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响的非系统性思考_风闻

● 谭吉坷德

佛教“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

                            ——唐 • 傅奕

学诚和尚栽了！

这位堪称中国第一僧的佛教界最高首脑在肉搏中追寻佛教三宝的神秘探索被一份95页的检举文件粗暴的打断。

佛教界的反应是第一时间将释学诚踢了出来，以此证明这只是一个个案，是一个孤例。这一事件只是和学诚大师的身体状况以及他的荷尔蒙有关，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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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学诚和尚一个人的堕落。

以神圣的名义藏污纳垢是宗教一个无法掩盖的特征。特别是“以戒为师”的佛教这方面的疤痕更加鲜亮。学诚和尚不过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使人们感到有点无法接受。这和那个“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了革命”的惊诧其实是一个道理。这也和清朝时达赖第六代祖师去和酒女谈恋爱以及蒙古的活佛患梅毒烂塌了鼻子引起的轰动基本是一个故事。

“和尚是色中饿鬼！”纵观历史，横看今朝，僧人们都在前赴后继的来证明这一铁律。所以学诚的堕落不过是这一群体堕落的一滴水滴而已。佛教界的人欲横流和铜臭味从来都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一宗教的标识和印记。禁欲主义的教义和疯狂纵欲的冲突构成了佛教法与非法的一大矛盾。中国历史上的正史、野史杂记特别是纪实特征鲜明的明清小说当中有无数对于和尚放纵淫荡，绝不怕僧行戒律的介绍，告诉人们僧尼对金钱和肉欲的追求远远超越于普通世人。有一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话印证了这种现象：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头秃，一发淫毒。古语云“地狱门前僧道多”，确实有其道理。

佛教有句名言：“三界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也就是说，有淫欲之心就会沦落三界之中而不得解脱。事实上佛教的景象如何，晚明僧人圆澄写了一部《慨古录》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自己的发现和一个个实例告诉人们，绝大多数僧尼的动机和追求无外乎财色二字，青灯之下难觅清心寡欲，佛号之中唯见人欲横流。“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致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或言我已成佛，哄诱男女，致生他事。”

和人们想象大为不同的是，禁欲主义的佛教教义并不回避性交。佛教正统经文当中佛祖说了很多淫欲的话。《佛说观佛三味海经卷》栩栩如生的描绘了释迦牟尼在众淫女面前展现生殖器，“初出之时犹如八岁童子身根，渐渐长大如少年型，诸女见己皆悉欢喜。时阴马藏渐渐长大如莲花幢……”释迦牟尼说只有斩断淫欲后才有得菩提的希望，他自己却在出家数年之后，生出了他的儿子罗喉罗，不知这点应作如何解释。相信学诚和尚也在为此困惑。

学诚和尚的“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倡导的一种修行方法，又被称为“延彻尔法”“大喜乐”“秘密法”，被密宗列为最高级的无上密法，其实就是印度房中术。这一方法在成吉思汗年代进入中国，在元顺帝时期发扬光大。密宗佛像俗称欢喜佛，又称“大圣欢喜天”。今日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传佛教寺庙中都可以见到。满清时期更在宫廷中设置欢喜佛，宫中喇嘛以房中术固宠并借机淫乐。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学诚和尚是汉传佛教的领军人物，而汉传佛教认为“双修”并非正法，是禁止修炼的。不知道是佛法搞糊涂了和尚，还是和尚正在创新佛法。学诚和尚对这一禁区的突破说明女信徒不但拜了密宗喇嘛上师要面临“双修”的问题，即使拜了汉传佛教的上师，也同样不能避免床上的修炼。有的女信徒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上师，是用身体供奉还是借身体成佛，这个“欢喜缘”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女回头全身烂”，其中的感受只有当事人才讲得清楚。

