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 浪花：影片《巴山夜雨》观影手记（三）_风闻

    小宋在舷梯上遇到李彦。  李彦问他：“小伙子，你在哪儿工作？”  小宋知道是自己和秋石谈话引起了李彦注意，冷冷地反问：“怎么？”  “随便问问。”  “工人阶级！”小宋冷冷地回答：

 “你认识他？”“谁？”小宋明知故问。

    吃饭和你讲话那个。”

“ 

“你管不着！” 小宋不耐烦地说，甩开李彦，径自走了：

小宋回头朝着李彦的背影：“呸，特务！” 

    这可把迎面走来的乘警老王吓了一跳：“特务，在哪儿？”——可见老王对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但不同于刘文英的是，他认为自己更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谁： 

   小宋不便明言：“我随便说的。” 

   老王顺着小宋的目光望去，似乎明白了什么。“哦……” 他笑着拍拍小宋的肩膀。

小宋觉得老王懂得自己的所指了，也笑着离开了：  

客轮继续在川江上行驶——这已经是午后时分了：  

    宋敏生回到13舱，向大家“公布”着他的新发现：“嘿，我发现一个问题：船上的民警啊，人不错，很可亲…….”   注意，此时只有中年女教师、大娘、关盛轩在注意听小宋说话。杏花只顾想她自己的心事，秋石在沉思，而刘文英在看书做笔记——刚才听到杏花倾诉，又和秋石进行了心理上的较量，刘文英感到有必要强化一下自己的精神武装: 

   他环顾客舱，扫了一眼刘文英，走到中年女教师的铺位旁，又回头打量了一眼刘文英，有所指地说：

“可有些不穿警察制服的人，哼，得防着点儿”： 

话传到刘文英耳朵里，她慢慢抬起头：

她明知小宋是在编排自己，可又不好说什么：

  李彦仍然不动声色：

  

    中年女教师明白小宋的意思，她也挺喜欢这小伙子的心直口快，但出于担心，还是劝了一句：“年轻人，要留意，有句古话：祸从口出。” 

关盛轩的心又揪紧了——瞧瞧小宋和刘文英的架势，这帮年轻人看来是消停不了了： 

   老大娘走到中年女教师床前。她觉得女教师有学问，说话也实诚，于是钦羡地说：“看来，你识不少文墨？”

 

 女教师笑着回答：“念过点儿书，也教过书。”  

“怪不得，是个老师，比我们懂道理。”大娘其实和那个时候大多数普通百姓一样，对知书达理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朴素的敬佩。  女教师：“怎么说呢？按时兴的说法，书念得越多越反动！”   

   老大娘不理解这句话，她诚恳而温和地表示着异议：“这么说，怕不合适吧？”——注意中年女教师手里的书，其实就是一本秋石的诗集：  

   老大娘继续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反驳着：“抗日那会儿，还办识字班呢，号召念书识字儿。”——大娘的逻辑是朴素而有力的：战争年代尚且重视文化教育，怎么解放了念书反而成了反动了呢？ 

  这可让一旁的宋敏生逮着话柄了：“大娘，您那是老皇历了，现在呀，不时兴了。” 

    大娘更加不明白现在的“新皇历”是怎么回事儿了，她问道：“那学堂就不开课啦？” 

      刚才还在担心“祸从口出”的女教师，这一下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一谈到教育，她其实是个比小宋还要心直口快的人——“开是开，可不知道怎么个教法。”  

     她竟然不管不顾地向全舱乘客倾诉起自己这些年不愉快的教学体验来：“你们想想，杜甫是地主，普希金是贵族，雨果是资产阶级，高尔基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作家，又都是牛鬼蛇神。” 

这话触动了秋石，他侧耳认真听着： 

刘文英也警觉起来：

 

    女教师继续说：“就说秋石这样的诗人，听说家破人亡。本人也失踪了 ……”   注意女教师手里秋石诗集的封面和封底有火烧过的焦痕，应该是从红卫兵焚书的灰烬中偷偷抢救出来的，这既说明了女教师对秋石诗歌的喜爱，也说明文革初期（宋敏生抄秋石家的时候）的险恶，又说明到了文革后期，似乎人们的思想和政治空气已经有了某种暗暗的松动——否则女教师怎么敢拿这样的书在大庭广众下阅读并谈论呢：

