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为什么要“否定”汉文帝的改革？_风闻

汉文帝十五年九月壬子，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名列其中。

《汉书·爰盎晁错传》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晁错的数条对策，其中一条，列举了文帝登基以来的代表性善政，并总结道：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翻译过来就是文帝上台之后，废除秦朝乱法，为天下兴利除弊，变更旧法，还百姓以安定， 有大功数十条，都是前代所无从比拟的，而文帝推行之，可谓行正道有厚德，天下百姓何其幸运？

注意其中的四个字：

变法易故。

一

过去我们往往以为文帝属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那么，**“变法易故”**是不是黄老政治？

且看一下“清静无为”政治的源头——萧规曹随。

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翻译一下，即汉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置相国的法令，令曹参为齐国的丞相，此时的齐国有70城之广阔领土，时值天下刚刚安定，齐王刘肥正当年富力强，曹参于是征召境内的长老、百家之士，求教如何安定、聚集百姓，没想到齐地遗留下来的儒生数以百计，却各自说法不同，让曹参无所适从。

直到曹参听说胶西地方有一名擅长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名叫盖公，就派人重礼邀请，等到见面之后，盖公告诉曹参，治理之道最上等的就是“清静”，则百姓自然安定，并以此为宗旨告知具体的措施。

曹参于是让出自己府邸的正堂供盖公居住，以尊重之。在他的治下，则行用黄老之术，为齐相9年，国内安定，百姓称颂他为贤相。

这段记载，说清了什么叫“清静”，而“无为”，则在下一个故事之中，见《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

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诎於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

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段太长，不过还是需要翻译一下。

萧何将死时，只推荐了曹参作为自己的继任者，而曹参代相之后，凡事毫无变化，一切遵从萧何时的惯例。

他任命地方长官往往选取不擅长文辞，有点木讷的人，而选择丞相府的办事公务员（丞相史），则喜欢忠厚长者，凡是纠缠律令，用法烦苛的刀笔吏，或者是想邀名取宠的精明人，则往往罢黜之，每天也不管事儿，就是坐那儿喝酒。

不过曹参如果发现人有“小过失”，往往亲自帮忙掩盖而非治罪，所以府中不折腾。

这些情况，看在汉惠帝眼里，就对曹参的儿子曹窋说，你回家劝劝你爹，别说我说的，怎么当丞相不管事，而且还不对我“请事”（即大事交天子定夺）呢？难道说是嫌弃我有什么不足吗？

曹参儿子说完，挨了老爹200板子，结果惠帝挂不住了，说，你收拾儿子干嘛，是我让他问的。

曹参摘下帽子跪地解释，你觉得你比你老子高帝刘邦如何？惠帝说那哪儿敢比，又问，你觉得我比萧何如何？惠帝说好像你差也点，曹参立刻接话：

您说的对，高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定，也以明示天下，您就安居九重，我就安守相位，咱们都照着前人划出的道儿来，不好吗？惠帝称善。

简而言之，“无为”是绝对减少当权者个人意志的干扰，让制度体系自然运行，在前人划定好的路上走，不做更张。

在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之前，历代前贤认可的“前人划定好的路”是“轻徭薄赋”之路，待到《二年律令》现世，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其实还是“秦制之路”，那么，“清静无为”除了不兴大役又和秦政有什么区别？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绝秦之迹、除其乱法、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汉文帝一朝，真的是“清静无为”国策的延续吗？

二

“变”和“不变”，当然是两回事。

其实，《史记》、《汉书》根本没说汉文帝行的是黄老之政，恰恰相反，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里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文字：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三解注：儒者），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也就是说，汉文帝本人喜欢的是刑名之言，兼爱儒生，并没有表现出对黄老之术的爱好，至于过往将《汉书·食货志》中的“约法省禁”扣在文帝的头上，**对照下《史记·平准书》的原出处，**其实是班固的笔法问题，他将司马迁原本描述的“惠帝、吕后”政治安在了汉文帝的脑袋上。

