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如何书写近代史？_风闻

【编者按】

在如何书写近代史这一问题上，王锐老师此文通过评述孙歌教授《历史与人》一书中对195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昭和史”论争的研究，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如何更好的书写中国近代史的极佳参考视角。

通过对比孙歌的“昭和史”论争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一些问题得以显现，诸如，“复杂的国民情感”如何在结构性的分析当中刻画出来？如何汲取更多的思想资源来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在“丰富的思想能量”于传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情形下，是否能够通过重新回到文本本身，来探讨其中蕴含的“思想能量”？

在王锐看来，这些问题实为思考如何更好的书写近代史之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18年第1期，感谢王锐老师授权保马！

如何书写近代史？

王锐

在20世纪中国，“中国近代史”这一写作体裁的出现，与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时人必须面对与思考中国的症结何在、世界的景象为何、时势的逻辑如何把握、未来的出路如何达到等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叙述、阐释晚近的历史流变，对于探索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至为重要。从梁启超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作为李鸿章传记的另一名称开始，到1930年代蒋廷黻、陈恭禄为南京国民政府学以致用的近代史通论，以及范文澜、胡绳、何干之、华岗等左派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问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虽然不断被赋予一定的学科属性，但却从来不能只从学科的意义来理解其内涵（或“范式”）。这在冷战之后中国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论争、纠缠的语境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刻意强调这一主题的历史写作的“学术性”、“规范性”本身，背后也带有极强的现实诉求与文化、政治想象。

因此，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种富有思想意涵的历史观之下，更为全面、细腻，甚至灵动的叙述近代史，在呈现历史变革大势的同时，将生活在这段历史当中的个体的心理、情感、思虑尽可能生动地描绘出来。按照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属辞比事”与“疏通知远”至为重要，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历史提供的正是抽象理论表达所不能穷尽的复杂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探索思想遗产、是非判断与行动空间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孙歌教授对195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昭和史”论争的研究，在笔者看来，给予了我们一个反思如何更好的书写中国近代史一个极佳的参考视角。这场论争源于日本三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1955年末出版了一本旨在反思近代日本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军国主义的《昭和史》，随后引起文艺评论家龟田胜一郎的批评，以及之后许多历史学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就历史研究与书写问题展开讨论。作者除了梳理这场论争的“基本问题”，更着眼于“对于论争中那些有可能引发结构性调整的‘转化’的关注”。

《历史与人》 孙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标题: 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2018-1-1

作者指出，《昭和史》的作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与方法，强调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结构性话语出发，论述昭和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金融与国际关系等问题。而龟田则批评这一分析模式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与心理，难以呈现时代氛围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情感”与“国民的声音”。龟井甚至认为，这种写作特点乃日本左右翼所共存的弊病，“它使得社会高度同一化与机械化，它导致语言变成咒符，导致感觉与精神颓败。”在作者看来，昭和史论争建立在两种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之上：一方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着眼于分析社会事件的性质，挖掘人民群众的抗争力量；另一方则认为，历史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富于感情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

不过更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作者如何透过龟田的批评，来评价《昭和史》的作者们所确实忽视的问题。作者认为：

《昭和史》所尝试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由于针对着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性感情记忆，它的“高高在上”在事实上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姿态：它否定了充溢于日本社会的那种很难言说、很难找到形状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否定了以对抗美国为背景被建构起来的从肯定被害体验到肯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动向。但是这种政治姿态也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缺陷，那就是它不仅使自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日本社会最复杂的国民情感问题，而且由于把这种复杂的国民情感简单地等同于右翼民族主义立场，就在事实上把日本战后社会历史记忆的形塑工作让给了右翼，失掉了打造社会历史记忆的其他可能性。同时，在历史叙述层面，这样一个超越了复杂感情纠葛的视角，固然可以使所有历史事实都变得“一目了然”，但它却必定要牺牲历史过程中特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就中国史研究而言，按照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其中“史家之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擞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以此为基础，具体到如何认识人在历史中的活动，梁氏声称：“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若暂且不论梁氏此处所受的德国哲学之影响，他针对中国史研究，同样强调了在勾勒一条历史叙事线索的同时，需注意到将人的丰富活动在历史流变中呈现出来。通过不断地展现这种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进而挖掘历史中所蕴含的思想遗产与实践经验，通过不断回溯历史、解释历史，为更好的理解当下与未来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为了更好的实践这一事业，就要思考作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即“复杂的国民情感”如何在结构性的分析当中刻画出来，如何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历史所特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说历史记忆能具体而微的影响当代人的时代感觉与政治文化认同的话，那么一旦严肃的历史叙述忽略了人的情感与心理因素，那么历史记忆的“形态塑造”工作，很可能就拱手相让给另一类人。后者借丰富历史场景之名，诉诸大量的“私人记忆”、“个体经验”、“隐秘回忆”，将本来或许只是某一及小群体的历史片段，刻意放大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风貌，并在其中注入本身并不“复杂”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言说。这样的结果之所以会大量出现，作为其对立面的正义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许也应充分进行自我检讨与反思。同时还必须正视作者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的抽象化和绝对化，是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中日本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摸索、挫折、失误和创新并行不悖的。”

