆论氛围很相似。那时的精英公知和今天的精英公知一样告诉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除了投降无路可走。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倡导投降主义路线的是日本人培养的，今天的这些人是美国培养的。

美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操碎了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中国停下改革的步伐，决不允许中国的“改革开放”停顿。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专门为中国成立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等等机构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迸发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热情。和当年日本培养中国留学生一样，美国也为中国在经济、金融、法律、文化等方面培养了全方位的大批人才。正是这些精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撑，掌控着今日中国的话语权。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凝聚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尽管中国用社会沦陷、资源损耗、环境污染、道德崩溃、创造超过美国的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等巨大代价证明了他们理论的破产；尽管他们已经把精英、专家、学者、权威、公知、学术、良知等美好的词汇集体糟蹋了一个遍，尽管“中美国”的神话已经成为一个笑话，可是这些人仍然没有最起码的“耻感”。

在特朗普搞“美国优先”的今天，一些设计和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精英们正在利用由他们制造的社会矛盾、问题和危机，利用他们掌控的话语权大声疾呼，要让5%在改革中获利者的利益优先。他们不仅仅是为这个利益集团服务，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当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如何改造中国，使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合法化，保持对美国利益输送的渠道畅通，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共同豢养的中国精英共同研讨的一个大课题。

今天上午，就在“9.18”警报即将鸣响之前我看到了两则新闻。其一是联想杨元庆的“联想不是一个中国企业”。我很惊诧。中兴已经沦为了美国的“加工车间”，海航、安邦.、平安的身份模糊不清让人们着急。作为中国民族产业的一面旗帜、中国“硅谷”中关村标识的联想居然也不是一家中国企业，这是要打谁的脸？

第二则新闻是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经济决策“智库”的“50人论坛”研讨会在京召开。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旗手吴敬琏再一次抛出了效率优先的老调，“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大家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中国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今日中国仍然在努力修复的沉重负担。正是为了根除这一弊端，十八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吴市场”要挑战什么？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谈国有资产流失时讲到，我们的思路应放宽阔一些，国有资产“资产即使在民营企业家手里也是中国的，这是社会资本。” 不知这位先生是否更想说，“国有资产即使在美国手里也是中国的，这是人类资本。”  

这些精英们很聪明，他们将问题牢牢的归结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却从来不承认是改革方向、价值趋向和改革伦理上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拜精英及其美国老板所赐。对于这些言论，张召忠将军的一句话颇为点评到位****，“不能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去忽悠。专家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表，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不能帮着美国来忽悠中国。**”

我一直在谨慎的使用“汉奸”二字。因为这个词汇的内涵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活跃于主流媒体、荧光灯下逢美日必吹嘘者正在消除自由和道德的底线。按他们的说法，秦桧不是汉奸、汪精卫、周佛海、川岛芳子都不是汉奸；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还有中日新思维，重新评价八国联军的作用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些话的人是汉奸，那么当代是几千年来汉奸最风光最幸福的时期。

《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9.18”警报鸣响的时候，读着2000多年前古人的警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今日中国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能否摆脱美国代理人在政策领域对中国决定性的影响，恢复大众民主，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服从，重构改革伦理，坚决的与利益集团和资本切割，坚定的站到人民一方。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投降主义和汉奸思维进行深度清理。“不换思想就换人”，用在此处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