“黄老之术”的真爱粉是窦太后，也就是文帝的皇后，在《史记·外戚世家》里有这么一句话：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亮点在这“不得不”三个字上，文帝活着时候，肯定不会“不得不”听她的“清静无为，无所更张”，恰恰相反，“除秦之迹，变法易故”，才是贯穿整个文帝时代的主题。

《汉书·文帝纪》记载：

（元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简单翻译一下加粗部分，就是全面废除收帑相坐律令，之所以用“尽”字，在于“收帑”和“相坐”，其实是两个事。****

所谓“收帑”，即“收孥”，只看“孥”字，上奴下子，顾名思义，就是一人犯法，妻与子连坐，没为官奴婢。

所谓“相坐”，即“连坐”，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他人一同治罪。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往往把这俩东西当成了一回事，即“废除连坐法”。

在《二年律令》中有《收律》，其中有一条：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

可见，“收孥”是针对完城旦、鬼薪白粲以上的较重犯罪。但是，“收”又不适用于谋反等重罪，因为《贼律》中规定：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也就是说，在这两者中间的罪名，才适用于“收孥”，往上就是全家死光光了。

而“相坐”样式就多了，有“什伍连坐”，即《史记·商君列传》中说的：

令民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也就是一人犯法，四邻编入什伍的各家一同连坐。

还有“官吏连坐”，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说的：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再就是“军人连坐”，即《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记录的：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

综上所述，虽然都是“瓜蔓抄”，“收孥相坐”其实是针对罪犯家人的，而其他的“连坐”则针对的是不同关系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废除“收孥相坐律”，肯定不能等同于“废除连坐制度”，而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对照《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个结论就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在司马迁的眼中，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值得“大书特书”。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

孝文元年，除收孥相坐律。

《史记·孝文本纪》则直接阐述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这段司马迁重点记录的君臣争论，翻译一下，就是文帝明确表示，法律是治天下的正道，用来控制恶人而引导人向善，而今犯法论罪，使无罪的家人连坐，被收孥成为奴婢，我不支持，请朝廷议论一下合不合适。

有司“皆”曰，注意这个“皆”字，就是朝堂上下都不同意，官吏的理由是，百姓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达到“大治”，所以才制法律以为百姓设禁，“收孥”的使用，就是要百姓心有挂碍，加重他们的犯法心理成本，这事儿是长久以来的惯例，能够延续原来的办法最好。

汉文帝并没有罢休，讲了一套道理，**我听说法令公正则百姓诚实、谨慎，刑罚得当则百姓服从，而且，管理百姓而导其向善的人是官吏，如果不能引导之，反倒用不公正的法律，是坑害人民的暴贼，靠什么管束他们？**我没看出来这个法令有什么好处。

有司的官吏们这时候屈从了，陛下惠及天下，有大德，我们比不了，请求奉诏，废除“收孥诸相坐律令”，这个“诸”字，恰恰说明在不同的律条里，都有“收孥”的条款，而非收孥与相坐并列同废。

这一段争论，在《汉书·刑法志》里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且看其中不同的部分：

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

……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

两位丞相的说法，既然指定了为收“父、母、妻、子、同产”，那就不涉及到“什伍相坐”之类的连坐条款，而在最后，又说“尽除收律、相坐法”，也就是说，“以收孥为手段的相坐法”并不只在《收律》中存在，还在其他律条中存在，这一点上，与“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中的“诸”字恰恰相合。

这次争论，恰恰体现了文帝君臣之间完全不同的对法的认识，即“法正罪当”与“不正之法”的区别，在汉文帝的眼中法是标准，是规矩，而非群臣所坚持的秦法原则，法是治民的工具，手段。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段讨论，在98年后（前179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又一次出现了，调调一模一样，见《盐铁论·周秦》：

文学曰：

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

……

**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御史曰：

**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

贤良文学的理论，认为不当以有罪诛无罪，而御史的反驳则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并举出了“慈母多败儿”的比喻，两者正好观点和汉文帝元年废除“收孥相坐律”的廷议一样，更神奇的是，讨论的问题也一样。

这说明什么？

“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恰恰说明，到了汉昭帝时代，家族连坐和什伍连坐，仍旧存在，1****00年，成了一个轮回，原因何在的考证，咱们另文细表，还是按部就班地说说汉文帝的变革。