南怀瑾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佛教密宗“男女双修”。这篇文章扭扭捏捏拐来拐去的暗示似乎有那一种叫做“双修”的密法，但是“功夫不到，别瞎胡闹”。令人不解的是“大德高僧”却将这一无上心法传给了基本没有什么功力的元顺帝，任由其去胡闹。不仅如此，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功力低级的同志都受过此法的灌顶，开启了有满族特色的大清朝“双修”之路。这是有意坑人还是另有隐情？这有点像今日骗人的P2P金融平台，只有操盘的人才能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能说佛教界中没有执着于深山古刹、晨钟暮鼓，抱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信仰的真正修行者，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出世的佛教与世俗的世界一直都是一对矛盾的综合体。佛教越是世俗化真心信仰的人就越少甚至消失。佛教一直在塑造一个西天极乐世界，却又把俗世当做自己的唯一寄生宿主和唯一养分。在这红尘浊世之中，没有任何劳作，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有钱、有闲、有市场且荷尔蒙累积超标的僧侣们堕落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小和尚宣淫谓之破戒，大和尚宣淫就是修行。佛教中的好多逻辑，其实混乱的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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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的学诚和尚背后的佛教是个什么东西？这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佛教的大乘佛经就有几亿字。佛法的法门据说就有84000多种。这种被佛教宣称操控宇宙、穷及八荒、玄而又玄，人类最大的超级智慧的东西，你若是与其纠缠，极容易被其庞杂的体系搞晕了头，恐怕累死八辈祖宗也无济于事。其实大家只要记住佛教勃起于五胡乱华时期，就是那个华夏人民被称为“两脚羊”的悲惨时代。与西方宗教把侵略者变成虎狼截然不同的是，佛教却一直把被侵略者变成了羔羊。自那时起每个朝代的终结都和佛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其终结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她已经不满足仅仅作为一个信徒，而是直接称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这位观世音菩萨没能够阻止辛亥革命这个幽灵的到来，反倒是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记住这些佛教和中国历史的因果，有助于人们在宏观视野上掀开佛教的袈裟。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他的祖国因为信佛而亡国，他投靠敌国宣扬佛法，敌国也因为信佛而灭亡。这不禁使人们对佛教的大智慧、大法力和“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的产品宣传存在着深深的质疑。大家都去修佛，谁来创造社会价值。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如何在立足。都去当和尚，谁来保卫国家？难道真的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时至今日，亚洲佛教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政治动荡，经济滞后，社会生活水平低下。比较典型的是缅甸和泰国这两个著名的佛国，仍然是世界上罕见的军人当政的国家。印度教与佛教继承性很强，印度至今仍然在种姓制度的泥潭中踟蹰。

佛教据说起源于释迦牟尼对人生的思考，其根本理论是因果报应和绝对的心灵超脱。佛教用冥想、意淫等手段帮助信徒摆脱生活的羁绊；用不入轮回，求得大自在来满足人类贪婪和懒惰；用不杀生、吃素、度人建立虚伪的道德制高点；用六道轮回引人入彀；用地狱和恶毒的诅咒来威胁所有的反对者、质疑者和不肯掏钱出来的人。

季羡林指出：“佛教的教义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佛教的矛盾、伪善和贪婪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沉沦，其文化的正义性、可行性一直在人们愤怒质疑的视野之中。“胡说八道”一词就是东晋之后，中原人对西域胡僧阐述“八道教”的一种讽刺。民间俗语中还有一个词叫做“鬼说六道”，指的就是胡僧传播的佛教中“三恶道”和“三善道”。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在佛经中和佛教徒阐释佛教的时候随处可见。高僧宣化上人极力推崇的《现代因果实录》中居然说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是活该，被日本人屠杀是报应。汶川大地震那天恰好是佛诞日，佛教中有人居然解释为那些死于地震的人都是前世负有罪孽，被轮回到那里接受报应的。这就不仅仅是胡说八道，这是在犯下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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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堕落与于世俗的堕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东西。

佛教告诉人们人生不过空苦二字，只有积累福报，向往来生才是正途。这极大地麻痹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意志，成为统治者的最佳权力助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和提倡，佛教如日中天的发展才会成为现实。在五胡乱华中勃兴的佛教与尘世的统治者很快合流，成为世俗权力最有力的统治工具，使佛教成了事实上的国教。他们用中国文字译经，偷换概念，置换华夏精神，使中华文明惨遭颠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创伤。

佛教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个错误，人生就是苦和空。“人生皆苦、寂灭为乐”。佛教徒就应该抛弃今生、积累福报、追求死亡，到极乐世界去享福。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华民族的天道公义、尚武精神、“立信、足食、足兵”的治国思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乐观向上的精神通通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佛教耗费巨大民财“像法西来”的造佛运动和全民修炼供佛。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岗石窟，魏文帝迁都洛阳后又营造了龙门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我们为之喟叹的人文景观，当时却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梦魇。