“你们听啊，浅浅月，淡淡星，浅淡星月明古今。神女夜夜难入梦，素手无力撩纱巾。”  

   注意刘文英的表情变化，她一开始听女教师念秋石的诗，第一感觉也并不反感，而是在想——说实话，她也听不出这诗“反动”在哪里：   

    但是她猛然醒悟，女教师是在替阶级敌人秋石说话，所以自己应该把女教师这些话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关注，要准备斗争，揭破它的画皮——于是她的眼神变成了这样：  

   女教师：“这不很美吗？神女是传说，是文化，可都成了罪状！”

   大娘从女教师手里拿起诗集，不解地问道：“写书的罪过，就这么大？”   

 女教师：“还株连九族呢！”

 刘文英酝酿着反击：

  

 她质问女教师：“你认为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吗？”——革命与否，似乎就是她关于这些人想问的一切：

 

关盛轩一听到“革命”两个字就一激灵：

女教师警觉地看着刘文英，想着： 

 女教师反问刘文英：“那你认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刘文英竟无词以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刘文英为什么会无词以对呢？     

   有些没有经历过文革，而只是从别人口中或笔下听说过文革如何可怕、如何“疯狂”的观众可能会想：为什么刘文英这位“革命小将”不干脆回答“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封资修大毒草，都是反革命的，我们就是要批判之、打倒之、彻底消灭之”呢？文革据说不就是要毁灭一切传统文化吗？      

   如果你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你还是有些头脑，能在影片中看出些门道。  

    答案是：文革中的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虽然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派（至少他们是如此自命的），他们也的确是像刘文英那样，想以某种过于简单化的手段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裂”（即《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他们毕竟不是基地组织、塔利班，不是 ISIS，也不是其他某些专门以“消灭异教”为职事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是按照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的逻辑来行事的。他们行动起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理论的哪怕最激进的版本也并没有告诉他们“一切传统文化都是糟粕，都是反革命，都应该彻底否定，彻底铲除”。      

    实际上，哪怕文革最高峰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领导人也向红卫兵们讲过：德国诗人海涅（他还是马克思的一位好友）担心共产主义革命要毁灭诗歌、毁灭文艺和文化遗产（可能是出于不了解什么是“两个决裂”），是因为他完全弄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革命，弄不懂共产主义革命不但要保存人民过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并且创造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虽然文革确实出现了对待很多思想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典籍等）、成果乃至对知识分子本人简单粗暴的做法，但这些做法的原因是复杂的（为了造声势、为了出风头、理论水平低、缺乏经验不会分析具体的人和事，甚至有人故意转移斗争大方向，等等），而并不是出于“要摧毁一切传统文化”的动机。而到了《巴山夜雨》故事发生时的文革中后期，对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和国外学术著作的引进翻译出版，实际上都在有计划、成规模地展开。

     因此，“革命小将”刘文英其实并不认为“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反革命的”。——在这一点上，她其实和那位女教师本来就有共同的理论前提的。     

    当然，她更不能认为几千年的文化都是“革命”的——若如此，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必要了。     

    对女教师的问题，正确的回答自然是毛主席的教导：对几千年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选择地吸收，有批判地继承。    

     然而有意思的是：最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小将刘文英同志，这时似乎竟想不起伟大领袖的这些教导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 刘文英一开始的问题是：这些“人”（普希金、雨果、秋石等）都是革命的吗？其实她并没有涉及这些人的“作品”（实际上即使对她所押送的秋石，她也只是说这个“人”是“黑诗人、阶级敌人”，而并没有对他的诗作发表什么意见）。     

    一个人总有他的阶级出身、政治态度，他甚至有可能直接从事某种政治实践或者直接发表他的政见，我们根据这些来判定此人的阶级立场或“革命”与否，这是有理可说的，也是相对较为简单的。    

     但是女教师实际上转移了问题，她问的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这 “文化”说的就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人所创作的一个个成果、一部部作品，那么情况就复杂些了：

