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浪花：插入语_风闻

     现在，让我暂时离开电影画面，来说几句话吧。

     这些似乎是写几部电影的文字，为什么要题为“激流·浪花”？       

     因为我想写的主题，其实是：

     历史；

     内嵌在，涌动在这些影像中的历史。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些剪接下来的光与影，带着星星点点的斑驳，长长短短的晕圈，还带着一种像是夏日的雷雨过后湿润的、苦涩的香味。——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因为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正规的本科生（虽然父亲早就进城工作了，我们一家还是应乡亲们邀请回乡庆祝），村里特地请来了电影放映队，就在村口的坪里，放了两场露天电影。那一晚上，我一边和乡亲们看着那些很老套的武侠片，一边就闻着从田野里传来的夏日雷雨过后的气息。

     那天放的片子有一部叫《神枪雪恨》。为什么我记得它呢？因为里面有个美丽的女主角。但是电影里美丽的女主角又何其多也？那么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尾的演员表打出了这位女演员的名字：

         爱新觉罗•洁。

         谁都知道：这个姓氏属于谁。这位饰演农家姑娘的女孩，原来还是位“格格”。 

        

          （真正的格格：演员爱新觉罗·洁）

         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是一种历史感：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她祖上统治的封建社会里，演员或者说“戏子”是被视同娼妓的贱业，但是在新的中国，演员和千千万万个职业一样，是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并且享有“文艺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是宣传党的路线、政策、主张，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表现劳动人民伟大斗争和生活风貌的先锋和骨干——他（她）们不是因为漂亮，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这样光荣重大的使命和在其中展现出的艺术才华，而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喜爱。

       这位格格是1969年出生的，她从艺时的偶像，一定就是秦怡、谢芳那样德艺双馨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格格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榜样面前，就会感到：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一事无成，不是真正的高贵，用辛勤的劳动为大家做有意义的事情来体现自己的才华与个性，才是人的尊严和价值。

         所以我才能在这田野的风里，和乡亲们一起，欣赏到这样一位格格为我们演绎抗战年代里那些奋起反抗的男男女女的贫苦农民……

        然而，后来我知道：这位美丽淳朴中透着素雅刚强的“格格”，在这部影片拍摄两三年后，死去了，才不过二十七岁。

        死因是：吸毒过量。

         这再次让我感到了那两个字：

         历史。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那位末代皇帝溥仪回顾自己前后两个半生发出的感慨。

        新中国曾经用不到三年时间就消灭了卖淫嫖娼和贩毒吸毒现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很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最干净的社会。——几十年后小平同志回忆起这一真正史无前例的成就来，仍然满怀自豪：

     “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社会丑恶现象。”

      这个事实也可以提醒那些攻击共产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不错，共产党从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更反对那些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的三纲五常，他们甚至要打破儒家传统的很多东西，但正是这样一来，儒家先贤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他们却是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最认真、最热忱、最奋不顾身地去实践并且让大多数老百姓感到是明明白白地实现了的。这不值得我们那些真想弘扬传统文化的朋友们深思吗？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两蒋时代让女孩子对美国大兵投怀送抱，今天则大谈“慰安妇是自愿”的台湾，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试问我们是应该为这样的“传统文化”感到脸红呢？还是应该对这些人引用孟子的话“不要脸的人装作要脸，真是不要脸啊！（无耻之耻，无耻矣！）”呢？。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格格”死了。

      因为：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又活了。

       是改革开放不好吗？

       不是。——我相信，千百万创造和享受着今日中国的各种成就的同胞都会这样回答。

       是历史。历史的激流，总不是那么驯服，总是在左冲右撞中浪花飞溅；总不是那么笔直，总是在前进中打出一个个可惊可叹有时也可悲的回旋。      

    “文革”是这样，今天的改革也是这样。 ——“文革”需要反思，今天的改革就不需要吗？

        它们让我们感到陌生，因为洋溢在这些影像内外的中国历史，奔腾万里，激流似箭，弹指间，“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然而正因为如此，历史需要审视，需要我们从远到近，从近到远悉心审视：要看到奔腾浩荡的激流，也要看到那些回旋和浪花。

     而这些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最为自由，最为形象、鲜明、细腻，也就是最为生活化的切入和体验历史的方式。——记住我前面引用的恩格斯的话吧：文学艺术家有时能比职业历史学家教会我们更多关于历史的东西。     