此外，作者还关注了由昭和史论争所引起，但与其核心部分保持一段距离的另外一些讨论。通过分析上原专禄与加藤周一在1957年进行的一场对谈记录，作者指出，上原强调“历史学的边界”，其意涵在于：

因为过强的危机意识，往往会冲破这种边界意识，以非历史的方式处理历史，以便直接介入现实，这种貌似紧贴现实的“学术”，实际上与不具有紧张感的书斋学问一样，既不会真正影响现实，也无法为思考现实问题提供帮助。

“以非历史的方式处理历史”，主要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但若因此而将历史简化成为一二教条或口号，那么在牺牲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同时，更不可能对现实有何参考。这一点，无疑提醒了许多历史研究者，如何在以现实作为思考出发点的同时，能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并拓宽历史的丰富可能性，是一个需要进行细腻处理的重要问题。

与之相关，作者指出，上原的谈话另一个要义，是对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论提出委婉的警惕。在上原那里，知识分子应具有庶民性格的说辞，本身就已经知识分子化了。而关键在于，在具体的学术工作当中，“如何成为摆脱‘知识分子性’的知识分子，而不在于宣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一观点是对《昭和史》的作者们那种战斗启蒙心态的委婉质疑。如果说历史的主体是生活在各个时间段里的人，那么历史研究的主体便是历史学家。后者如何在书写历史时保持良好、正确的心态、情感、立场，对于一项好的史学作品能否问世极为重要。上原的这番批评，可以说非常引人深思。

在作者的这项研究里，另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将丸山真男在同一时期的思考纳入《昭和史》论争的视野当中。作者深入解读丸山的名篇《斯大林批判中的政治逻辑》，认为其政治学研究处理到了如何在复杂历史场景中面对具有多个侧面的人的问题。关于丸山这些思考的意义，作者指出：

关键并不在于历史是否写人，而在于历史是否仅仅依靠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就能够呈现出它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在于以明确的“法则性”是否可以有效地解释不断变动的历史。历史写人，并非是以“与历史人物邂逅”为目标，而是找到那些在无数因果关系中进行选择的关键环节。恰恰是这些环节提供了理解历史动态性与不确定性的媒介，而它们却无法被整合进抽象原则中去。

在清末，当社会科学理论初入中国，对如何认识中国历史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章太炎却认为：“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国者，有异因而同果者。”而“愚者执其两端，忘其旁起，以断成事。”他特别强调：“今世社会学者多此病”。可以说，与丸山一样，章太炎也注意到了面对“不断变动的历史”时，如何准确寻找到无数因果关系中“关键环节”的重要性。并提醒若无这种自觉性，很可能会将复杂的史事简化为充满武断的条例。长期以来，在近代史研究中，这一弊病其实并不少见。而这也是另一种表面丰富内里干瘪的历史叙事，能够不断被复制再生产的主要原因。

此外，作者注意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个体意志与历史结果的论述，在这场论争中屡次被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所援引。在恩格斯看来，要把费尔巴哈学说里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考察。”关于如何理解恩格斯的相关主张，并对之进行阐发，日本学者之间展开了颇有深度的论辩。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气氛不同，作者指出，恰恰是这一点，“昭和史论争中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表现出的弹性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表现出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干燥性格，并在大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推进了关于历史学学科自觉的建设性思考。”不止是对恩格斯，毛泽东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也成为当时论争中被重视的一项理论参考。如今冷战结束20余年，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可是类似于日本学者的那种“诚意”，似乎依然难得一见。如何提高近代史讨论的品格，如何共同探讨近代史中的时代主题，挖掘作为思想资源的历史遗产，恐怕仍旧荆棘遍地、任重道远。

很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如是总结昭和史论争：

或许昭和史论争最大的价值也在这里，它不仅引导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回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发现唯物辩证法精神是如何在创始者那里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能量，反思对于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出现了什么问题；而且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如何以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把握作为“过程”的世界，在这个疾速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今天，在近代史领域的史料方面，其实已经有极大的扩充，甚至让人有难穷尽之叹以。但是在史观方面，在叙述历史之前所应具备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立场方面，到底是多元还是简单，是丰富还是贫瘠，恐怕不是一个十分容易回答的问题。如何汲取更多的思想资源来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正如作者所言，在“丰富的思想能量”于传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情形下，是否能够通过重新回到文本本身，来探讨其中蕴含的“思想能量”，实为思考如何更好的书写近代史之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