       第一，有些作品确实没有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江畔独步寻花》，硬要在这类作品里找到什么政治立场，当然是徒劳而可笑的；

       第二，有些政治立场并不革命甚至反动的人，也可以写出有巨大的、进步的政治意义的作品——众所周知，恩格斯就这样评价过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第三，有很多作品在形成、流传和被阐释的过程中，会陆续加入不同阶级的立场——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有一个民间长期流传到由文人加工定型的过程，这中间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会带进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有很多被一代代反复注释、发挥的哲学典籍也是如此。     作为当时的一名文化程度大概并不高的“革命小将”，刘文英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么多，但她的语塞说明她是意识到了这中间的某种困难的：女教师把问题由“人”转换成了“文化”或者说“作品”的问题，那么：    

    一方面，评价作品和评价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受剥削阶级统治、文化被剥削阶级垄断而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一切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刘文英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常识：一概否定祖国传统文化是不对的，也不符合毛主席教导；   

    可另一方面，如果回答对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那眼下似乎就不能和女教师甚至和秋石这样的“敌人”做到“划清界线”了，这似乎就是一种“妥协”甚至立场的动摇——而这正是刘文英这样以“立场坚定”自命的“革命小将”最厌恶、最不齿的事情。 

      而且从理论上讲，作品和人的确有区别，但也总不能说作品和人，和人的阶级立场毫无关系呀！     那到底该怎么想？怎么说呢？     刘文英非常迷惘。     所以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女教师见刘文英低头思考，似乎感到“孺子可教”，也一改开始有些讥诮的口吻，像开导学生一样耐心而诚恳地说： “什么东西能只简单地分成黑的、红的吗？”      

   女教师没有料到的是：刘文英虽然会去认真地想问题，虽然也有自己的迷惘和困惑，但她作为“革命者”的身份意识（她自己的那种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和这种身份感融合在一起了），使得她决不愿意在人前尤其是“异己分子”面前流露出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动摇软弱的情绪，更不能容忍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这种情绪来对自己进行指点——这无异于是对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颠覆。因此，女教师试图开导她的和缓语气反而让她感到恼恨，为了补偿自己一刹那的“软弱”，刘文英霎时间变得更加强硬了，她站起来冲着女教师上纲上线地开了火：         

     “你不觉得这是在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吗？”

       注意：刘文英站起来的时候，眼睛虽然盯着女教师，一只手却下意识地抓着李彦铺位的铁杆：她感到在这个舱里的大多数人（大娘、杏花、宋敏生，甚至那个唯唯诺诺的关盛轩——秋石就更不必说）都不是站在自己一边的，她此时渴求得到支持，而这个支持必须来自她的战友，但李彦还是端坐不动，一言不发——这又是伏笔。

       另外，刘文英还是把战场拉回到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对“人”的态度问题上。她直觉到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她才是主动的，才能迫使对方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才能“划清界线”，并且她挑明了这个问题上她所认为的“实质”：你念秋石的诗，谈古论今地讲文化，看似人畜无害，头头是道，其实就是在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评功摆好鸣不平，这是你掩盖不了的阶级立场，难道不是吗？

        刘文英这样问，与其说是想驳倒或说服对方——她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己也没弄清楚，是不可能说服对方的——不如说是想激怒对方，因为她要从敌人被她激怒这一点上确证自己立场的坚定，同时这也可以缓解她因此时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驳倒对方而产生的无力感：这不是我无能，而是是立场相反，鸡同鸭讲，原本就不可能说服的嘛。    

    你是否会有一种刘文英“蛮不讲理”的感觉呢？      

    当年的大多数观众——包括那时以及现在的多数影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刘文英是个被文革的极“左”理论愚弄、毒害、“洗脑”，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只知道拿大帽子压人的狂热女青年，只是“天良未泯”，感情上还留有一点“人性”，但在思想上却是一无可取的。    

