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奥运会真的利大于弊？_风闻

摘 要

数十年来，奥运会和国际足联男子世界杯等大型活动的成本往往超过100亿美元，它们也是许多主办城市举办的最具变革性的城市项目。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比较两者对城市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案例调查方法，将这个框架应用于六个最近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和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温哥华、伦敦、索契、里约热内卢和举办世界杯的南非和巴西。作者发现，大型赛事本身对城市的影响甚微，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拥有市场导向经济的民主国家，其城市举办赛事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少，并且比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国家更能够借助赛事促进城市发展。然而，没有一个城市能够避免举办赛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奥运会和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FIFA世界杯）等大型活动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固定时间窗口的盛会吸引了大量的访客、具有较大的影响范围、成本高、对建筑环境和人口产生巨大影响“（Müller，2015b，第629页），这些赛事重塑了从里约到罗斯托夫，从悉尼到索契等举办城市。大型活动不仅涉及新体育场馆和交通线路的建设，也重新配置了城市治理和战略发展计划，对城市（和公民）影响深远。对许多城市而言，举办大型活动是城市发展中最大的单项发展项目。城市建设的资金成本——升级或建设新的体育场馆、道路、铁路线、机场、会议中心、安保系统和酒店——往往超过100亿美元，是活动本身运营成本的几倍。

直到21世纪初，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城市一直是大型活动的传统举办地，而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不仅加入了举办行列而且成为了赛事之后举办的主导者：在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间，日本是唯一一个不是新兴经济体的奥运会或FIFA世界杯主办国。1992年至2022年期间已经或将会看到的奥运会或世界杯包括：澳大利亚（2000年悉尼奥运会），非洲（2010年南非世界杯），东欧（俄罗斯2018年）和中东（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以及南美洲首届奥运会（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型活动已经真正走向全球化。它们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城市，留下了以前仅限于北半球的空间和建筑标记。

本文以大型活动的全球化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这些事件在全球样本城市中的影响，探讨这些事件在塑造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对影响的共性和差异尤为感兴趣。换句话说，哪些影响发是全球性质的，哪些影响仅特定于某些城市或国家？为此目的，作者分析了六个大型活动案件，这些活动对举办城市的政治、经济和城市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温哥华冬奥会（2010年），伦敦奥运会（2012年），索契冬奥会（2014年）和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16年）以及南非世界杯（2010年）和巴西世界杯（2014年）。

大型活动与城市：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虽然针对大型活动城市维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例如，希勒，1990），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型活动城市影响的研究才变得更加普遍。这项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奥运会，特别是夏季奥运会上，奥运会也代表了一个城市最具变革性和最复杂性的事件。大多数关于大型活动城市维度的研究都集中于单一案例，也通常仅研究城市转型的某个特定方面。

进一步发展比较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更全面地描绘出世界各地大型活动对城市的影响。大肆宣传的“巴塞罗那模式”可能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如何将一个大型活动主办城市的规划知识打包并出口到奥运会举办地或其他地方，如里约热内卢（González，2011）。因此，大型体育活动是对城市高度相关性的影响。作者承认，在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充满了复杂性、研究空白和矛盾。同样，这些事件在不相同的时空中展开，并且大型事件的认识条件降低了总体评估的相关性。尽管如此，作者提供这项研究是朝着大型活动比较分析框架迈出的重要一步，该框架将继续影响着全球城市的发展。

比较研究设计：案例选择与分析框架

为了确定全球范围内主办城市是否受到奥运会或者世界杯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不仅针对某个单一城市或某种类型的大型事件，作者建议使用案例调查方法进行序数交叉比较（Yin＆

Heald，1975）具有“最不同的城市”的研究设计（Robinson，2011，第9页）。这可以了解哪些影响在不同城市保持不变，哪些影响发生了变化，哪些可能是影响的潜在因素。

为了选择不同的案例，作者在案例选择中引入了两种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大型活动，作者分析了奥运会和FIFA世界杯。奥运会对城市的影响通常比世界杯更为深远，因为奥运会集中在一个城市并且时间段较为集中。奥运会和世界杯具有更高的基础设施要求和资本成本，而且不太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轻负载。由于奥运会有许多比赛，他们还必须在一个城市容纳、运输和保持更多的运动员、官员和观众的安全。

