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实的前进：牢记改革开放的初心_风闻

      有位远方的同志对我说：她十五六岁的女儿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讲文革时期湖南某县杀人事件的文章，很受影响，问我是否了解这个事件。       

     我看了看这位同志发来的她们母女俩微信对话的截图。母亲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捍卫者，极力否认有这么一件事，说是敌人造谣，然而在女儿一再亮出的各种资料面前，也有点儿拿不准了，所以才向我这个大学教师来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女儿则显得有些愤懑，觉得母亲和家里的其他长辈天天向自己说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这好那好，却根本不了解或者故意向自己隐瞒了那个时代发生的这样大规模野蛮屠杀无辜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惨剧——她直接问道：“这样杀人，不和日本鬼子做的事一样吗？”。 

     我回答如下：       

  “此事我在小学时即在一本杂志上看过。我的有些长辈当时就下放在当地及附近，也曾亲历过。所以当时道县一带的严重杀人事件，确有其事。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文革中，虽然有“要文斗不要武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等指示，但社会情况是复杂的：有的地方闹派性很严重；有的地方可能保守派在借机转移斗争大方向；有些人把阶级斗争简单地理解为肉体消灭；有些人借文革发泄私愤，甚至有些地方有些人是借此来搞封建宗族矛盾等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可能出现那些情况。     

      这些教训是很惨痛的，说明要在实际斗争中真正理解和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非常不容易的。      作为左派，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和分析这些问题。不能因此就否定那时的一切，但确实要汲取教训，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一些、复杂一些，注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分辨能力，注意政策界限，对上级不迷信，对部分群众的某些极端倾向要注意引导，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能分辨真积极和假积极，不要搞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不能借“革命”的名义来营私，也不要被这种人所利用。     

    看得出来，你的女儿有一种你在欺骗她，在向她隐瞒新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阴暗面（比如道县这类事情）的感觉。那么，怎么去面对你的女儿进行解释和教育呢？我向你建议几点供你参考：     

     第一，要面对现实：道县这个事情是有的——这个你无需讳言。      

     第二，你不要一味指责你的女儿。她这么小，能关心这些历史问题，为那些无辜受害者感到悲痛、愤慨，这是一种正义感，这说明你的女儿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孩子。无数革命先辈，也正是因为这样善良，因为对被侮辱和损害的无辜者的真挚同情，才走上革命道路。这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很值得肯定的。你一定要把这点和她说清楚。     

     第三，在教育引导方面，你现在可以先指出四点——这四点我想是她比较容易理解的：     

     1.文革我们今天认为是有很多错误的一场悲剧，但即便如此，某县这样的杀人事件也是不符合文革的本意的。这和日寇屠杀中国人，和纳粹屠杀犹太人，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2.任何革命、任何社会运动，不管是正确，是错误，最后结局怎么样，它越是规模大，影响大，也就越会把各种不同的人卷进来：个人野心家、挟私报复的人、两面派、投机家、骗子手、无政府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总是会有的，也总是会利用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仅仅因为有这些人就否定革命的一切，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你可以要你女儿去设身处地想想：她如果去领导一个团队去做任何工作，是不是都会碰到团队里有自私的人、不顾大局的人、素质较低的人、阳奉阴违的人，甚至从对手一方混进来存心捣乱的人。难道因为有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造成了一些乱子，就否定团队的一切？就放弃自己团队的目标？     

    3.那些借这类事件大做文章的人，到底是想指出这些错误来实事求是地汲取经验教训，还是要借此彻底否定毛主席和共产党？你女儿转的那些帖子后面有不同的人发的很多评论，你可以让你女儿去分析一下各种评论背后的立场，认识一下某些人借这些话题要干什么，想一想：按照他们那个想法干下去、干到底的话，把中国变成前苏联或者利比亚、伊拉克，到底死的人会更多还是更少？    

    