     可我内心里有一种感觉：这个看起来“不讲理”的姑娘，其实是很想讲理的，甚至可以说，她也许是所有这些人中对“讲理”最认真、最执着的一位。她没有放弃或拒绝思考，她在思考，郑重其事地思考，她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信奉的革命原则，而且她的思考不是一种哈姆雷特式冗长感伤的玄想思辨（这在她这样的人看来反而是不严肃的），而是和她的行动，和她的人生信念结合在一起的思考。她一边思考，一边在行动，在斗争。革命行动，在间不容发地催逼着她立即拿出结论，而这些结论似乎必须裹上铁甲，装上钢牙，才能适合她进行斗争的需要。在这些铁甲后面，她其实也在进行自己的疑问和思索，但她感到这些疑问和思索只能自己埋在心里，不能轻易说给别人，更不能暴露给敌人，而且，那些裹着铁甲装上钢牙的结论有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该被轻薄地否定。     

    其实，她是在竭力协调和平衡着自己的个人思索和这些属于集体的、行动中所必须的铁甲钢牙的结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很多时候会让她陷入孤独、迷惘、混乱，让她感觉很糟糕，甚至也许有一天她自己会放弃至少其中之一。——文革之后很多人就再也不相信任何“说教”、任何“意识形态”了，他们自称自己不再接受“洗脑”，自己以后只接受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东西。问题是，这些人真的做到了吗？他们没有不自觉地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裹挟吗？或者说，这样做，真的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了吗？

      刘文英以及和她类似的红卫兵的这些想法和思维方式，其实是有十分真实的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 有人会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而觉得他们可笑，这是不对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历来开诚布公地承认这一点，并且努力将它与个人思考的独立性以及科学性、客观性统一起来，这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极艰苦的努力。     

     尤其是今天，当我们很多人习惯了不去追问“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并且尽情嘲弄这种追问的时候，我们的大多数文化产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也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表现也不懂得如何表现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是聚焦于古代的帝王将相和当代的精英富豪权贵了——这正是文革所批判过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1.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产品和遗产，到底有没有需要批判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     

    2.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需不需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批判？  

    3.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到底是少数精英就可以建成和垄断，还是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    

    4.那么为了建设新文化而进行的文化批判，到底是关在象牙塔里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进行，还是也应该发动群众？     

    5.这些批判中间当然难免偏差、过火、简单化等现象，但是面对这些现象，我们是因噎废食，一概骂倒，还是因势利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和广大群众一起提高水平？    

      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刘文英他们当年所提的问题，他们的思考和斗争，是毫无价值的吗？ 

  

  女教师有点猝不及防，脸色变了：     

   秋石也冷冷地注视着这个突然又嚣张起来的刘文英：   

关盛轩更是一脸苦相地紧张、畏缩起来：  

刘文英的刺激是有效的，女教师有些赌气地说： “按有些人的看法，我是，所以连书也不让我教了！”  

    刘文英知道女教师心里想什么，但她就是要让“敌人”难过，就接着来了一句： “应该！”   女教师大概觉得“竖子不足与论”，自顾自看起秋石的诗集来，没再理她：  

  “哼，岂止是应该啊？”这时候，一旁“观战”的宋敏生开始揶揄起刘文英来：  

   宋敏生说着走向前去，戏仿起当年红卫兵的腔调：“还得打翻在地，再踏上……”  

  

    刘文英： “你……”

     

     大娘似乎不大明白这姑娘火气为什么这么大，劝刘文英说：“我也听不大明白，不过，姑娘，讲理，得心平气和地讲……”——大概在大娘心目中，“抗日那会儿”的干部都是这么讲理的：      

  “对。”宋敏生一本正经地回应着大娘。      

    刘文英真被他激怒了，她感到在这油嘴滑舌的“老江湖”面前，这“理”没法说下去了：     

她一把抓起自己的笔和本子，夺门而出：  

   宋敏生气走了刘文英，觉得自己胜利了，笑着走到自己的“同盟者”女教师“铺位前，模仿着她刚才对自己的忠告：“呵，祸从口出，呵呵 …….”——你刚才告诉我“祸从口出”，可你自己已经在“革命小将”面前把“祸”给闯下了啊。 女教师也有些自嘲地笑了：      

