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中国：日本为何不能复制蒙满奇迹？_风闻

日本为何不能像满清、蒙古那样征服中国？是日军战斗力相比于中国不够强吗？显然不是的。

国民党抗日将领，中国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在战争结束之后，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过日军战斗力的强大，他说，“日本军队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中国抗战老兵陈树也说，在抗战期间，要五个中国兵才能与一个日本兵打成平手，由此，可见日军战斗力之强。

如果再考虑到日本当时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四分五裂的窘境，当时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就更大了。总之，日本帝国入侵中国时，其所拥有的相对军事优势，至少不比当年的蒙古、满清差。

那么，为何日本不能像蒙古特别是满清（两年之内扫荡南北）那样征服中国呢？

蒙古、满清为何能够征服中国？

在此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为何蒙古、满清能够征服中国。

事实上，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清，都是小国。与日本一样，他们在征服中国这种超级大国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兵力不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仅仅只有九十几个千户，蒙古本部兵力不足十万；而据《八旗通志》的记载，追随多尔衮入关的八旗军队，还不到6万人。这么一点部队，如果撒到中国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土地上，连基本的统治秩序都没法确立，跟不用说征服这个庞然大物了

比如，侵华的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就难以维持统治，百万的日军只能困守大城市和交通线（与今天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军，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苏军是一样的）——这也使得国共竟然能够在敌后地区建立相当有效的统治。

那么，当年蒙古和满清的统治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说起来也不复杂，那就是：满蒙征服者通过慷慨的官爵、地盘和特权，成功地笼络中国的精英分子和军人，使之成为自己入侵中国之最强有力的工具。

2016年，成吉思汗在进军中原之后发现，单纯以蒙古部队征服中原，不但经不起损耗，而且无法有效统治。于是，他命令代领对金作战的蒙古将领木华黎，施行“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战略。于是，木华黎广泛招纳中原的精英、勇士和土豪，利用他们扩大统治占领区，并给予慷慨的地盘和官职，甚至允许他们世袭罔替（这是一种最大的特权）。在这一政策的诱惑和刺激下，各族将领、官员和地方精英，不断跪倒在蒙古大汗的账下，为了给自己的子孙们捞取更多的富贵，纷纷拿起大刀杀向了其他抵抗者。

投降蒙古的汉人将领史天泽，被蒙古人任用为丞相，不但被裂土分封，而且死后被追封为王

真定地区的勇士史天倪，原本是金国将领，但在木华黎的招诱之下，倒戈投降，被封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为了扩充地盘和官爵，他组织清乐军，为蒙古扫荡华北，所向披靡，他的弟弟史天泽更被封为右丞相（死后被追封为镇阳王，立庙纪念）；易州豪杰张柔，则因战功被封为蔡国公（死后封汝南王），灭宋的张弘范即是其子；山东军人严实，曾经先后投效过金、宋两国，但皆得不到厚遇，不得已乃投降蒙古，随即被木华黎封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不断进攻其他抗蒙势力，因此拥有了魏、鲁、齐大片地盘，且集财、民、军诸权于一身，爵位职权世袭罔替（金亡后削弱）。同样，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吕文焕、刘整等降将都先后得到了元朝的重用，在泉州主动策应元军的降将蒲寿庚，更被蒙古默许为当地海上商贸世袭罔替的管理者。

与蒙古类似的是满清，为了鼓励归降汉军为大清拼杀的积极性，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对投降的汉人将领们从来不吝赏赐。

明将尚可喜在皮岛官职低微，待遇极差，但投降满清之后，则受到皇太极出郊三十里的迎接，并被封为智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在明廷不过是两个普通的将领，但在投降满清之后，立即受到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的礼遇，且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而吴三桂投降多尔衮之后，立即被授予平西王，并允诺裂土永封——即便是屡叛屡降的明将祖大寿，皇太极对其也是宽容以极。

