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制度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_风闻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文章从跨国比较的视角，研究消极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PLMP,ALMP）以及就业保护立法（EPL）如何塑造失业和无保障就业（签订临时合同或没有合同）的经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失业的影响较大，但与无保障就业的相关性较小。具体而言，较高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缓解失业对福祉的负面影响，但对健康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还讨论了可能性解释：更高的ALMP支出会增加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关于EPL，在内部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放宽对临时就业的限制会增加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

​引 言

在过去三十年里，许多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已有社会科学家研究了这一变化对个人福祉和健康的影响，包括失业对健康的影响、临时就业和无保障就业对工人福利的影响等。尽管现有许多研究对为什么失业和无保障就业会对个人福祉产生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我们对缓冲或加剧这些后果的因素知之甚少。只有少数研究采取跨国比较的视角，并对国家有关政策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如消极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PLMP，ALMP）以及就业保护立法（EPL）。

作者考虑到两个额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扩展了以前的研究。虽然失业救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安抚政策，但关于失业再就业、无保障就业等政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培训计划或创造就业机会等措施影响失业者的就业能力，发挥着与就业等同的功能。另一方面，EPL不仅影响失业者和从事无保障工作工人的再就业机会，也影响永久就业和临时就业之间的关系。在正规就业的EPL低的地方，合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那么重要。作者还进一步区分了EPL的正规就业和临时就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放松管制的文献一再强调，许多国家已经放缓了对后者的监管，同时对正常就业工人的保护没有改变。

总体来说，本文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失业和无保障就业如何影响雇员福祉和健康？其次，PLMP、ALMP以及EPL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研究策略

本文使用欧洲社会调查（ESS）第1-6轮（2002-2012）的微观数据，包括112个国家/地区约89,000个样本数据，用生活满意度感知和自评健康分别代表个体福祉和健康；同时补充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时变宏观指标（PLMP，ALMP，EPL）。研究还区分了永久合同的雇员、固定期限合同和没有合同的雇员，以便对不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节作用进行差异化分析。除了福祉之外，分析自我评定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检验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也能够影响可塑性较低的社会特征。此外，在单篇文章中比较PLMP，ALMP和EPL的调节作用，可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具体实施中，作者采用三级随机效应模型和包括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混合线性回归模型，借助宏观变量在数据范围内的时变性估计政策的影响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不仅减少了国家层面的数据不准确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即主观幸福感或健康报告中的文化偏见大多被排除。

理论和假设

失业、无保障就业，福祉和健康

为什么失业和无保障就业会对福祉和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以往的理论，Nordenmark & Strandh（1999）强调了两种就业的回报，这些回报可以让个人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满足。在就业是常态并且是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中，工作是个人身份和参与社会的核心。因此预计失业对个人的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论证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无保障就业会对个人福祉和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首先，人们常常认为，无保障就业随时会有失业风险。是否被雇佣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失去工作的经济和社会心理负担。与永久性工作相比，临时工作或完全没有合同的工作在定义上伴随着较少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De Witte 2005)。

假设1与就业相比，失业对个人福祉和健康有负面影响；             

假设2与稳定性工作相比，无保障就业对个人福祉和健康有负面影响。

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节作用

参考以往的研究，可以合理地假设失业救济金缓和了失业和无保障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影响。可以预期，失业救济不仅弥补了失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慷慨的失业救济金还可以减少失业带来的耻辱感（例如，Wulfgramm 2014）。而对于无保障就业的工人的福祉应该提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获得或多或少能够保证其生活水平的福利。

假设3失业救济金越慷慨，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弱；

假设4失业救济金越慷慨，无保障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弱。

考虑到培训计划或创造就业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取决于他们与正规就业的接近程度，他们与如何感知和匹配参与者的需求相关（Strandh, 2001；Wulfgramm, 2014）。尽管如此，权衡不同的论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的支持越多，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弱；

假设6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的支持越多，无保障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弱。

严格的正规就业EPL加强了劳动力市场内部人（有永久合同的工人）和外部人（临时合同或无合同）之间的区别。具体而言，经济理论认为，严格的正规就业EPL会增加解雇和雇用工人的成本，从而减少失业率的转变（Ochsen & Welsch 2012）。

假设7正规就业的就业保护立法越强，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假设8正规就业的就业保护立法越强，无保障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同样可以合理地假设，在对正规就业有严格的EPL的国家，放松使用临时合同会加剧失业和无保障就业的负面影响。假设边缘处的所谓灵活化导致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更加强烈的分裂。

假设9在有正规就业的强有力的就业保护立法的国家，减少对临时就业的限制，会导致失业对福祉和健康产生更强烈的负面影响。

假设10在有正规就业的强有力的就业保护立法的国家，减少对临时就业的限制，导致无保障就业对福祉和健康产生更强烈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

估计结果显示，失业和无保障就业对个人福祉和健康都有负面影响，并且失业的影响大约是无保障就业（包括临时合同和没有合同两种情况）的五倍。这表明失业仍然是对工人福祉和健康的更大威胁。同时本文的分析补充了具有时变宏观指标的微观数据，也表明失业和无保障就业的负面影响因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而异。

同以往研究（参见O’Campo等人2015年的综述）一致的是，作者发现慷慨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缓解失业对福祉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关于自评健康的分析中没有发现其积极的调节作用，这表明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心理安抚方面的效用可能比健康方面更好。

另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Carr & Chung, 2014 ; Scherer, 2009）的结论是，本文没有发现失业救济金能够减轻劳动力中的福祉和健康不平等。这可能有几方面原因。首先Carr和Chung（2014）关注的是主观的就业不安全感，而我们则通过合同状态来检查差异。另外可能是国家选择的差异，例如Scherer（2009年）仅关注16个西欧国家。鉴于这些不同的发现，本文的一个优点是它提供了失业和无保障就业影响的可比估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宏观政策如何调节这些影响。

另外，ALMP对于无保障就业工人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并不重要；而且在ALMP支出较高的国家，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增加。最后本文还发现，EPL可以缓解失业对福祉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为前文的预期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在对劳动力市场内部人员进行更严格保护的国家，失业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在区分正常就业工人的工作保障条款和限制使用临时工方面，我们还发现放松对后者的管制会加剧失业的负面影响，但仅限于EPL较高的国家。这一结果同人们担心的边缘部分放松管制或灵活化可能导致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更加强烈的分裂。

**文献来源：**Voßemer J, Gebel M, Täht K, et al. The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and Insecure Jobs on Well-Being and 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abor Market Polic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1-29.

文献整理：杨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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