  大娘虽然觉得刘文英不该在女教师那样的长辈面前说话那么冲，但她并不反感刘文英，她觉得这也是个挺实诚的孩子，宋敏生不该那么气她，应该和她好好把话说清楚，于是也温和地批评起这小伙子：“你也是，讲理就该正经讲嘛！”

    

宋敏生跟大娘解释道：“好大娘，现在呀，就不兴讲正经！”  

宋敏生： “我是个工人，就不能正经生产，谁干活谁有罪！”   

 “是这样啊，我们社员还埋怨你们光拿钱不干活儿呢！”——大娘的话依稀反映出当年的工农差别。很多农村出身的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抱怨正在于此：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挣不到几个工分，而工人每天八小时，还有星期天，不但挣的钱比农民多很多，而且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也更好。这大概容易给有些农民留下“工人光拿钱不干活”的印象，而文革期间工厂所开展的政治活动比农村多些（特别是初期确实影响过生产），也有可能让有些农民觉得工人没做正经事。   

     但是文革时期的工厂是不是“干活有罪”？现在很多人都提出了异议。例如，以《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这两部小说其实都是反思文革、鼓吹改革的，前者在文革后期还因为“支持邓小平”而被批判过）而蜚声文坛的作家蒋子龙在自己对文革前后工厂生活的回忆中指出：文革中其实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质量还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普通工人的回忆也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大锅饭”并没有养懒汉，而“大批判”也并没有耽误生产。不少学者指出：实际上文革期间我国的工业有迅速发展，工业产值也是增加很快的——当然蒋子龙对此做了很有意思的解释，比如他说这是因为文革的“后遗症”在文革期间因为大家“提着一口气”而还没有发作，而是到改革开放后才发作。而有些学者也对他的这种解释进行了反驳。  

     我以后有机会还会详细谈这方面问题。   

靠岸的汽笛声响起来了：

小宋要上岸看看——这是年轻人活泼好动的天性：  

     关盛轩惊魂甫定，邀请秋石一起上岸去喘喘气，秋石摇摇头，于是关盛轩也不去了——尽管他人身是自由的，但他似乎比秋石更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刘文英之类人的监视和威胁：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没听到这都是些什么言论？！”刘文英在舷廊上和李彦一块走着，她不明白自己的这位“战友”在刚才的争论中为什么不表态： 

 见李彦还是一言不发，刘文英抑制不住心里的不快，她快步拦在李彦身前，逼问道：“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彦还是不动声色冷冷回了一句：“没到时候！” 

  刘文英满脸的困惑，心想：“什么叫没到时候？”  

李彦在船舷给船长递烟：“船长，明天能按时到达宜昌吗？在宜昌停多长时间？”  

 船长并不喜欢这个似乎有些阴鸷的人，没有接烟，而是拿出了自己的烟斗，反问道：“怎么？要提前下船？你不是到武汉吗？”

  

李彦避开了船长的反问：“不，随便问问。” 

船长打量着李彦的背影，心里猜测着这个人的意图： 

 客轮重新开动了：

   

  13舱，大妈望着自己篮子里的红枣。  女教师赞道： “哟，好大个儿的红枣！家乡的？”  

    大娘：“自己院子里树上结的。”

  

“您是河北人？”“对。”“来探亲的？”   

“探亲”两个字似乎刺痛了老大娘，是啊，她也可以说是来探亲的，可这个“亲”……

“探亲？探亲 ……“大妈喃喃着：

  

 她终于压不住心里的话了：“我是来上坟的…….”  