三

汉文帝的这次“变法易故”，经过前文的考证，已经可以确认并非废除所有“连坐”刑罚，而只是针对妻、子、同产的“收孥”，可以说，在纯粹的法律层面，意义也就与至今人们仍旧津津乐道的“废肉刑”相提并论。

但是，如果细想一步，这次变革实质上动摇了秦制的根基，一方面触及了商鞅变法后秦法塑造的伦理逻辑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动摇了秦法对社会塑形的几个核心支柱。

所谓秦法伦理，归结起来就是上文中的几个字：

严家无悍虏。

通俗地说，就是棍棒出孝子，重刑威吓则民不敢违法。

不过这都是表面的说法，只是秦制人力资源生产线的遮羞布罢了，秦制依赖法令以“公正”的面目出现，甚至被今天的一些“大秦帝国粉”理解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与儒家的“差等秩序”对立，殊不知大错特错。

仅从上文中关于“连坐制度”的辩论可知，秦制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是非”问题，即“有罪与无罪”的区分，按照汉文帝的认识，“法者，治之正也”，那么，“法”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是非”的准绳。

而坚持“秦制”的官吏们，却告知了我们，“法”的作用在于“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老百姓愚昧，不知道好赖，不懂是非****，所以用“法”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干，而光告诉还不行，怕他们不长记性，还要用“连坐”重法让他对法产生恐惧。

注意，无论是汉文帝时候的官员，还是汉武帝时代的御史，他们在讨论“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民众的“社会智力”只停留在“儿”的层面，无论是慈母多败儿，还是严家无悍虏，还是御史们打的比方（此处未引），什么怕火烧手，怕刀戳手，**都是将民众理解为“婴儿期”的智商，**简言之，“不知好歹”。

《商君书》里面的统治术要诀，三解就不重复了，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把正常人约束到“婴儿期”的“智力”，然后再用“利出一孔”引导民力到国家所需要的方向。

秦法与刑徒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国营经济的结合，完成了第一步，军功授爵体制下的授田制和秦法动员体系的结合，完成了第二步。

通俗地解释，就是第一步通过全面的人身管制和重刑恐吓，完成人口的资源化，顺从者主动进入第二步，不顺从者则沦为刑徒或者官奴婢，进入强制劳动体系，被动地资源化，进入第二步。

汉文帝废除“收孥相坐律”，实际上是一个开始，即将刑徒的最大人力补充来源截断，开始刨刑徒经济的根儿。

在上文中，三解分别引用了《汉书》和《史记》对于“除收孥相坐律”的记录，详略明显不同，班固这个引用狂人，只在《刑法志》中谈了谈“新垣平案”，并感慨了“过刑谬论”，可见远不如司马迁重视这一变革的意义。

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司马迁身处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信条上，也经历着贤良文学和御史们的争论的“阵痛”，而到了班固的时代，儒家信条已经压倒了旧的文法吏逻辑，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

在班固的眼中，这个手笔，可能还不如“废除肉刑”对于刑法的影响深远，因为在他所处的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朝野争论最盛的反倒是“是不是刑罚太轻，导致了犯法者太多？”所以，他观察和评论着眼点，仅仅局限于刑罚本身。

而在当时人，尤其是即将主掌国柄的汉景帝眼中，这是无比的大事，所以，在《史记·孝文本纪》文末记录的为文帝建庙的诏书中，汉景帝言道：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

拆分一下这段回顾父皇伟业的文字：

1，通关梁。除关，不用传，允许汉郡、诸侯国往来流动。行于汉文帝十二年；

2，除诽谤。诽谤之罪，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不因言治罪。行于汉文帝二年；

3，去肉刑。孟康注释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即三种伤害身体的刑罚被废，同时，还对刑徒规定了刑期。行于汉文帝十三年。

4，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除去各种赏赐里民之外，“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行于汉文帝元年。

5，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不受“献费”，行于汉文帝元年，而减嗜欲、行节俭则贯穿他的一生。