                     （流离失所的伊拉克难民）

     4.要解释一下：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有些具体事情你可能也不了解，而且即使了解了，也不一定对她说，这不是隐瞒，不是说故意不让她了解那个时代的某些阴暗面，而是因为她年纪还小，又是女孩子，所以一件事情能不能对她讲，怎么对她讲，都要考虑对她身心的影响。比如我们搞法制教育，会讲一些犯罪的事情，但也不会去渲染那些杀人啊性侵啊之类的细节。那些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为什么不去详细讲呢？因为对青少年影响不好。要知道一个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在感知这个世界，而不是在有意识地思考这个世界——即使成年人甚至哲学家也是这样，何况青少年——因此我们让青少年感知到一些什么，如何感知到这些，这对于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抽象的概念、理论所不可取代也不可消除的巨大影响，也是做父母老师的人不能不相当慎重的。”   

     

     回复完这位同志，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     

    我和这位同志立场其实是相同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她的女儿——能够认同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想，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今天在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的人——是不是也都曾经在心底埋怨过：我们的那些前辈当年为什么不能变得更“干净”些呢？他们以及他们领导下的斗争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让我们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残酷、污秽，甚至简直就是狂热、偏执和混乱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都学过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也就是事物的主流和支流的原理，而正确地认识革命运动中的代价乃至错误，正要求我们运用这个原理。但是，在理论上抽象地了解这个原理，在口头上不断地重复它，这是一回事，在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真正自觉地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里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越引人注目的东西，就越是事物的主流。举个例子，不少人都说《新闻联播》不够“真实”，因为说的都是好事；而国外媒体报道的诸如政坛的丑闻、秘密的“爆料”之类才是比较“真实”的东西。但你过一长段时间回头来看，就会发现其实《新闻联播》固然有些刻板，却基本上如实地勾画了国家发展进步的轮廓或者说主流，而很多一时间耸人听闻的东西，虽然也是真实的，虽然也曾经让大家街谈巷议，热闹非凡，却像浮萍一样被历史的大潮卷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西方媒体喜欢把聚光灯对准政坛人物某些私人丑闻（比如克林顿、朴槿蕙），某些“奇葩”言论（比如特朗普），让这些东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他们那个社会真正决定性的力量并不在这些东西上。       

     对于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他所发起的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如果也仅仅去关注——许多自命为做“学术”、做“历史研究”的人正在这样做，也正在诱导别人这样做——那些“引人注目”的东西，也就是某些极端的案例（且不说这些案例究竟是谁制造的），以及那个时代确实大量存在的让我们今天感到可笑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可笑，另当别论）、偏激的、带有这样那样片面性的说法和做法，这或许很能让我们找到某种道德上和智力上的优越感，但却也很容易让我们同时错过真正地理解历史的机会。     

      而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还是先听听文学家向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吧：       

     我念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小说《卖蟹》——相信大多数同学也学过这篇课文，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那我就提醒一句，“吃货”们肯定对那篇课文的开头印象深刻：       

    “麦黄蟹，豆黄鳖。  　  

     麦子黄梢儿的时候，蟹子顶盖儿肥。公的满膘，母的饱籽，肢脚尖里都是肉。把刚下网的新鲜蟹放锅里一蒸，清汤白脑儿，紫盖红螯，剁下姜，浇上醋，谓之姜汁蟹，实在是一盘下酒的佳肴。”   

          （蔡明扮演的渔家女孩）

     想起来了吧？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山东的著名作家王润滋同志。在《卖蟹》发表并且名震文坛一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王润滋在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热潮中，感受到了一种令他不安的气息，于是他创作了另一篇轰动一时的作品——《内当家》。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解放前为地主刘金贵家赶车的佃农锁成，从雪地里救起一个快要冻死的要饭的小姑娘李秋兰，因为家里穷得没柴烧，锁成把十岁的秋兰抱在怀里焐了整一宿，小姑娘才活过来。为了让这个好不容易活过来的小姑娘能有口饭吃，活下去，锁成以自己少拿一年工钱为代价，央求东家刘金贵收留秋兰当了个干粗重活儿的使唤丫头，相差十几岁的两个贫苦孩子，从此兄妹相称，相依为命。     

     