第二个来源是发生大型事件的国家和城市。作者选择了六个案例用于跨案例比较。来自奥运会的四个案例和来自FIFA世界杯的两个案例：温哥华奥运会（2010年），伦敦奥运会（2012年），索契冬奥会（2014年）和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16年）以及南非世界杯（2010年）和巴西世界杯（2014年）。这些案例均来自同一时期（2010-2016）以尽量减少与时间相关的影响（例如，大型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它们涵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城市发展模式（另见表2）。加拿大和英国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和在城市发展中存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民主国家（Jessop，2002）。巴西和南非是有缺陷的民主国家（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使用的一个术语），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政策，城市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仍然保留着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俄罗斯则是主要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干预城市发展（Golubchikov，Badyina，＆Makhrova，2014）。作者选择检验巴西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看看在同一个国家举办两场不同的大型活动是否会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针对作者的分析框架（表1）定义了10种类型的城市影响：

1.创业型都市主义 2.公共冒险 3.法律例外 4.流离失所 5.公众参与

6.象征性政治 7.材料转换 8.作为催化剂的事件 9.重建 10.未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

比较讨论

在表2中作者的发现得出了一些结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六种情况之间影响的重要性差异很大。创业型都市主义、公众参与和未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是特殊的变量，而只有公共风险承担非常突出。这些结果告诫不要将大型活动的主办等同于某些影响，无论是创业型都市主义、不民主的规划还是累赘的建设

其次，影响并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的类型，即一个城市是否举办奥运会或世界杯。如果事件的类型主要负责大型事件的影响，会发现相同类型的案例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事件对举办地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要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制度治理框架、国家的性质以及全球流动影响了城市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体育大型活动举办时这些背景的影响总是很大。

第三，分数的差异表明影响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不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如果像IOC和FIFA这样的事件管理机构对这些影响负主要责任，我们会发现案件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的大部分规划和开发都是由当地组织委员会进行的，这些委员会与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联合会就运动、媒体和酒店场所的要求进行联络——但联络的范围并不大。城市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属于托管的性质。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的经理们经常对他们缺乏限制当地支出的能力表示沮丧，他们的干预能力可能受到政治、文化和组织突发事件的限制。只有在我们看到很少变化的地方，例如在公共冒险程度上，我们才可以假设事件管理机构是影响背后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东道国的政府担保。

第四，在经济（俄罗斯，巴西，南非）中国家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举办地，比不那么民主的东道国的大型活动经历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在作者的样本中，以市场为主导的民主国家（加拿大，英国）的主办城市相反，不太可能经历强烈的城市成本支出和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国家有更强的能力将赛事用作催化剂并确保充分利用基础设施。这些东道主更有可能建立一个制衡机制，建立大型活动组织者的公共责任，并缓和事件的负面后果。在俄罗斯和巴西的例子中，这些事件被用作重新分配公共资源的机会，维持与建筑相关的贪污和赞助的政治经济。国家主导经济模式在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性极大地增加了赛事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城市和制度更加健全的制衡机制中，这些负面后果并不那么显著。

结论

世界杯和奥运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赛事，但作者的研究表明，它们对城市的影响主要是由城市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来调节。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举办大型活动的正式要求和组织活动的许多参与者在不同活动中保持不变，这表明会产生更均匀的影响。在争论中，大型事件是否是同质化的代理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类似的政策模型和发展模式，又或者它们在不同背景下是否被不同地使用，本研究支持后一个命题。由于这种影响的多样性，学者、活动组织者和公众都需要注意不要将一个事件的影响推广到其他事件。

作者样本案例之间最大的差异发生在较不民主且国家主导的经济体，与民主且市场主导的经济体之间。民主以市场为导向的东道主能够更好地减轻大型事件的负面影响，例如流离失所、法治中止或未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以及更好地利用可能有用的影响，例如事件成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相反，较不民主且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经历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每个举办地都至少经历过一些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公共风险承担或法律例外。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可用于比较不同主体和不同大型事件的影响。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评估其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案例，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改进以解决其局限性。

文献来源：Martin Müller and Christopher Gaffney. Comparing the Urban Impac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and Olympic Games From 2010 to 2016.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18, Vol. 42(4) 247–269.

文献整理：张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