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 in the Heaven：布莱恩的天津回忆_风闻

布莱恩·鲍尔（Brian Power）是个出生在天津的英国人，准确地来说，是爱尔兰人。尽管他生活在天津的那段岁月里（1918-1936）英帝国已不再如日中天，可是生活在租界中的外国人依旧享受着长久以来的特权，仿佛时间永远凝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顶点。

可是鲍尔的生活却终究与这份洋人的特权和高人一等有些距离，鲍尔的父亲来自爱尔兰，也就是虽与趾高气昂的英格兰人同属联合王国但又被视作乡巴佬的那群人。自中世纪以来，爱尔兰就成为野心勃勃地英格兰殖民者首要的拓殖目标，自那时起爱尔兰人就一直忍受着英格兰人的剥削。即使1801年正式被并入联合王国，英格兰人依旧视爱尔兰人为穷亲戚和野蛮的农民，尽管英帝国的奠基过程处处都能见到爱尔兰人的身影。1845年开始的爱尔兰土豆歉收导致了大饥荒，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灾难，和中国王朝长久以来的赈灾传统不同[1]，英国政府的不作为加剧了灾害的严重程度，饥荒造成的死亡和被迫移民致使爱尔兰损失了数百万人的人口，而美国社会中的数千万爱尔兰裔居民，就大部分来自这次饥荒所导致了迁徙。鲍尔家族正是这场劫难的见证人之一，鲍尔一家有十二个孩子，其中一个去了首都都柏林，三个移民美国，三个参加了皇家海军，三个女孩都做了修女，唯一留在家中帮父母种地的只有一个女儿，而鲍尔的父亲斯蒂芬，则选择了来到中国[2]。

斯蒂芬之所以会选择来到中国，是因为掌管着清帝国海关的赫德爵士，就是个爱尔兰人。

赫德爵士

赫德对于爱尔兰人的照顾是有目共睹的，他声称可以把任何陷在泥塘里的爱尔兰人，培养为一个风度翩翩，能够为皇帝效力的官员[3]。尽管海关税务司被认为是清廷内部最现代化，效率最高的部门，可是许多外国人对赫德的偏私行为还是颇有微词，美国人阿林敦说这群爱尔兰人把大把的时间消磨在俱乐部中，沉迷扑克和台球而不学习中文，可是只要声称自己和赫德有某种亲戚关系，就会得到赫德的照顾[4]。尽管赫德自己在青年时代表现出相当的虔诚[5]，可是他手下的人就并非如此了[6]，阿林敦观察到走私无处不在，比如把鸦片藏在掏空了的卷心菜当中，可是最绝的是把《圣经》中间的书页切掉，然后把鸦片藏在封面和封底之间！阿林敦于是揶揄说：“难怪《圣经》的销量不断增长，宗教小册子，不管是以一点钱出售还是免费赠送，都用来垫了本地人的鞋底而不是灵魂”[7]。

可尽管如此，爱尔兰人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还是导致小布莱恩无法进入条件更好，但是主要是英国国教徒子女的学校，而不得不入学法国人创办的，天主教学校。这个学校里几乎都是混血儿，尤其是俄国革命之后，来自西伯利亚的白俄为多，这些人粗野而强壮，布莱恩和他们混久了之后，本来就很不熟练的英语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对布莱恩来说，从小和中国佣人生活在一起，加上他父母并不和睦，所以汉语或许更接近是他的母语，在进入学校之前，他甚至只会汉语。

可是即便如此，布莱恩同中国社会也存在相当的心理隔阂，他的童年里始终萦绕着被他称之为“白莲教”的恶魔组织，当然他所说的白莲教大概是泛指一切中国的秘密会社组织，而这一恐惧或许一方面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另一方面也和更近的义和团运动有关，正如拍摄于1963年的电影《北京五十五日》（55Days at Peking）的主题曲中的一段歌词：

The drums have long been muffled,

The bugles cease to ring,

But through the ages,

You can hear them echoing.

战鼓之声久低沉，

号角亦未闻，

可尽管岁月飞逝

回荡之音仍存[8]。

洋人始终对于统治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恐惧[9]，布莱恩十分鲜明的记得他家附近的一个说书人，有一天突然做出了一个预言，说中国古代的神话英雄们，一定会回来把天津从洋兵手中夺回来。布莱恩内心自然是不能没有惊恐，只是回家路上看到街上的英国兵身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才感受到一丝的宽慰[10]。他母亲经常和他说，如果中国人开始攻击，所有人都会躲到租界里的戈登堂中避难。

20世纪初的戈登堂

戈登堂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楼的别称，是19世纪天津体量最大的一座建筑，至于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命名，则是因为此人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后，参与了天津的开埠和租界的规划。后来戈登又到上海接替常胜军指挥官，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

身着黄马褂的戈登

事实上戈登所带领的常胜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不再突出，和他的前任，擅长权术并与清廷官员过从甚密的华尔不同，戈登本人只寻求虚无缥缈的荣誉，并且只是依靠先进的武器来弥补纪律涣散的军队。正是因为戈登的自负和对自己名声的顾虑，清廷成功地保持住了对于戈登的控制，李鸿章和戈登因此保持了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11]。而戈登堂1890年落成的时候，李鸿章也参与了落成的典礼。