            （电影《内当家》剧照：锁成收留李秋兰）

      秋兰在刘金贵家当牛做马七年，到十七岁时，刘金贵高价把她卖给五六十岁的李掌柜做小。秋兰死活不肯，竟然当着东家和李掌柜声称：自己十岁那年就和锁成睡过了，自己早就是锁成哥的人了。      李掌柜自然不会再要这样的“烂货”，气急败坏的刘金贵用烟袋锅子狠狠打了秋兰的头，打出一道深深的疤。       秋兰和锁成一起冲出了地主家，在穷乡亲的帮助下，撘了一个窝棚成了亲。从此锁成外出打短工挣几个活命钱，不济的时候秋兰重新挎起要饭篮子。      

      作者没有提到，但我觉得也许需要补充的一个背景是：当时江苏山东等地的很多农村，地主都对佃农的新婚妻子行使“初夜权”。

       有资料记载：      

      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其时，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山东的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照顾地主利益”，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据一位“老战士亲身经历”所写的作品同样记述了鲁南的初夜权：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土地，还享有初夜权，“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   

      因此，秋兰当时说自己已经被锁成睡了，恐怕还不仅出于不愿意嫁给李掌柜的考虑，她如果不这样说的话，就算没有李掌柜，恐怕也不一定能逃过刘金贵的“初夜权”，不一定能完完整整地嫁给锁成。

       一位不知名的同志在上述《土改前江苏山东等地野蛮残暴的初夜权》的材料之前加上了这样的编者按：

    土改问题是当今“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在某些“民国范儿”眼中，1949年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农民与“乡绅”和睦共处的社会，地主都是农村的勤快人、大善人、文化人。而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土地改革是调动一些妄想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无赖来抢夺勤劳优雅的地主的财产，用“阶级斗争”理论人为撕裂幸福和谐、充满儒家传统社会“伦理”的乡村社会，在“暴力土改”的过程中让农民交纳投名状进而死心塌地地帮助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夺取政权(见秦晖的相关论述)。事实如何呢?

 　 ……在当今某些学者的土改叙事中，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和残暴被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无数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的事情从来不会进入他们高贵的法眼。这样，土改就变成了一场失去“人性”，破坏了“儒家传统伦理”的毫无来由的“暴力”行为，the r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就变成了一场杨白劳、喜儿这些“丧失人性”的“地痞流氓无赖”打败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这些“大善人”的历史。     这种所谓的“新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留下的压迫者的历史观。就像所谓的“儒家传统伦理”不过是地主霸占农民初夜权的遮羞布一样，压迫者总是要把自己对劳动者的统治合理化、合法化。“最后的贵族”章诒和曾把自己经历过的三个时代称之为“天堂、地狱、人间”，贵族们怀念的天堂恰恰是劳动者的地狱。      

      这些话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1947年，当地解放了。刘金贵逃亡，他的房子在土改时被分给了锁成和秋兰。秋兰成了锁成这个新家的“内当家”。  

      可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地主刘金贵要以“爱国华侨”的身份从日本回老家探望了。

          

          （电影《内当家》剧照：刘金贵回乡）

       急于给刘金贵留个好印象的县政府孙主任赶到锁成家，阻止他们在自己院里打机井，并且弄来一大堆家具要给刘金贵看个排场。   

      锁成和“内当家”秋兰都不禁感到困惑了：刘金贵要回来了，这家里的一切就不由得我们做主了？这还是咱自己家吗？莫不是地主真的回来要变天了？还是让共产党请他们回来变天的？   

      