由于释迦牟尼在大量的经文中对抉眼与人、割肉喂鹰、投身饲虎、截头颅等毁身供佛的行为大加推崇宣扬，无数的佛教徒疯狂仿效，自残、自焚、自杀、伤残死亡者无数。自焚、自残、自杀、烧疤、灼顶、燃指、燃臂、燃身等修炼行为成为供养佛陀的崇高主流。你身上不缺少一点零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修炼。南朝梁代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唐代释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唐代释惠祥撰写的《弘赞法华传》、宋代的《宋高僧传》对此都有极为详尽的描述和记载。佛教是心灵鸡汤还是灵魂摧残谁能讲得清楚。

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写到，老百姓焚烧头顶和手指，互相仿效唯恐落后，丢掉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本分。佛骨如果经过各寺院，将会有人砍掉胳膊，割下身上的肉来奉献佛陀。如此伤风败俗，必定会被人们传为笑谈。韩愈没能够阻止这种邪祟的传播，事实正像韩愈预言的那样，史籍记载当时奉迎佛骨舍利的现场，“时有一军卒，断左臂与佛指舍利前，右手执之，一步一礼。又有僧人，将艾蒿点燃放于头顶，顶额焦烂，举止狼迫。至于膝步肘行啮指截发供养佛舍利者，则不可胜数。”实事求是地说，佛教中某些毁身供佛的自残、自焚、自杀行为已经具备了“弃实求虚”的邪教特征。胡适讲过，“信仰的印度化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诚哉斯言。

《梵网经》中释迦牟尼竟然告诉信众，“若无物，应卖自身及男女身，割自身肉卖，供给所需。”连身体都可以奉献，何况钱财。佛教的大部分教义都是为了繁荣寺院经济而产生的。信徒们一旦接受了佛教功德积累的说教，就会拼命的付出钱财、自残害命，着了魔的去积累功德，去购买一份据说会在下辈子兑现的高额回报的理财产品。

统治者也拼命的以国家的力量去积累功德。事实上，没有统治阶级支持，佛教的神话只能是一个笑话。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虔诚可见一斑。梁武帝为了积累功德、建庙度僧，大肆亏空财政，最后国破被活活饿死。武则天灭唐兴周，得力于佛教为其编造的华严经女皇佛授，使其拥有了执政的合理性。佛教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唐武宗灭佛，就在于日子已经实在过不下去了。佛教历史上四次被灭，根源都在于佛教不光是祸乱人心，更是威胁到了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和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元朝忽必烈时期，“国家财赋，半入西蕃”。仅当时元大都的一处寺庙，就拥有水田、旱田65000頃，同时还有山林、湖泊、鱼塘、竹场等29处。五胡乱华之后，佛教一直是仅次于政权的第二大利益集团。

不劳而获，受尽尊崇，有权、有钱、有女人，下辈子更牛。这种示范效应有多大，佛教的队伍就有多大。佛教一直习惯于将质疑的人称为邪魔外道，其实对中华文明来讲，佛教就是最大的邪魔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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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最需要佛教？

与佛教繁荣产生相对应的，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社会缺乏动力，公众利益被极大侵害、利益集团缺乏与民众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生产力倒退低下、人们对现实极度失望、民族主体信仰低迷、外部环境恶化。从历史上看，这都是亡国之兆。

佛教同政权是同盟关系，但往往又是政权的终结者。隋朝统一中国恢复汉人政权后，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结果两世而亡。唐朝中后期的三个皇帝都热衷于奉迎佛骨，结果一个一年后被宦官所杀，另一个奉迎佛骨后三个月就一命呜呼，最后一位的唐僖宗直接引爆了黄巢起义，导致唐朝的最终灭亡。历史上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家庭一旦信佛后，都会走向衰败。这一切正向韩愈说的那样，“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东晋以来数百年的治乱得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佛教破身破家、弱国弱种直至亡国的本色。佛教的实质和作用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质疑和警惕。

唐武德年间太史令，天文学家傅奕两次上书皇帝。他在《请废佛法表》《请除释教疏》中列举了佛教叫人无父无君无夫无子的弊病，一针见血的指出佛教“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

