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几则 “共军中的白种人”流言背后的故事_风闻

这是“共军中的白种人”流言背后的故事 - 知乎专栏https://zhuanlan.zhihu.com/p/28205746的原稿。团团小编发表的时候配上了高达的图片，文章就比原来趣味性增加不少。另外，关于华北八路军的军装，我采用的是班威廉夫妇的说法。但是发表之后发现有文章提到敌后八路军夏季军装就是黄绿色。那么我恐怕是想当然了。以下是正文：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网友大概会想起台湾省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提到解放天津的战斗结束后作者亲眼看到大量身着解放军军装的白种人，声称这是帮助解放军作战的苏联人甚至德国人云云。这种低劣的谣言自然不值一驳。本文要讲的是外国人写的书里提到的几条十分有趣的类似流言，有助于大家理解当时的情况，也帮助大家对现如今流行的口述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       

    这些流言包括：1937年11月，史沫特莱在山西省安泽县亲耳听到有百姓声称“八路军的参谋长就是苏联人”；1943年，班威廉夫妇在山西听说有白人司令领导的日本八路部队；解放战争期间国军掌握了苏联军队化装成共军与国军作战的“铁证”。让我们从最富戏剧性的 的国军的“铁证”说起吧。   

手握“铁证”的国军       

    一群国军军官找到了一位西方国家驻中国东北的情报官员，声称“掌握了苏联介入中国内战的证据”，说完他们拿出了一套照片。大部分是一个白种人的照片，有他穿着苏联军装手拿冲锋枪的照的，也有他穿着中共军装手拿步枪拍的，最后是他穿着中共军装躺在地上的照片。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身着中共军服躺在地上的白种人的照片。国军军官解释说，这是他们在一次交战中击毙的苏联军人，有些照片是从尸体上搜出来的。他们带着爱国的义愤说：“这是一个苏联人！” 情报官最终实在忍不住打断了他们：“我知道，我前两天还和他谈过话呢！”       

    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报官会通灵术不成？       

    原来，在这之前情报官听说国民党军队抓到了一个苏联红军撤离中国东北时掉队的士兵，就要求看望他。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洋大人”，他如愿看望了那个苏军士兵并和他进行了长谈。在谈话中，士兵非常诧异地提到了国军的奇怪行为：“请你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要照那么多相片呢？有一天他们硬叫我站在战壕里，给了我一支冲锋枪，从各种不同角度给我照了十几张相。第二天，他们又让我穿上中国军服，给了我一支步枪，又给我照了十几张相。有时候他们还叫一些俄国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的情报官也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但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一直到国军找上门来才明白怎么回事。       

    简而言之，这是国军一次拙劣地造假行动，显而易见由于造假者和看守苏军士兵的人沟通不畅导致了行动的彻底失败，闹了一个“在满洲的外交人士中广为流传的”（杰克•贝尔登语）大笑话。但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这个失误，国军就能成功地欺骗这位西方情报官了吗？并不是如此：因为那些躺在地上装扮死尸的白人里面就有情报官熟识的白俄平民！       

    这个故事是情报官本人讲述给杰克•贝尔登，贝尔登又把它记述在《中国震撼世界》里的，他还对国军造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贝尔登注意到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对东北和关内的战事有着截然相反的宣传策略：对于关内的战事大肆宣传国军的胜利（大概类似于“近日我英勇国军又击毙匪首刘伯承于某地”之类），这很好理解；但对于东北的战事，却极力宣传国军形势的恶劣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到了1947年的时候，在东北的国军军事上没有优势，政治上人心尽丧，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对于单靠自身力量在东北战胜共产党就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他们幻想着通过大肆宣传不存在的“苏联的干涉”，利用冷战的大环境和美国老百姓对苏联扩张的恐惧，争取美国出面干涉。这次造假行动只是宣传战的一部分。       