        （电影《内当家》剧照：秋兰的困惑）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描写：             

      内当家下意识地抬起手，按住额角。手掌下面，隔着一层花白的头发，有水烟袋留下的伤痕。它今天好像还在隐隐作痛。别人能忘，她不能忘，那过去的仇恨……

　　她朝家里走。她不由得抬起头，看那青砖黑瓦的高门楼。她在这里面生活了大半辈子，过去是丫头，现在是主人；过去穷，现在也没怎么富。可苦瓜甜果两样滋味！那一天，她捂着血淋淋的额头冲出地主家的大门，穷乡亲帮她搭起一间小窝棚。在那里面，他们成了亲。新婚第二天，男人去打短工，她又季汇起要饭篮。她觉得舒心多了，家好赖自个儿当了。四七年解放，斗争了刘金贵。农会主席（现任党支书）领着他们一家，来到这大门口，说：“从今往后，这屋就归你们，是你们用血汗挣下的！这辈子住不烂，传给儿孙后代！……”她扑到黑漆大门上，上下摸着，哭了。往后，不管世事多么乱，她从没想到过，谁能把他们的屋夺去。四八年国民党重点进攻，还乡团回来倒算，有人害怕，把土改果实退给地主了。她不退，杀也不退！好在刘金贵识时务，没敢轻举妄动。国民党败退的时候，他们父子随着走了，先到台湾，又去国外。六四年，台湾派小股武装在沿海登陆。锁成睡不安稳，她说，怕啥？天能塌下来，共产党的龙墩也倒不了！她铁了心。可这回是怎么个景儿？地富的帽都一风吹了。说起来，也该吹，压这么多年了，好些人也改造了。可听孙主任那话味儿，这像共产党的意思么？…… 

　　内当家觉得脑瓜子又热又胀，回到家，没顾上看井，一头栽在炕上了。锁成慌了神儿，又要找医生，又要烧绿豆汤。老婆说：“苍蝇蹬一脚，咋乎啥？过来给俺捏几把就中。”锁成双膝跪在炕上，拇指个“八”字，在老婆额前推拿起来。 

        （电影《内当家》剧照：秋兰和锁成的议论）

　　晚上，老支书来了。内当家心里一热，落下泪来：“他大伯，真要变天么？”

　　老支书点上一锅烟，笑呵呵地坐在炕沿上抽：“秋兰，你这刚性人，怎么也说这没筋没骨头的话？” 

　　锁成在一边给老婆打边鼓：“唉，俺内当家说的是，这年头又该有钱有势的人打腰啰！” 

　　“你呀锁成，小庙的鬼！啥打腰打腚？还不是共产党的江山！” 

　　锁成说：“像孙主任那号共产党呀？哼，俺不宾服！” 

　　老支书笑问道：“那你昨天咋不跟他论理？” 

　　内当家瞪了锁成一眼，说：“他呀，锅台后的汉子，见不得人！”

　　老支书看着涨红脸的锁成，哈哈大笑。 

　　内当家不笑，很认真地问：“可孙主任也是顶着共产党的名儿下来的呀？” 

　　老支书沉思地抽着烟。烟锅里嗞嗞响，烧得通红，“问得好啊，秋兰！这些年，就是这些顶名儿的把咱们党的威信抖落低了，说话办事儿老百姓不那么放心啰。这号人哪，都是气象大学毕业的，听见风就是雨，看见闪就是雷！……别看他们咋乎老百姓吹胡子瞪眼挺有能耐，其实呀，都是些空心萝卜！他们说的话办的事儿，不能记共产党账上！锁成，你说呢？” 

　　“嗯，嗯，这话公平，服俺心。” 

　　内当家咬着嘴唇寻思，不吱声。 

　　老支书磕磕烟锅里的灰，笑着问：“秋兰，你说呢？” 

　　内当家抬头一笑：“那，明儿咋办呢？” 

　　老支书说：“你是主人，你待客，你说咋办就咋办！”。接着，他告诉他们，刚才县里来电话了，张书记批评了孙主任。说刘金贵既是来探家，就该由他家乡的群众接待。要相信群众。还说，明天县里不陪干部来，只派车子送他回来……” 

　　内当家轻轻松了口气。 

　　临走，老支书说：“秋兰哪，跟你掏句心底话，这码事儿起先俺也不通！当初被咱们打倒的仇人，又要咱们自个人扶起来，当客待，心里不痛快呀！可后来往深里一寻思，就觉着咱思想老了，跟不上趟了。老皇历翻不得啰！眼睛不能总长在后脑勺上，你想想，土改多少年了，还压着人家，管制人家，拿人家当敌人待，说骂就骂，说斗就斗，不公道呀！能老老实实，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咱跟这号人有啥过不去？人家也有儿女，一茬接一茬，一辈传一辈，还能辈辈世世把人家踩在脚底下？就说刘金贵吧，他爱国，是个中国人哪！……” 

    