正是有了这么多活生生的前例，使得那些观望的明将们切实了解到投降大清的好待遇。因此，当清肃清王豪格在多尔衮的支使下，向明军将领们发出诱降时（“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明军将领几乎皆信以为真，欢呼雀跃，纷纷倒戈。姜瓖在大同归降，徐定国与李际遇在河南归降，左梦庚、金声桓在九江归降，李成栋、李本深、刘良佐在淮北归降、郑芝龙在福建归降。而且，为了给自己捞取更多的官职、领土和爵位，归降清庭的前明军队们，作战一往无前，极为奋勇。

吴三桂为了给自己争取世代传承的封地和王爵，一路从山海关砍到缅甸（后来因为封地被夺而叛清）；李成栋为了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地盘，从扬州杀到嘉定，再杀到福建、广东和广西，连杀隆武、绍武两天子，战功堪称逆天（后来因官职低微且得不到两广的封地而叛清）；金声桓为了封土和爵位，为大清夺得了江西（后来因未得封赏而叛清）；郑芝龙为了世封福建，给清庭献上了隆武朝廷（后来被清庭骗离福建并处决）。在降将们的帮助下，仅仅两年之内（1644—1646），满清就迅速征服了几乎整个中国。事实上，要不是多尔衮后来翻脸不守诺，对待明廷降将过于刻薄，导致降军的大批叛乱和作战积极性严重下滑，清庭早就扫灭南明的抵抗了。

实际上，到了入关后期，由于郑成功、李定国等南明新抵抗力量逐渐壮大，八旗军队战斗力也开始腐化，明清战争陷入胶着。为了彻底打垮南明，清庭再次祭出厚赏汉军降将的法宝。以云南之地诱吴三桂、以广西之地诱孔有德、以广东之地诱尚可喜、以福建之地诱耿继茂，以义王之封诱孙可望（这些封地、爵位，事成之后全都被逐步剥夺，并激发了后来的三藩之乱），在这些汉军勇猛出击的帮助下，清庭迅速平定了南明最后的抵抗。

公元1658年二月，清庭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孙可望为“义王”的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迅速成为清廷天子以下第一等的人物。

日本为何无法征服中国？

从蒙古、满清征服中国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

入侵者想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得到中国汉人精英、勇士的积极帮助。抗战期间（至少美军参战前的1937-1941年），日本征服者在中国战场停滞不前的根源就在于此：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大和民族的日本很难像旧的君主国那样，在归降的中国军将与日本领袖间建立君臣关系。对于民族主义旺盛的日本社会来说，投降的中国精英仅仅只是皇国的奴隶，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获得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袖，日本首相永远不可能像满洲摄政王对待吴三桂那样，封中国降将以王爵，使之与朝香宫鸠彦王平起平坐，并将攻克的中国城市作为世袭罔替的封赏去诱惑对方奋勇作战——毕竟，在日本，决策者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很可能会失去国民的认同。史天泽、张弘范和吴三桂等人在蒙古或满清朝廷中的地位和封爵，是抗战中降日的中国精英中永远难以想象的。

况且，日本侵略者本身就是一群民族主义狂热者，他们完全不同于冷血现实、精于算计的木华黎和多尔衮，蒙满将帅们显然更懂得如何诱惑、利用、榨干归降的中原炮火们。被日本招纳的中国伪军，除了极少数外，大多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上缺乏实权，形同木偶，基本完全听命于日本顾问（孙良诚就拒绝日本顾问进入自己的部队），就算是被授予伪省长、警备司令的中国精英，在日本低阶顾问的面前也只能俯首帖耳——1937年7月底的通州保安队冲击日侨事件，实际上就是伪军们待遇糟糕、地位低下、前途无望的体现。这种情况，在木华黎和多尔衮麾下的汉军中是不可想象的。