6，罪人不帑，不诛无罪。这说的就是“除收孥相坐律”，不杀无罪之人，行于汉文帝元年。

7，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刑，《汉书·景帝纪》的同一诏书中写作**“除宫刑”，**也就是废除“阉割”的刑罚，**时间不详；**出美人，即“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行于汉文帝十二年。

这一段的句式，前面是政策，后面是结果、意义，当然，谈的都是人君的道德价值，但是一样将“罪人不帑”放置在了七大功业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七大功业中，有四项与律令、刑罚有关，我们细分一下，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很深的制度变革脉络。

四

在这之前，三解先回顾一下汉文帝之前的“变法”。

有些学者，喜欢把“约法三章”作为西汉律法变革的起点，其实这一政策本就属于权宜之计，所以《汉书·刑法志》才说：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也就是说，萧何改订汉法之后，已经不再施行什么“三章之法”，后来的更张，也是在他的法令基础上修正的。

几次变化如下：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高后）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高后纪》）

总共就两次，仨内容：挟书律，就是禁止民间藏书；三族罪，就是连坐三族；妖言令，通“訞言”，就是“不当所言”的祸乱人心之言。

不过，能得到“罪三族”待遇的真没几个，也就是韩信、彭越被“夷三族”，赵王张敖的臣属“罪三族”，正经的涉及谋反的“大政治犯”。挟书、妖言涉及面，更是有限，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犯”。

整体来说，以上的改变，并没有触及汉律的主体结构，更不会触及汉朝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去诽谤”和“除宫刑”，真是惠帝、吕后时代“约法省禁”的思路延续。

而汉文帝上台后的大手笔，结合之后的发展，完全是天翻地覆。

汉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律”，掐了新晋刑徒的一大来源，等于是把刑徒来源由一家子变成一个人，这种减少是数量级的减少。

而且，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说法：

（汉文帝）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真到了一年断狱四百，这种减少就很有意义了，当然，这种“轻刑”、“慎刑”，属于汉惠帝时代黄老政治的延续，《史记·吕太后本纪》就说到惠帝、吕后时代**“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比较一下秦朝：

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

这是掐入流，还有减存量，也就是“去肉刑”，具体的内容见《汉书·刑法志》：

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

说是“去肉刑”，其实是“减刑”，即肉刑减等，刑徒确定刑期并累计时间升等改变身份，这就由“刑徒”变成了“徒刑”，有了固定的刑期。

一旦有了刑期，刑徒的存量自然就会减少，这也是预期中事。

如果说这些还可以解释为“无心之举”，或者说目的性并不指向刑徒经济，那么，在汉文帝后元四年的另一个举措就完全印证了三解的判断：

（汉文帝后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

在秦国和秦朝广泛存在的“居赀”，即债务奴，在《二年律令》中已经消失，而秦制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则在汉文帝十三年五月改制之后成为有刑期的服刑犯人，而不再是终身制的奴隶，哪怕是刑期最长的重犯，5年也已免为庶人，而后元四年的这一次“免官奴婢”，则是在此政策施行整7年后，将秦国、秦朝既已存在的官奴婢一扫而空。

换句话说，到汉文帝后元四年前后，西汉王朝自秦朝继承而来的“刑徒经济”已经“不废而废”。

一个有些周折的出土材料旁证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凤凰山10墓木牍，该简牍被断代为汉文帝末期到汉景帝四年之间，其间的内容除了之前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一文中提及的“算簿”之外，还有“廪簿”、“贷簿”、“田租刍藁簿”等等，不过其中提及的基层吏员，只涉及到了“乡”和“里”，完全没有见到“田部”的痕迹。

在里耶秦简中明确可见的“度稼得租”、“税田”、“舆田”、“程”等等田租收取的程序全部不见，而这些程序恰恰需要“田部”官吏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

我们知道，在《二年律令》中仍有“田部”，可见直到汉文帝登基前，这个基层官员系统一直存在，考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记录：

（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尽管《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都没有记录这一条，但是，在《汉书·爰盎晁错传》中记录的文帝十五年贤良文学对策中明确提及：