    （电影《内当家》剧照：刘金贵的孙女）

　　锁成听得不眨眼。 

　　内当家霍然抬起头：“他大伯，你给张书记回个电话，就说俺李秋兰有副中国人的心肝，俺不会给共产党丢人现眼！也告诉刘金贵，俺请他……回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异常动人的描写。   

      要理解文革，理解那个时候以及那之前新中国的各种对也好错也好的政治运动，我们就得理解像锁成、秋兰这样的人，我们就需要明白：“千里雷声万里闪，毛主席领导咱打下江山”，这不是一句空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是不容易的，也是让像锁成和秋兰这样获得翻身解放的亿万工农大众真真切切地感到扬眉吐气，感到幸福，感到踏实，感到充满希望的。   

     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新中国——尤其在她初创的年代里——有她这样那样的缺憾，人民的权利和幸福，受到种种条件的局限而没有更充分地实现。然而，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就在这样一个很不完美的年代里，在个人的物质回报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表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前所未有的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投入了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奇迹。   

      那么，这种英雄气概和奉献精神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亿万人民对新中国的衷心认同和坚强信任，就是“国家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我们为国家分忧，我们替后代吃苦”的主人翁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如果要问，什么是民主？我们要回答：这就是一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强大、最有意义的高品位的民主。

     而建立之后，我们的前辈——包括那时候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可亲可爱的新的国家是异常珍视的。因为这种珍视，他们由衷地希望她越来越好，这就要保证她不被颠覆——也就是不要发生秋兰她们所担心的“变天”——要保证杜绝她的一切变质、蜕化、堕落的可能：    

     其一，已经被打倒的那些反动势力曾经那样疯狂地和我们搏斗，是不是一下子就真的甘心被压服了呢？有没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呢？     

    其二，旧社会被推翻了，可是它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能够在一夜之间清除吗？实际上，它们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很有影响，这些影响有没有可能恶性发作，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穿新鞋，走老路”呢？    

     其三——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一点——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是具体的管理权事实上不能不集中在党政领导干部手里，怎样防止他们脱离群众，防止他们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消极腐败现象乃至异化成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权贵官僚集团呢？    

      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确实存在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前辈就曾经那样忠诚地、警觉地——因为没有经验，有时也有些不知所措和神经过敏地——投入了这些运动。     

     今天我们不少人（不属于“我们”的“他们”就更不必说了）对此颇多微词。     

      是的，我们的确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尤其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基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光靠唱高调、喊口号来“战胜”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来“抵挡”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也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光靠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而应该更多地运用党纪、政纪和法制手段，而且即使在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中，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孤立敌人，而不应该一味地背诵教条，扣帽子、打棍子，更不应该采取人格侮辱和非法的暴力手段。     

     这些问题，是过去那些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上有所忽略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汲取并牢记的教训。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当年为了保持国家不变质不变色所作的那些考虑和努力是多余的甚至有害的。——尤其是今天面对改革开放后许多新的情况，我们恐怕需要更加重视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许多正面的制度基础、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 

          比如，在《内当家》里，我们看到：“内当家”秋兰面对老地主刘金贵“衣锦还乡”，面对县里孙主任急于讨好刘金贵的那些不合理的做法，产生了困惑和不安，怀疑是不是要“变天”，她甚至有点弄不明白“这是共产党的意思吗？”但她哪怕被孙主任伤了心而流了泪，也还是愿意向领导自己土改翻身的老支书——也就是向党——交心，坦率地问出自己最大的疑虑：

         “他大伯，真要变天么？”  

         而他的丈夫锁成，别看他也说“这年头又该有钱有势的人打腰啰！”，其实小说一开始就写过锁成有个长年习惯：“下地干活回来，吃饱了饭，嘴一抹，就倚在铺盖卷上听广播。不听曲子不听戏，倒爱听新闻节目和对农村广播，说听了那心里清亮。”——我们不难理解，救他出苦海的党的声音，对锁成来说是多么亲切和有力量（我的外祖母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的类似感觉）——这里作者寥寥几笔，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对党无比信赖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坚持不懈地做群众工作，宣传和教育农民，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老支书的话能够发生效力的重要前提。      