    如果联系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本造谣书和其他一些史实，我们就会发现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一些民国人士对于外国的力量总有一种现代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迷信，而且总是习惯性地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外国人身上。比如本文所述造假行动和后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叫嚣，背后就有“只要美国下场国军就能反败为胜”的意思；那本造谣书的内容也暗含着“国军败给外国人是理所应当”的潜台词。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八一三的时候则是期待《九国公约》签字国干涉日本侵华都是例证。拉铁摩尔也在回忆录里吐槽民国的教授学者们，“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美国为什么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       

    这大概也是民国范的一种体现。       

    估计要等到“紫石英号事件”，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他们中的某些人才会被打醒。

 白人领导的“日本八路”       

    作为背景，在讲述班威廉夫妇听到的流言之前我们先来看下他们的遭遇。根据《新西行漫记》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在日军前来抓捕在华欧美人的前一刻，他们夫妇二人和林迈可夫妇逃出了北平，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根据地，班威廉应八路军的要求教授无线电和微积分。本来夫妇二人觉得既然英美已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将在八个月内结束，不成想在晋察冀一待就是一年多。思乡心切的班威廉夫妇请求回国，路线是经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坐飞机回英国。正巧当时国民党势力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保卫延安，华北八路军大换防，山西的八路军前往陕甘宁边区，河北的八路军则进入山西接手防务。班威廉夫妇与一支八路军部队同行，在山西某地听到了前面所说的流言。       

    为什么会有这种离奇的流言呢？其实是当地老百姓错把这支八路军部队当成了日本鬼子。不过班威廉身材高大，穿着八路军军服，可能还有马骑，被当地老百姓误认为“司令”，这很好理解。那八路军怎么又和日本鬼子兵扯上关系了呢？这其实又牵扯到一条现在少有人知道（几年前某部专门描写晋察冀根据地的电视剧里，八路军战士们穿的都是灰色军装）的历史知识：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军装颜色并不是影视剧上常见的灰色（也是山西八路军的军装颜色），而是和日军军服颜色相近的黄绿色（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日本作者也提到这点）。因为物资匮乏，各根据地多是采用自制的染料来给军装染色，常见的灰色军装是用草木灰制作的，而晋察冀根据地则是采用槐花作染料的原料。想来应该是当地老百姓不知道还有黄绿色军装的八路军，远远看到误以为是日本兵；而亲身接触过的则知道真相，还知道部队里有外国人。种种消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失真、杂糅，结果就变成了“白人司令带领的日本八路”。     

    各个敌后根据地的创建者们面对的是国共日伪四方杂处，七路军、九路军之类草头王和会道门组织多如牛毛的复杂局面，相比之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劣势十分明显：既没有国军的正规番号和持续不断的后勤保障，也不像各类草头王有本乡本土的优势。面对山一样巨大的困难，他们并没有气馁，没有等着外国人的援助，而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点点克服，把一块块游击区变成了根据地，再不断开辟新的游击区、根据地，最终成为在敌后抗战中坚持并发展壮大起来的胜利者。

    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外来户”，当地老百姓不信任，那就凭着坚持抗战、能打胜仗、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让百姓信服；        

    斗争激烈的游击区，县区干部们生存时间大致只有一年，那些经常需要单独行动的干事们甚至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党员干部们前赴后继，从不畏惧；        

兵力薄弱，就通过战斗、宣传、组织，让百姓们意识到这是保卫自己的子弟兵，从而积极参加部队；       枪支不足，就先用手头的武器武装起来，大刀长矛、抬枪土炮、边区造手榴弹、装填黑火药的石地雷……，然后到敌人手里去夺取现代武器；        

    没有硫酸，就用老百姓腌咸菜的大缸当铅室自己造；        

    子弹不足，就拿用过的弹壳复装；       

    买不到西药，就收集民间的验方和中草药来用；       

    专业的医护人员奇缺，就从担架员中择优培养护士，从有经验的护士当中培养医生；       

    遇到了灾荒，党员干部带头减少粮食定量、开展生产自救行动，采摘树叶、挖野菜，部队要把近处的留给老百姓；       

    敌人扫荡，战士们一次次冲入包围圈把被困的老百姓解救出来……       

    凭着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昂扬向上的精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十九块根据地，根据地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发展到近一亿人，沉重打击了鬼子“以战养战”的美梦。       