秋石一惊：

  

大娘：“给我独生儿子上坟来了” 

杏花本来在想自己的事，也让大娘这一句给惊住了： 

关盛轩也坐下，关切而认真地听起来： 

大娘：“我年轻时守寡，就这么个独生儿子。”

“抗日，我送他参军。”

“打老蒋，我送他到黄河沿儿。”

“想也想啊，也流过眼泪。可我懂道理。”

“打完仗，他就进川。”

   后来呢？”秋石问。——他想知道老人的儿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但他实在不忍心直接问：“您儿子是怎么没的？”

 

 老人继续诉说：“后来，川江上武斗。”  

“真枪真炮，轮船都不能开了。”

“上级叫他去做工作，他就去了。”

“两派各守一边，打红了眼。两岸都开了枪，开了炮。”

  “我儿子……船也翻了。”

  

“尸首也没有找到。”

  

“他的坟，就在这江上。”

老人的泪水洒在手上，也洒在她摩挲着的儿子爱吃的一颗颗红枣上：  

   杏花再也忍不住了——善良的姑娘没有想到这个刚才还在倾听着自己心事劝慰自己的老人，竟是背着这样痛彻心肺的记忆，她扑到大娘肩上痛哭起来。  

   大娘疼爱抓住杏花的手，仿佛此刻需要安慰的不是自己，而是杏花：   

   女教师含泪垂首： 

  

 整个船舱都沉默了：

   

 秋石走到窗前凝视着什么：

   

 窗外有雄鹰在翱翔：

 

  小宋上岸采了很多野菊花，回到舱里分赠给大家：    

   宋敏生朝着刘文英走去。    刘文英不知道宋敏生又要搞什么名堂，是不是想借着送花来缓和一下自己的对立？她站了起来，意思是准备严词拒绝宋敏生这种“拉拢”。——这暴露出：刘文英虽然一脸严肃，内心深处还是小孩子心性，她以往和小姐妹吵架，过后大概就是这么和好的，但她觉得自己和宋敏生不是小孩子吵架，是严重的政治斗争，怎么可能用几束小野花就平息了呢？他想得美！   

    谁知宋敏生一点儿没有与刘文英“和好”的意思，而是冲着她再次挖苦道：“你当然不会要了，这可是资产阶级情调！”   

     大家注意一下：正准备摆出“严词拒绝”的架势的刘文英，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让自己来拒绝，她彻底懵了：

     

   这一下可又把刘文英惹恼了，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她进入暴走状态。    

   与其说她是生小宋的气，不如说她是生自己的气：是啊，既然是阶级斗争，我怎么能幻想“阶级敌人”这么轻易地来向我妥协、示好呢？我还是太幼稚，太孩子气，太软弱，太丢人！

    可是，她的这种暴走，不正说明她真的还是个孩子吗？  

  小宋把花送给了杏花：

  

  他特别把剩下的一大捧给了秋石——他知道秋石是诗人，诗人是爱美的：   

  秋石凝视着花束，想着什么：

 

  天色渐暗：

   

     入夜了，这大概是秋石把花插在了刘文英桌上的瓶子里——他觉得宋敏生那样伤刘文英的自尊未免有些太过分，这姑娘其实人不坏，而她那么年轻，内心里应该也爱美，应该也希望周围人不要那么排斥自己，为什么不让她感受到一些善意呢？ 也许第二天醒来看见这些花，她会感到周围人不像她想的那样都一心要跟她作对，要打击她 …….：  

    但是年轻的刘文英已经沉沉睡去了，她并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宋敏生不断给她气受，秋石是她押送的犯人，是值得警惕的阶级敌人： 

   同样年轻的杏花却倚着床睡不着：   

    秋石捧着花，回想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鲜花盛开的幸福生活：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秋石的妻子，是一位舞蹈演员，叫柳姑，也就是宋敏生所说的已经去世的那位：  

  杏花在无声地啜泣着：

   

  秋石注视着她：

   

  一轮明月当空。    郦道元《水经注·三峡》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那么，这应该是深夜甚至半夜了：   

  

秋石出舱，凭栏远眺——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眺望他在诗歌里无数次咏叹的三峡了：  

    秋石想起了妻子的舞蹈，和自己为妻子的舞蹈写的诗：                                         

     巴山雨，巴山云 ，                   

     千里川江雾中行 。                    

     帆似白鸥舟如梭 ，                    

     古往今来多少人 。                    

     浅浅月，淡淡星 ，                   

     浅淡星月明古今 。                  

     神女夜夜难入梦，                     

     素手无力撩纱巾。                     

     整飘带，摆罗裙，                    

     日日夜夜守江滨。                    

     含情迎送天下客，

     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           

  