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

“农民不租”与“肉刑不用，罪人亡帑”并列，说明这些政策在汉文帝十五年之前已经通行天下，不是假的。

这也就是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这两个都必然涉及“田部”、“田官”的政策属于同步下达，这个基层官吏的职务序列的消亡，应该也是伴随于“田租税律”被废除同时，同时被取消的，应该还包括“司空”系统，其所掌管的“刑徒”群体的消失，自然也就带动着制度性管理系统的消失，这些可以说是汉文帝改革的大略图景，远远不是全部。

五

早在汉文帝二年，儒生贾谊即上《论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

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作为政见，贾谊要求的“崇本抑末”无非老调重弹，但是受到刚刚登基的汉文帝的重视，就说明，“背本趋末”在汉文帝初年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世风”，甚至是影响公私储备的严重政治问题，所以他才在汉文帝二年“开籍田”，为民榜样。

这个礼仪行为，汉文帝施行过多次，用处其实并不大。之前三解讨论过，晁错上疏言事的“劝农力本”应即《汉书·食货志》收录的《论贵粟疏》，时间应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三月之间。

最终，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的方式来增加边郡积储，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堆积了边郡可支5年，内郡可支1年的积储。

也就是说，汉文帝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缺少粮食，农业不发达，而是旧的“秦制财政”的收入大宗来自于土地税、人头税和官有产业经营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资源租税，货币收入占据大宗，却被通货膨胀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是“财政危机”，具体点说，即国家控制的“实物”——“粮食”不足。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晁错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设置常员的举措，以及允许“入粟拜爵”，最终废除田租税律，并废除旧的“田部”、“田官”。

关于秦朝的公田经营，出土简牍中略有展示，可以说是秦王朝“实物收入”的一大来源，而汉初直到汉武帝前期的相关情况，则资料阙如，三解只能推测：

首先，汉高帝五年诏要求各地官吏优先保证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时，又号召离散户口回原籍，“复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复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满足“新贵”的授田，直接后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尽；

其次，由《里耶秦简》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时期，刑徒仍逃亡不绝，秦末大乱之时，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显减少了刑徒管理的条文，也说明刑徒劳动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的时代那样繁盛；

第三，汉惠帝、吕后和汉文帝时代，长达近30年的“轻刑”统治，已经让“罪人是希”，新增的入流大幅度减少，待到“收孥相坐律”废除后，更是只能削减到不足以支撑郡县常态刑徒经济运行的程度。

综合一下，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处于既无公田可耕，又无刑徒、官奴婢可用的境地，留着这项旧制又有何用？

所以，“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才会接受晁错的逻辑：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意加粗部分，爵位是皇帝手里的东西，出于口而无穷，就是“没本钱”，而得到高爵和免罪，人人都会想要，这实际上是一个交换逻辑，而不再是秦制中的义务逻辑。

如果汉文帝是个“好脸”的皇帝，去和臣民换取粮食，还不把晁错宰了，偏偏他没有，愣是把“卖爵”变成了“伟业”，还没人说三道四，也是不同凡响。

而这项“伟业”，又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到的，“秦制”的另一个根基，就是二十等爵制为基础的动员体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土地。

在商鞅编制的“耕战”体制之下，“利出一孔”的“一孔”，就是爵位和土地的对应关系，爵位为编户齐民约束下的“人”标定了对应的位置，也设定了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尽管这部分“权利”是残缺的，只包含了“生存权”相关的经济条件，仍旧以授予土地的方式给予了“保障”。

而随着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实田”，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汉兴之后沿袭未改，只是用新爵位分封的方式，插进了自己的“爵位授田”阶层作为“新贵”，整个体制已经摇摇欲坠。

但是爵位与土地的关系，仍旧由《二年律令》中的设定予以保障，哪怕不授新田，爵位占田仍旧可以作为一项土地占有的上限存在。

当然，在没有战争动员的背景下，汉高帝、惠帝、吕后三代仍旧施行了很多“权宜之计”，令个别人能够完成阶层流动，比如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后元年，大汉朝4次赐爵“户一级”，再比如：