     但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影片，从另一些角度，从另一些影像，另一些人的话语里去透视那段历史吧。——我觉得，在继续解读影片的过程中，我们的心里如果能给这些影像和话语留下一个位置，就能做到宏观和微观视野的融合，就更能感受到那些清秀、凄美之中的壮丽和庄严，那些在影片中需要我们说出的画外音（有一些我已经说了，但还远远不够），那些影片结局之后还等待着我们去思索、选择和书写的东西。                

    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颜元叔教授1991年（那正是因为两年前的某次事件，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中国又面临西方的孤立封锁，许多人把新中国说得一无是处，在谈论“中国崩溃”的年代）撰文这样写下了他对新中国到那时为止的四十年历史的感受：               

    “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40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40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  

    “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40年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他们、她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       

     “这条路中国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强大，明日的中国若不更强大，那么天理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反省我的爱国情操，似乎浓烈得近乎疯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而已。”

                                                                                  ——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

               

     这样的话，出自一名“隔岸观火”的台湾教授之笔下——二十多年前我在上大学时读到这些话，是感到十分震惊的。

      但颜教授并不以为自己说这些话令人震惊，他的老家是湖南株洲，他一直以毛泽东的老乡自居，他童年时亲眼见过日寇蹂躏乡里的凶残，后来留学美国，又亲自感受过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他认为：有我这样经历的人，如果还不爱国，那才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所以到了晚年接受株洲电视台采访时，这位教了一辈子英文的教授一谈到“中国要富强，要超过美国，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觉得这也是毛泽东的愿望”，还是情难自制，哽咽失语。

     而在他看来，真正令人震惊，令世界震惊的，还是他笔下的这些“男女好汉”。

      比如这位被称为“铁人”的工人：               

 （“铁人”王进喜舍身护油井）     

    还有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画”——从落款可以看出，这些画有不少就创作于文革年代，很多创作者就是一边用锄头铁镐改造山河，一边用画笔记录这开天辟地的雄伟场面的普通工农：              

      当即就有所谓“民运”分子拿“文革”、“大跃进”等所谓“灾难”来指责他。

      颜教授反驳道：     

   “如今是可以从历史的远近景中，去解说过去，诠解过去，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时候了。你说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杀死了2000万人——我想你没有夸大——这2000万人之死，有的是他杀，有的是自杀，有的死时反常地激昂（我的一位堂兄被中共枪毙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有的死时正常地激昂（家父的副官、抱我上小学的平常哥被当做国特枪毙时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有的死于土改，有的死于“文革”，有的死于“三反”、“五反”，有的死于饥饿，有的该死，有的不该死，有的为救国死，有的为建国死，……每一个死者的个案，都可分别判定缘由与是非。然而，这项像造长城一般的工程，要一砖一石地推敲，是任何历史家或法律家都永远理不清的。看历史，只能宏观；看历史，只能抓住两头，抓住“始“，抓住“终”。”   

    “什么成就不需要牺牲？！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要把中国从那种落后的境界推向现代世界，这牺牲必须惊天动地，才能有惊天动地的成就。理论上说，这一切的牺牲即属必要，因此该牺牲也就牺牲！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死亡与苦难显然是不必要的，应可避免的。可是，一部开山机推过来，该推翻的被推翻了，不该推翻的也一齐给推翻了。时代的巨变是全面的，无选择的，欧立德（T．S．Eliot——引者注：大陆译“艾略特”）的“三王朝圣” 说耶稣之降临，毁掉了坏的，也毁掉了三王手持S.herbert的优美生活。叶慈（W.S.Yeats——引者注：大陆译“叶芝”）的“二度来临”中的宇宙魂巨兽带来巨变，是善恶不加抉择的。我是以这种模式看中国之巨变。固然，这巨变引发多少血泪，然而巨变是历史之必须，不变则中国不会变。而且，在人的良知指引下——若非全部指引，至少是部分的指引——这巨变乃是从坏变好，从旧中国变到新中国。 ”                              

                                                                         ——《盘古龙之再临》      

       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想起那首熟悉的歌曲：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叫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这些姑娘小伙汇成的“男女好汉（“好汉”也有女的，这大概是“女汉子”一词的最早出处吧，有心人可以考证一下）”的革命和建设大军的总体，他们舍生忘死推动下的国家铿锵有力的前进步伐，古老民族获得新生的漫长伟大的历程，这就是颜教授要那些近视眼去看的历史激流。

     但其实，仅仅就微观的角度看，那个时代仍然有着无数令人感到温暖的东西：           

 （为解放军叔叔“演节目”的小家伙）

      

   （部队女卫生员给房东孩子看病）

          

        （守卫边疆的女民兵）

     

      （参加劳动的中学生们）

 

    （解放军“阿姨”们）

                      

    （那个年代的“空姐”）

   

      一位当年的解放军同志撰文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在1966年6月初一上午9点钟，我在市人武部值班，当时市人武部在安阳市文峰区西大街，西邻居失火，怎么办?去不去救火，当时市人武部就我一个在家值班，火场就是战场，不管它，救火是当务之急，我就跑步去救火，房间躺着一位老大娘，冒着火进屋叫：“老大娘着火了，快起来!”