看不到慷慨的赏赐，谈不上政治地位，没有自己的地盘可抢，协助日本入侵中国，对于多数日伪将领们来说，就是一件完全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在日本“东亚共荣”的旗帜下，伪军将领们作战再勇猛，其地位也不可能比得上日军的普通将官（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族群特权）；而伪军将领的部队牺牲再多，打下来的土地和财富也只是留给皇军享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入侵者或许能够用武力逼迫中国军队投降，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很难得到他们的真正帮助，更不用说积极配合了。这使得日军的前线兵力始终捉襟见肘，后面的占领也无法维持（抗战期间，华北沦陷的县属超过500个，而日军能切实控制的不过70个，而且其中80%的县，日军也只能做到局部统治），以致于日本看似赢面很大的战争，慢慢变成了相互僵持的澡泽，且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尽头。日本在中国，也永远不可能像蒙古和满清那样，部队越打越多，优势越来越强——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为蒙满尽忠的好处，所以纷纷投降。

无论是庞炳勋、还是孙殿英、甚至孙良诚和吴化文，这些归降日本的伪军，在战争期间，都与重庆保持着联系，除了特殊情况，与日军的大规模积极配合并不多，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

相比对中国堪称失败的侵略，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期间，则通过设立对部分朝鲜精英的吸纳体制（类似于满清统治汉地），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910年日韩合并后，日本殖民者不但允许朝鲜人加入日本军队和公务员体系，而且还以“朝鲜贵族”的架构收买朝鲜实力人物。李秉武（前朝鲜王国军人，日韩合并后担任日本帝国陆军中将）、朴泳孝（前朝鲜官员，后升任日本贵族院议员）等朝鲜叛国者先后在日本帝国获取了不错的仕途，实际上也表明了日本对朝鲜统治的成功——当然，这种对“韩奸”精英的成功利用，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初期日本的国家形态还有着一定的旧君主国痕迹所致：归降的韩国精英能够与日本天皇建立君臣关系。

前朝鲜王国军人李秉武，日韩合并后担任日本帝国陆军中将，被封子爵，1915年（大正4年）授大礼纪念章

另外，民族主义观念同样对归降汉奸的作战意志，有着巨大的削弱作用。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认同取代了过去的君臣观念，成为中国精英的主要认同。这就使得大多数中国精英即便投效日本，其也难以改变国家认同，对华作战的积极性想必也将因此大打折扣。以降日的庞炳勋为例，在投降时就与日本约定“降汪不降日，不攻击重庆”；孙良诚、孙殿英等降军都有类似的前提条件；而汉奸齐燮元创办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也难以招到青年学生，即便强制拘来，也大多逃走了；而云南王龙云和山西王阎锡山的投日尝试，也因亲信、部下的坚决阻止而不得不作罢。

‘设有不幸，(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我自己将何以自处？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并以报国家也。”

——1942年，山西军阀阎锡山试图投降日本，遭到他的血盟兄弟赵戴文和铁杆亲信梁化之的坚决反对，梁化之的话反映出当时中国精英的认同观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作为一个标准的民族主义国家，日本决策者永远不可能像满蒙君主那样，将归降的中国精英纳入自己战争收益的分享体系。因此，降日的中国精英们始终被排斥在日本战利品盛宴的外围，谈不上多少积极性。毕竟，日本的胜利，也只可能是日本人的胜利，这永远与汉奸们无关。就像入侵苏联的希特勒帝国，狂热的民族主义固然缔造了强大善战的德军，但也使得俄奸弗拉索夫们在德国的战争中永远看不到属于自己的希望。最终，日、德入侵者都在无尽的反抗中陷入了泥沼，并为自己发动的战争所吞噬。

弗拉索夫，前苏联将领，在苏德战争中投降德国，组建了上百万的傀儡军俄罗斯解放军，但战斗力极为低下

说起来，日本的崛起，恰恰是源于民族主义，日本的失败，竟然也是源于民族主义。这其中的奥妙，或许就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道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