许多洋人自豪于这一桩具有鲜明维多利亚时代古典风格的建筑中，唯独布莱恩的一个朋友“疯子麦克”认为这座建筑让他想起了爱丁堡城外的监狱[12]。这个疯子麦克是个钢琴调音师，当年中国市场刚刚开辟时，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一定需要成百上千的钢琴，可是从欧洲千里迢迢运来的钢琴却一架都卖不出去，直到在仓库中腐烂。后来有一些军阀，比如冯玉祥，为了时髦而开始购买钢琴，麦克就常常深入内地为这些军阀调琴。麦克尽管表面上疯疯癫癫，但是却常常语出惊人，有一次布莱恩一家谈到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迫害，尤其是因为一战中的复活节起义等等原因时，麦克语带讥讽地说，爱尔兰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可是爱尔兰人却在加州迫害中国人，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工地里，爱尔兰人放狗去咬中国人，抢劫，殴打，驱逐他们，在旧金山又用石头丢中国洗衣工，因为中国人用低廉的工资做卖力气的活，抢了爱尔兰人的饭碗[13]。

小布莱恩当然还无法理解这些话背后纠缠着的无数人痛苦的历史，或许只有爱尔兰人的苦难，即是他还从未踏上过爱尔兰的土地，才被牢牢地铭记。布莱恩和他哥哥因为恶作剧而被退学，不得不选择英国人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建筑简直是殖民地武力征服历史的缩影，教学楼的两扇大门之间悬挂着英王乔治五世和女王玛丽的肖像，肖像的下面就是学校的保护神，其头冠就是用来纪念1858-1860年英国派来中国的全权大使，领导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额尔金，十字交叉的宝剑纪念上文提到的戈登，而海马则是为了纪念炮轰广州城的西马糜各厘（Michael Seymour）海军上将[14]。这些人都是1860年代奠定中英新的权力关系的关键性人物，因此也就成为了殖民地洋人所崇拜的图腾。

当上历史课时，老师问新来的布莱恩说，对于英国的历史了解多少，布莱恩回答说，不知道，只了解爱尔兰大饥荒和复活节起义。老师默然，转过头去继续讲他的詹姆斯一世，并强调这是英国近代史的开端[15]。

1936年，布莱恩回英国读书，因而躲过了之后中国大地上更为深重的劫难。可是回到英国，也无法逃过随之而来的二战，而正是二战的战火，终于毁灭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帝国基业，所以布莱恩这一代人，恰好见证了19世纪最庞大的帝国如何走向崩解。而他文笔优美的回忆录，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多元而混杂的天津社会，这种混杂所带来的文化融合、冲突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记录与诠释，无疑是最令我感到着迷的一段历史。

后记：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特别喜欢读这个类型的作品，即在华外国人的回忆与见闻录，我硕士的选题或许也于此有关。我觉得他们的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其中有洋人自己文化的反射，也有中国社会经过文化滤镜之后的折射，而这种反射和折射过程，就造就了极为有趣，可供分析的文本。我觉得仅仅做文本分析还是不够，我希望能够用这些文本再创造出别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想呈现的无非是历史的复杂性而非某种黑白对立，或许只有承认这种历史中的混杂与晦暗不明，我们才不会被所有先入为主的框架和理论所蒙蔽，才能回归真正的叙事传统。

[1]这里我想提一下艾志瑞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饥馑的文化反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这本书介绍的丁戊奇荒的灾难性程度和爱尔兰大饥荒不相上下，可是中英两国政府的作为却大相径庭，尽管在中国的英国人把丁戊奇荒作为是中国落后的表现，但是相比于以“看不见的手”做遁词而逃避救灾责任的英国政府而言，清朝还是对自己子民深泽厚仁的国家。

[2]布莱恩·鲍尔，《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193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页49。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Fort in the Heaven，直译过来就是天国中的堡垒，这是对天津租界，甚至全中国租界洋人社会最贴切的比喻，可惜译名没有体现这一点。

[3]鲍尔，《租界生活》，页51。

[4]阿林敦，《青龙过眼》，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168。

[5]费正清 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6]即是如此，赫德还是建立了内外班制度，洋人在内班，有实权，升迁快，而华人在外班，任务重而升迁无望，用人问题上赫德的偏私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前人的研究中早有说明，费正清对于赫德的评价似乎确实有点太高。见中国海关学会 编，《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页67、170-171。

[7]阿林敦，《青龙过眼》，页147。

[8]这首曲子就叫55 days atPeking，歌词是我自己翻译的。

[9]赫德在亲历了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后，在许多杂志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对西方人的治外法权、基督教传教士的跋扈和以联军武力为后盾的趁火打劫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英国人一直以来对华政策少有的连续性，即不能让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可是英国人的作为却是步步深入，这也体现出殖民政策的非连续性和非计划性。见，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0]鲍尔，《租界生活》，页20。

[11] R.J.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167、197。

[12]显然这个麦克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为将这种公共建筑和监狱，以及全景敞视主义相联系的想法，直到福柯才被提出。见福柯，《规训与惩罚：现代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3]鲍尔，《租界生活》，页53-56。有关加州中国人遭到的种族主义歧视，可见韩瑞的研究，中国人和白人的冲突被比喻为“米与肉的斗争”，而中国人因为强大的忍耐力和极为低廉的工资而使美国人感到危机，因此也有了黄祸的说法，见韩瑞，《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4]鲍尔，《租界生活》，页146。

[15]鲍尔，《租界生活》，页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