   老人说，瘫痪起不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上全身的力气，将老人从烈火中抱出来。这时邻居也赶来救火，一起将老人身上的火扑灭。随后我又冒火进屋拿东西，火已经着得很大，当我第三次进屋拿东西时，一位老人拉着我说：“解放军同志，东西不重要，人的命重要，你的手和脸上都烧伤了。”

     当时人少，水浇不灭，眼看两间房被大火烧光，这时老人的儿女们也回来了，一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紧张，很心疼和难过，有位老人说：“要不是解放军同志从火中抱出你们的娘，会活活的烧死。”这时老人儿女们都下跪给我磕头，哭着说：“救啦我娘的命，永远不会忘记你解放军同志。”“不要这样，快照顾老人。”我离开了现场，去二医院门诊部，当时他们问怎么烧伤，我说被火烧的，有位老大夫让我脸上用棉球轻轻地擦一下，手上的伤包扎了一下，我就离开了医院。     

       他也写下了当时那种社会平等和互助的氛围：

    “1966年8月初一晚上9点，原市人武部曲光部长小儿发烧39度，曲光部长已调南乐县人武部，爱人行动不便，我带着孩子去市人民医院急诊室看病，看病的人员非常多，排队按号看病。这时四个人抬着一个病人，说：“他是我们的火车司机，医生救救他生命吧。”这时我向医生建议，先给火车司机看病，对火车司机进行了检查，一检查，胃穿孔，需要马上手术，晚了就没有命了，我将曲光部长的孩子交给医生，让医生给孩子看病。我帮忙交了330元的手续费病人抬进了手术室进行了手术，争取了抢救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手术医生说：“不是这位解放军同志帮忙争取了抢救生命的时间，否者就很难抢救活。”这时已经两点钟，我领着孩子回武装部。邯郸铁路局的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为了感谢解放军，准备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330元手续费和感谢信。邯郸铁路分局几十个人敲锣打鼓来到市人武部，表示感谢，给我赠送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还有330元的手续费，当时我说啥都不要，他们讲：“公家已经报销，您一定要收下，帮了大忙，争取了抢救的时间，会永远牢记你解放军同志救命这件事。”    

     接着，这位解放军同志，也讲了一个和《小街》很类似但结局完全不同的“头发的故事”：

    “196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0点，我在市人武部值班，一位女同志一进值班室就跪下，我说：“同志快起来说话，不要这样。”

    女同志说：“你能救我，我就起来。”

    我说：“能，快起来。”她把帽子一摘，光头，怪吓人的：“有人说我表现不好，把我的头剃光游街，这是我多年荣获的奖状，有少部分人对我这样不公平，我无法活在人世间了，想离开人间，就此了结。我已买了安眠药，回去喝。解放军同志，你说个公道话，能救救我吗?”

   我请示了部领导，将女教师的情况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部领导很重视，指示我以市人武部党委秘书的身份，给安阳市教育委员会领导打电话，让他们妥善处理。我按照部领导的指示给安阳市教育委员会领导打通了电话，我说：“回去吧。你是一名优秀教师，很有前途，要珍惜生命，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你还来找我，对你一定要负责到底。“

     在当年的9月份一天上午10点钟，在安阳市北大街，这位女教师，拥抱的我紧紧的，我说：“你不能这样，快松开，我是解放军，影响不好。”她松开了，她哭着向围观的群众说明情况：“不是解放军同志救了我，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组织上对我很关心，很重视，安排我到了一个学校任副校长，才有了新生。这位解放军同志救了我，所以我才拥抱他。”围观的群众高呼：“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这件事，对我一生教育很大，只要认真负责为群众办事，就能得到真心拥护。”                                   