（汉高帝二年）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汉书·高帝纪》）

（汉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汉书·惠帝纪》）

（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汉书·惠帝纪》）

（汉文帝后元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汉书·文帝纪》）

（汉文帝二年之前）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汉书·食货志》）

楚汉战争期间“卖子”的遗留问题，汉高帝五年诏后有免庶民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命令，等于是事后有所解决。至于其他，实质上也是原制度的补充，尤其是遭遇大灾的情况下，算是一种自我救济的手段……

在《二年律令·具律》中其实已经有明确的“赎刑”标准：

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千（迁），金八两。

也就是说，赎死也就2*16+8=40两黄金，写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汉惠帝又搞出了“买爵三十级得免死罪”呢？

因为这个数字是延续秦律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贰）》记载：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音xi，四十）。

赎死是23040钱，23040/24（钱/铢）/24铢=40两黄金。

然而，在**《没有“轻徭薄赋”，西汉为何没有“二世而亡”？》**一文中，三解已经算过账，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时代的黄金市价为1两315钱，则“赎死”只需要12600钱，价格已经比秦朝减半，购买力更是严重缩减。

汉高帝七年（统一后两年）醴阳县米价，1石为175钱，是已知秦简记录南郡、洞庭郡米价的8.75倍（秦始皇三十年迁陵县）、5.83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后，云梦秦简官价）、3.5倍（岳麓秦简数书价）。

相对而言，爵位价格就贵得多，《二年律令·爵律》规定：

诸当赐受爵，而不当拜爵者，级予万钱。

1级爵位1万钱，看着不少是不是？

要知道，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记录的汉高帝十一年江陵县买婢（女奴）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6000钱，买奴之后还要每年“倍算”，也就意味着是一笔持续的支出。

一个“爵爷”买条命，买爵30级也就是30万钱，约为黄金952两，也就是59.52斤，凑个整就是60斤黄金，算多吗？

​六

对照一下《汉书·惠帝纪》此条下东汉末年人应劭的注释：

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矣。

什么叫时代差异，这就是，可见东汉人用自己本时代的惯例来理解汉初，与事实之间的偏差会有多大，那还只差了300多年，像我们这种差了2200年的后人，又该多难理解古人？

粗略看一下，汉初“赎死”钱数是秦朝的13.02倍，东汉末年的赎死钱数则是汉初的1/5,，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沧海桑田了，而由于秦和汉初均用半两钱，参考米价和赎死的价格变幻，大体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物价差会达到8-10倍左右。

这个趋势发展到汉文帝时代，米价就跌到了1石10几钱，绝非农业生产爆发可以解释，只能用另外一次制度变革来解释，即《汉书·文帝纪》记载的：

（汉文帝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钱法大变，定“四铢钱”的标准铸造和行用，原本大量流通的“荚钱”被迫退出流通， 物价才能有这种10倍以上的腰斩。

看似是“盛世气象”，殊不知谷贱伤农？最后只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所以，晁错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面对现实吧，既然民可以卖爵，买爵可以免罪，为什么不国家来卖，充实仓储，赈贫济困呢？

买一个二等爵上造，要入粟六百石，以1石粟15钱计，也需9000钱，若是第九级的五大夫爵，就要入粟四千石，需要60000钱，**看起来比用钱买爵还便宜点，**但是要考虑运费和不同地区的粮价，虽然效果显著，规模巨大，但未必是什么让利之举。

当然，更重要的作用是，“爵位”彻底与军功脱钩，甚至与“功劳”脱钩，而变成了一次司法特权与粮食的纯交易，尽管是从惠帝时代开始，但集大成者，而且允许全民参与的，则是汉文帝首创。

这次“大狂欢”与文景时代屡屡的“赐民爵”互为表里，其意义与变化三解会在下期文章中详解，本文还是重点谈谈汉文帝改革本身。

《史记·律书》记载：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

“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後且拥兵阻戹，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

孝文曰：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

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司马迁在此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将军陈武（即柴武）与汉文帝的国策交锋，最后以汉文帝沉甸甸的四个字“且无议军”结束，并明指出这个国策与汉文帝时代繁荣、和乐景象的因果关系。