    这种精神在当时的中国如此罕见，以致于外国记者进入根据地都要专门叙述根据地人民的精神状态。一位美国军官甚至感叹“第一次碰到不向我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飞机、大炮的中国人”。       

    这本来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史诗中光彩夺目、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然而现在有些人讨论抗战，既不考虑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也毫无对抗日先辈的尊重，反而抱着一种类似看好莱坞大片、场面越大越好的心态，眼里只有双方出动十几万、几十万兵力的大会战，瞧不起敌后抗战，视为“小打小闹”，还洋洋得意地质问“游击战的哪次战果能比得上大会战？”敌后抗战的先辈们仅仅创造了奇迹，而没有显现出一战灭掉几万、十几万鬼子的神迹，居然也成了他们的错误。让人不免生出有些人真是“陈叔宝全无心肝”的感慨。 

大肆封官的老百姓       

    知道了班威廉夫妇听到的流言来历，想来大家也明白了史沫特莱听到的流言是怎么回事了。不错，正如小标题所示，八路军的“苏联参谋长”是老百姓“封”给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中记述：在安泽县城一群老百姓围观史沫特莱的同时，还争论她的性别和身份。对于她的身份，有说是“日本俘虏”的，有说是“苏联飞行员”的，还有说她是“八路军的苏联参谋长”的。正是持最后一种说法的人，为了证明自己说法正确还言之凿凿地声称：“八路军的参谋长就是苏联人”。  **************************************************************************************       

    近些年，口述历史流行起来。本来从抢救史料、丰富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是鉴别的能力不足，还是态度不够端正，或者有其它一些原因，感觉记录者存在着对讲述内容照单全收的倾向。不提网上那些来历不明、真假难辨的“听家（村）里老人说”系列，甚至正规媒体都出现过 “八一三”事变前一天与鬼子发生战斗，还“用迫击炮打下鬼子多架飞机”的明显与历史史实不符的所谓抗战回忆。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口述历史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是恶意造谣的。除了杰克•贝尔登的记录，在《新西行漫记》里也记载了重庆的报纸以亲历者的名义编造关于延安的低俗谣言，把班夫人都气哭了。网络上出现的“共军抗战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也是从民国时期就被国民党编造出来并大肆宣传了。事实上特务组织中统就有个专门针对共产党的“造谣科”（黄河故人：《中统有个造谣科》）。        

    除了以上无中生有的，还有以偏概全、恶意误导的。比如用民国时期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高“证明”民国工人生活水平不低的（技术工人稀缺，当然收入高）；用“七七事变”前教授学者收入高来说明民国尊师重教的（因为通货膨胀，西南联大的教授有租不起房子在戏台上搭窝棚住的，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级别的大学教授都有病饿而死的）；用抗战初期八路兵力不强、根据地建设不完善，几万根据地百姓被几百鬼子追着“跑反”误导大家整个抗战时期都如此的等等。       

    二是讲述者不可避免带有倾向性，未必客观。比如讲述者出于个人好恶或者利益需求，夸大自己（一方）的功绩，对另一方贬低、避而不谈，甚至是贪他人之功为己有。抗战时国军高官王瓒绪接受史沫特莱等人采访，大谈前几日抓获并送到张自忠将军司令部的几名日军俘虏。他没想到的是史沫特莱之前在司令部就亲眼看到是新四军李先念部送来的日俘。这即是一个例子。       

    三是讲述者自身局限性导致的错误。口述历史的讲述者多为老年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时间久远导致的记忆错误。此外，由于学识、阅历、所处环境等原因，讲述者看到的未必是全面准确的事实，更不用提他们对看到事情的解读未必准确了。前面讲的两则流言就是如此。       

    总而言之，对于各种口述历史，记录者应该以更加负责的精神把好关，多与正规史料进行验证，剔除各种错误；而对于读者、观众来说，面对各种口述历史材料，一定要抱着谨慎的态度，不要轻信轻传，以免误信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