“喂…..喂…..”秋石的思绪被打断了：

  原来是刘文英见秋石不在舱中，高度警惕地跟了出来：

她命令着秋石：“该回去了！”

 

 秋石淡淡地回答：“放心吧，我不会发生意外的。”——意思是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   

秋石居然这样自信，刘文英觉得必须马上杀杀他的威风，于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她试图对秋石进行心理上的分析：

“你又产生了希望，是不？从舱里那些人身上？”

 

  秋石回答：“我对生活从来没失望过。至于舱里的人，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刘文英：“从你的思想感情，可能是这样。”

但刘文英要点明那些人的本质：“可这都是些什么人？！”   

 秋石反问：“你说他们是什么人？””   

  刘文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帽子，气呼呼地一顶顶扣到这些“什么人”头上：“攻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女教师、演帝王将相的小丑、对一切都不满的流里流气的工人…..”   意思就是：这些人和你同声同气，不足为奇，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反动，就是可疑，他们翻不了天，你也别指望从他们身上找到希望证明你是对的，你是真理。

秋石有些嘲讽地对刘文英说：“在你的眼里，都是敌人……”——意思是你的敌人未免太多了：   

 但秋石还是寻找着击破刘文英的突破口：“可是我问你，那位大娘呢？”——她没有反对你，只是劝你心平气和地讲理，她也是敌人？

  

   刘文英故作轻松地回答：  “是个没有觉悟的。”她当然知道大娘不是坏人，但这位老人家很明显有些糊涂，居然去同情那位攻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女教师，因此戴一顶“没有觉悟”的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这也算是我刘文英掌握了政策界限，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秋石有些愤懑，觉得刘文英这样说对大娘很不公平：

 “什么？没觉悟的？”

   

    但秋石转念一想：大娘讲自己儿子事情的时候，刘文英不在舱里，她不知道这是一位革命的老母亲，只是觉得这是位不太懂“革命”理论，心肠好得有点不分是非的普通农村大娘，而在刘文英的话语体系里，对这类人确实只能用“没觉悟”来形容：   

   不管怎么说，老大娘这个突破口被刘文英暂时堵住了，于是秋石转移突破口：“那么那个杏花呢？她可跟你一样，是个在新社会长大的姑娘。”      

    秋石知道：在刘文英的话语体系里，杏花是贫下中农，是自己的阶级姐妹，而且杏花不像宋敏生那样的工人，她本本分分，不说怪话，她说“这几年生产没人抓，家里穷”，并不是要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而只是向大家解释自己卖身还债的原因——试问，她还能找什么原因呢？难道还能说是广大贫下中农都懒惰，都存心不干活，不好好生产？那岂不更加是给贫下中农抹黑吗？——这就没有理由认为她是阶级敌人或是“立场可疑”；而且她和刘文英一样自小就接受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教育，也没有理由认为她会和那些受旧社会影响的人（比如刘文英心目中的那位大娘）一样“没觉悟”。  

    更重要的是，秋石亲眼看见过：当杏花倾诉自己的不幸时，在一旁悄悄听着的刘文英，神情其实是很震惊、很同情、很难过，甚至感到有些愧疚的。刘文英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革命”，而她也认同：干革命其实是为了让杏花这样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而决不是为了让他们穷下去，苦下去，甚至让他们的姐妹、女儿，为了钱去出卖自己的感情，出卖自己的身体。老大娘的一句“这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了”，其实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刘文英的心，比宋敏生的挖苦和女教师的反驳抽打得更沉、更狠、更疼：我们轰轰烈烈闹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结果难道就是让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这如果是真的，那简直是对她信守的原则的彻底消解。    秋石知道：刘文英刚才说老大娘“没觉悟”，其实是包含着对老大娘这句威胁到她信念的话的恨意的。但是刘文英真的能从心底里肯定老大娘说错了吗？她的这种恨和痛，恰恰说明：在杏花的遭遇无可回避地摆在眼前的时候，老大娘的话对她是有很大触动的。   

 果然，提到杏花，刘文英有些支持不住了： “她？……”  

   她转头，拢了拢自己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