可以说，汉文帝治国，紧紧抓住“百姓福祉”的宗旨，而不受“以一封疆”的功业引诱，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文中的七条“伟业”梳理，**很明显展示出两个集中时段，一个是汉文帝刚刚登基的元年、二年，一个是汉文帝十二年（当年还发生了置三老、孝、悌、力田）、十三年。

而且，前一个阶段的“善政”多为“人心层面”的，也就是以诸侯王入继大统，汉文帝需要聚拢人心，增加自己皇位的支持者，所以，要的是“德”名。

而后一个阶段的“善政”则多为“制度层面”的，这个时期，非常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的“变法易故”，理由就没有之前那么直接了。

但是如果我们将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联系到一起，这个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没有“轻徭薄赋”，西汉为何没有“二世而亡”？》和**《暴虐的西汉为什么没有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两篇文章中，三解已经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汉初的军功授爵阶层此时面临两个“到期”**高潮。

一个是60万跟随刘邦的汉军“老兄弟”，本人和子女一代“复”的结束，因为及身及户，哪怕是汉高帝五年才从军的“小字辈”，当时哪怕只有20岁，到汉文帝十三年也已经54岁了，如果是汉元年跟随刘邦入汉中的部属，则已经59岁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已经跨过了“傅”的坎儿，早该分户了，依当时的婚龄，孙子可能都该单独立户了。

另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实际上面临本人死亡后，土地继承的问题了，现代点说，就是“土地使用权到期”，因为汉初军功爵明确为减等继承，而且削减的幅度很大，哪怕是当年足额分配的田地，在这个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分拆，如果按照律令，低爵子分完之后，多余部分还要还给国家。

而三解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粗略计算过这些“老兄弟们”占有的田地，如果足额授田，将占据西汉王朝耕地的绝大部分，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王朝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将面临一轮重新洗牌，更重要的是，这部分有产者还是王朝的基本盘。

此时，汉文帝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也就是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来避免动荡。

在制度上，汉文帝有进一步和退一步两种选择：

**退一步，**就是恢复耕战模式，此时距离天下平定已经30年，按照汉初的婚龄，人口孳生已经两代，完全可以进行对南越、朝鲜，乃至匈奴的战争，从而制造新的军功爵群体，在大地产分拆的前提下，走回秦朝的老路；

**进一步，**则是承认土地私有，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手段，完成资源的调配，自然也就回避了“授田”的问题，同时，也顺应了当时“末业兴起”的“世道”，且不违背“且无议军”的“非武装化”国策。

历史证明，汉文帝选择了“进一步”。

七

在了解了以上的事实之后，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晁错称赞汉文帝“**绝秦之迹、除其乱法、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原因了，汉文帝等于是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但是这种“绝和变”，到了汉景帝登基之后，恰恰没有继续下去。

所谓“文景之治”，根本不是政策、制度的连贯时代。

过往的解释，往往指出汉景帝这个“大孝子”是听信了窦太后的“黄老之术”，继承了汉文帝的“宽仁政治”，但是如果我们一条条地对照，就会发现，在他在位期间，又将汉文帝已经废除的东西，重新捡回来了。

当然，这种“后找补”，文帝也干过，最典型的就是对欺骗他的术士新垣平的处置——夷三族，等于是把吕后时代已经明令废除的刑罚拿出来解了一回恨……

不过汉景帝就干得多了：

（汉景帝元年）五月，令田半租。（《汉书·景帝纪》）

（汉景帝四年）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汉书·景帝纪》）

（汉景帝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

（汉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书·景帝纪》）

（汉景帝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景帝纪》）秋，赦徒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

（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汉书·景帝纪》）

（汉景帝后二年）令徒隶衣七稯布，止马舂。（《史记·孝景本纪》）

（汉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汉书·武帝纪》）

对照一下晁错在汉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和汉景帝立庙诏书中“痛夸”明君的功绩，到汉景帝时代，废除殆尽：

1，“农人不租”变成了**“三十税一”**；

2，“罪人亡帑”变成了“帑输在官”，直到汉武帝时才赦免；

3，“铸钱者除”变成了**“铸钱者死”**；

4，“通关去塞”变成了**“出入用传”+“战马禁运”；**

5，“除宫刑”变成了**“欲腐者，许之”；**

6，“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