                                                         ——《我的军队生涯——不忘初心，继续革命》   

      激流中的“浪花”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应该也要看到这些“浪花”，才能对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不错，影片中的刘文英陷入了沉思，陷入了深刻的痛苦、矛盾、彷徨、失落。我相信，这样的沉思，这样的痛苦、矛盾、彷徨、失落，在那个时代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矛盾呢？

      其实刘文英自己的个人利益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任何损害，相反她倒是当上了可以对秋石这样的“反动权威”颐指气使的“革命小将”。但是，正因为刘文英他（她）们其实是纯真赤诚的，是勇于为他们心中的理想和真理而奋斗的，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事与愿违的时候，甚至自己所深信的某些“理论权威”很可能不那么完美甚至别有用心的时候，他们才会痛苦，才会矛盾，才会想要采取什么行动来挽回，这其实不是为了别的，还是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和刘文英们同龄的剧作家黄纪苏，曾经这样描述过他自己对那个时代及其思想遗产的认识——我并不同意黄纪苏对当代的某些过于悲观的看法，但他讲述的这些话，我觉得有助于理解“刘文英”们的心路：

   “”正”是一种信念，相信人心尚有可敬，人事尚有可为，未来尚有可期，相信社会可以变得更公平、更体面一些。这种信念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寄存于诗书的人类伟大传统，也有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所感染的社会风气。今天的精英一说起毛时代的教育，好像就是一孩子抱一瓶“狼奶”，喝完了就乱扑乱咬。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不是事实——精英们如狼似虎的做派很可能源自毛时代过火的阶级斗争教育，还真赖不着美苏孔孟——但也太简单化了。毛时代的教育也有很温暖的一面。我上小学时，副市长掏粪，国家主席跟掏粪工人握手，这样高贵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不可能不对一个少年润物无声。老师告诉我们不要见了掏粪工人绕着跑，我至今碰到掏粪车掏粪工都会放慢脚步，经常提醒孩子见了残疾人别大惊小怪刺激了人家。学校组织去农村劳动，农民苦成那样，却对我们“大老远来的”孩子那样照顾。焦裕禄式的干部，不仅仅听说过而且也见过。由于有了这一切，你就不会跟着他们相信世界上除了伪君子就是真小人，就不会相信人类社会只能是野生动物园，解构批判就不会成为你的所有视角，冷嘲热讽就不会成为你的全部语言。我这一代人有幸经历了那场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是迄今人类告别丛林世界最声势浩大的一次出走，虽然后来走得山重水复，人仰马翻，在幻灭中收场，但其向上的初心、向善的目的以及种种如歌如画的事迹，自有一种庄严法相，值得你用一种诚正的心情去面对，用一种雅正的语言去表达。                                           

                 ——《如果没有革命，世界会是什么样？》      

      我其实是爱着刘文英那样的人们的——这可不仅是因为张瑜长得漂亮。

     我知道他（她）们的难——每个有理想的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无数次地体验这种难，经过了这种难的人，才能有一种冷静的热情、深刻的纯粹、丰富的简单、谦逊的勇敢和灵活的坚持。

    我知道他（她）们的幼稚，他（她）们的一点虚荣心，他（她）们思想的某些惰性和惯性，以及某些人对他们的刻意利用，还有社会现实的分外复杂，在那个年代里曾经让他（她）们陷入过极“左”的狂热；

    而后又有人（有时就是先前那同一伙人）想利用他（她）们的悔恨、痛苦、彷徨、失落和逆反心理，想把他（她）们引向极右，引向彻底否定革命理想的方向。

      我知道，有些“思想家”、“历史学家”正在喋喋不休地威逼和劝诱他（她）们：如今只有走这后一条路，才是“彻底反思”、“彻底忏悔”、“彻底吐出狼奶”、“彻底肃清文革流毒”、“拥抱普世价值”、“回归人类主流文明”。

      但是我希望他（她）们能想一想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几段话：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共产党人从来不拒绝反思自己的错误——翻开历史，你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讲自己错误讲得最多最透（有时甚至讲得有些过头，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复杂）的党派。

      这种反思，当然是深刻的，是沉重甚至沉痛的。

      但它决不是宗教式的“忏悔”，决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什么“精神解脱”，更不是去向敌人摇尾乞怜、屈膝投降。

     反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进团结，提供借鉴，利于以后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得更好。——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而这只能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用非理性的态度甚至滥情作秀的态度来进行。           

    “黎明已带我上路，我不能停下脚步，善良的人们在为我祝福。”     

      ——记住吧，昨天和今天、老的和新的刘文英同志们： 

       善良的人们，

       在为你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