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列举了佛教误国，政权衰弱，族群弱种后慨言道，“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仅仅在有唐一代，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傅奕、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坚定反对佛教的唯物论者，保护了被佛教颠覆的中华文化的根脉。

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唯我独尊的佛教贬低天地，贬低人类，诱导人们厌恶天道，厌弃人间世界，弃实求虚。佛教盛行的社会，一定带来信仰缺失、民众困苦、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量低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废驰的恶果。最典型的是中国西藏，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仍然是骇人的奴隶制。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后，日本政府彻底打击佛教，扶持本土神道教，大量的吸收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文化和忠勇文化，国家民族意识上升，生产力和国力增强，在亚洲领先成为第一强国。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3000多年前的《诗经》大量的记录和歌颂了那个激情燃烧、谟拜英雄的岁月。这种家国文化和忠勇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伦理和情感主轴。只有大力弘扬这种文化，才能在战争和灾难面前体现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才会有人站出来牺牲和奉献。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勇士，而不是“泡妞”和敛财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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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堕落和文化堕落关联性很强。

佛教的堕落和乱像，更多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巨大亏空。

崇尚天道正义和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认为宇宙间的元始力量是至善至德。这种天道哲学和正义伦理是一切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天道正义是中华民族和天下苍生的道德之源、创造之源、文化之源，也是中华民族信仰的力量之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道运动活力刚劲，大地广博浑厚包容。君子要像天道一样刚毅劲健，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这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底色。

敬畏天道、崇尚正义、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最明显的文明特质和性格特征，承载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每当佛教勃兴猖獗之时，都是中华文化衰弱甚至颠覆的时刻。历史上的惨痛告诫我们，要对此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当然，要警惕的也不仅仅是佛教。

天道文化和佛教文化有何不同，这在和释迦牟尼大约同一时期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是大家的、所以要选贤任能、尊老爱幼，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男子努力工作，女人努力的生孩子和持家。浪费财物会受到鄙视，公私兼重成为普世价值。这样的社会宵小作祟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晚上也不用关上大门。这就是理想的大同社会。

佛教生命消极、不思进取、痴迷来世、不劳而获的人生观同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命的大义思想截然相反，同中华文明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思想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主流舆论认为佛教已经融入了中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应该被严重质疑的观点。我更赞成吳化之的结论：佛教入中国，不是佛教中国化，而是中国佛教化。佛教文化根本没有国家民族概念。天竺佛教是中土佛教的唯一定义者，所有的教规教义都是外来的，中土僧众俯首遵循，连姓氏都是外国的，是典型的佛籍华人，哪里来的佛教中国化？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若统治者无德，则天就要干涉。这就是由古及今人们苦苦追寻的的大同理想社会。上古时代天道恢宏、大道畅行、民风纯朴，很多圣贤先哲为了传承中华天道，放弃功名富贵，长养浩然正气，不失赤子之心。一直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安贫乐道、涵养天乐、舍身取义、领悟大道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能源。《诗经》“维天之命”就对这种信仰的精神状态做了最好的诠释。正是在这种天道文化的引领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尊崇自然规律的化国为家、化家为国、善行大义、忠勇宽仁、悲悯济世的文化观念和特质。自认为是宇宙主宰的佛教生无可恋、断子绝孙、自残自焚、不劳而获的世界观同中华天道文化是全面对抗的，没有混同和包容的可能。

中华文化生成中天然蕴藏着天道的密码和规律。在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中，天的意志和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并列的，二者的中间地带并无任何神灵。追求天道正义就是中华文化中处理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人际伦理的正道。正是因为天道天理的重要性。有史以来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学术流派、宗教团体都努力地将自己打造为天道的代言人。皇帝更自称“天子”和“天命所归”。其中的积极力量和积极的元素也一直在努力的探求天人和谐的奥秘，促使社会治理结构在天道和人性当中求得平衡。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追求天人和谐的大同世界，使今日的中国人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本源，让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文化竞争中具有优势。

天下为公是鉴别中华文化精华和糟粕的试金石。有助于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的就是精华、就是进步；反之就是糟粕、就是堕落。

天道正义从来都不是泛泛的空谈，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具体的行为守则和路径依赖。今日中国追寻这种天道正义，主要就是四个字——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