     我们再看老支书，他对秋兰夫妇疑虑的解答包含了四个层面：   

     第一，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会变，房子和地是党领导你们从地主老财手里夺过来的，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些胜利果实就是你们的，就由你们说了算，谁也别想反攻倒算拿回去；     

     第二，孙主任说的那些讨好刘金贵的话，只能说明他自己是个“顶着名儿”的共产党，是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这号人办事不讲原则，也不研究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只图迎合他自己揣摩的“上级意图”和“政治风向”，文革时他弄不好正是个“积极”得不得了的极“左”分子，到现在他觉得“风头”变了，又摇身一变成为极右，吓唬群众和他一起在过去的敌人面前卑躬屈膝。他不但不能代表共产党，而且正是把党的事情办歪、办坏、办砸，“把党的威信抖搂低了”的责任人——指出“改革派”的干部中这种令群众寒心的投机分子的存在，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是需要非同一般的眼力和勇气的，这也是王润滋令人敬佩的地方；     

     第三，你们是家的主人，是国的主人，党相信群众，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不卑不亢地迎接昔日的敌人——实际上，也是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第四，我们当年和地主老财那些阶级敌人斗争，没有错，不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翻身解放，但斗争也不是为了永远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他们“老老实实，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那么，当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动不动就骂，就斗，还要祸及子孙，这我们是做得有“不公道”的地方，有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地方：随着社会的进步，应该尽力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而不是相反。现在刘金贵愿意回来看看，也可能愿意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对他的爱国立场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心里不要有什么别扭不痛快——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强大了，我们自信了，他回来如果能够为我们的国家添一把柴，加一把火，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不能不佩服：老支书虽然言语朴实，没有讲一个响当当的大字眼，却把国家大事（这国家大事就联系着秋兰她们眼前的现实利益）的道理讲得分外清晰、透彻，令人信服——这也是那个时代党员干部所特有的一种既有思想高度又接地气的话语能力。我在那个时代的不止一个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工农身上，都亲耳领教过这种说理能力。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甚至很多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教授，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念文件式地打官腔，就是说一些极端庸俗粗鄙的话，似乎都已经不具备这种说理和沟通能力了，因为这种话语能力不光需要理论和书本知识，更需要扎扎实实的实践经验，尤其需要一种无私、正派的人品。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党的崇高威信和思想工作方法，没有像老支书这样一代忠诚正直的党员干部的拥护和推动，没有那个时代建立的密切的党群关系，改革开放这样大的历史转折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在老支书这样入情入理，诚挚透彻的思想工作面前，我们的秋兰不能不心悦诚服了。她完全相信：党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托付，是党交给自己的新任务，自己决不能给党丢人，决没有任何理由不完成好这个任务，在昔日的仇人面前，自己应该是一个既有骨气又有度量的主人，这才是新社会该有的势派。 

     

          当然，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可能不禁会感慨：改革开放的初心，原本是这样的，它原来不应该和毛泽东时代截然对立，而是对前者的一种调整、澄清、继承和发展——这大概也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意义。         

    今天这个初心没有完全实现，很多时候甚至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有很多被非主体化、边缘化的现象。          

     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会让党的领导被架空，让国家的性质名不变而实变。——当然，最后“名”也会变。        

     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局限和历史惯性，这是我们不能够苛求于前人的。         

     相反，作为今天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问的是：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是犯过错误，有过偏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和偏差呢？

    是谁纠正了这些错误和偏差呢？

    是我们的党。

    我们为什么能够顺利地纠正这些错误和偏差呢？

    因为有人民群众对党真心实意的信赖和拥护。

    为什么人民群众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是愿意和我们的党一起纠正错误呢？

    去读《内当家》这样的作品，你找到答案，会发现许多比金子还弥足珍贵的东西。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国家是由千千万万的秋兰、锁成们当家说了算的。）

     

       （工农兵——国家的主人）

    今天，我们国家掌握着比毛泽东时代大了几十倍几百倍的物质财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在解决前述关于保持国家不变质的那三个问题上，我们难道不应该进行许多更加切实和深入的探索，不应该做得比前人更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