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空间放置弱者的尊严_风闻

● 谭吉坷德

匹夫之怒，流血五步。

9月1日，秦皇岛某超市黑龙江来的46岁的农民工赵广军手持西瓜刀杀死了一对老年夫妇，自己也自杀身亡。

起因居然是一个西瓜。据知情人介绍，几天前赵广军卖了一个西瓜给这对老年夫妇，两位老人吃了西瓜后闹肚子，就来超市大闹并要求赔偿。赵广军为了宁事息人，答应赔偿30元，老年夫妇不干；赵广军又答应赔偿300元，老年夫妇还是不同意，非要赔1万元。并且扬言不给就要连骂49天。骂到第五天时，出现了刀光血色的一幕。

赵广军有理由感到委屈。他并不是专职负责卖西瓜的，那天恰巧卖西瓜的人不在，他临时客串卖了个西瓜给这对老夫妻。即使这个西瓜有问题，那对老夫妻在选择和吃的时候没有发现，是否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背景资料中没有介绍赵广军的月收入是多少，他同意赔偿300元，已经最大限度的表现出了他的软弱、退让和委屈。

但是赵广军又无法回避这种委屈，因为他的农民工身份上面有着一个大大的鲜明印记，那就是弱者。这一特征使他必须忍受，直到被骂到第五天，后面还有44天需要承受的时候，这位被公认为谨小慎微、老实厚道的弱者挺身怒起，用西瓜刀给这一事件划上了句号。

赵广军用自杀拒绝了法律的审判。他在自杀前给母亲和妻子分别打了电话。他对母亲说，儿子对不起你了，无法再给你尽孝。他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了，没让你享几天福。你把一儿一女好好带大，我死了也会感谢你。

这一事件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吸引媒体和人们更多的关注。这和刚刚过去的昆山反杀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个案件的杀人者面对对方时都属于弱者。

丛林法则是诞生强者和弱者最好的土壤。今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的“新底层社会”的出现已经成为很大的的负资产。没医保，没社保、低收入甚至负收入的社会边缘人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遇到纠纷天然处于弱势一方的弱者队伍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很难一下子搞得清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底层弱者的暴力更多来源于公平正义的缺失和道德底线的失守。

我不想去评价那对老夫妻，这是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的胚胎，尽管在我看来这一事件颇有些现代版“杨志卖刀”的味道。当恃强凌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逻辑，通过践踏别人的尊严获得利益已经由经济模式衍生为道德模式的时候，对于赵广军这样除了暴力之外再无其他手段维护尊严的弱者来说，只能将自身作为愤怒的成本。

社会对弱者的漠视，对弱者尊严的无视是悲剧的总导演。在“一个西瓜的惨案”中，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体系，当地的公安、工商、城管、街道办事处、社区都有义务介入和平息此事，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吃“皇粮”的理由。由第三方代表社会介入和公正处理此事，维护弱者的尊严，最终应该不会是血光迸现。事实上是在这一事件中，赵广军在几天前就有报警，警方称这是民事纠纷未作任何处理。其他应该在此事中出现的部门和方面更是杳无踪迹，通通沦为了看客。没有人会想到，当弱者最后的尊严被撕裂之后，被他扯下来踩在脚下的是全社会的尊严。

社会关系市场化和金钱信仰的魔力，使一个温良礼让的邻里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警惕和敌意的陌生人社会。曾经有过的充满道德约束力的公序良俗很多年前就已逃离了人们的视野，无法再为戾气提供化解的温床。弱者的尊严不但得不到法律的支撑，在民规民约中也很难寻找到藏身之处。这一事件中被杀死的两位老者能为一个西瓜拥有大骂49天的韧性和勇气，应该不像是高官显贵。即使这样，在他们眼里赵广军也毫无尊严可言。践踏弱者的尊严并获得利益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面对这一种变态的心理优势，如果在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点公义的力量，有一点点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都应该不会如此猖狂。正是周围环境对公道正义的回避，对弱者渴求援助的漠视导致最终的恶果。

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丧失，诉求渠道的堵塞，民众正义感的沦丧是赵广军案件的元凶。公平正义、法制伦理、公序良俗哪怕有一点点的光辉照射在赵广军的身上，那怕给他的尊严留下一点点逼仄的空间，这一惨案都不会发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只争朝夕。没有人会知道老实人赵广军在挥起西瓜刀那一刻的心理，但一定是寻找不到同情，面对绝对冷漠的无限绝望。在赵广军对母亲和妻子连说对不起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人对赵广军说一声对不起。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东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是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文化礼制的输出者和定义者。迄今将近3000年前的《周礼》就把和谐当做最高的司法价值来追求，强调通过调解来化解民众之间的纠纷，建立人道精神的司法制度和中庸和谐的文化内涵。同情弱者是这种司法制度和礼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底层弱者的尊严被践踏后引发的血案反应出30多年来社会治理结构、价值观念和交往文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底层尊严的丧失是社会沦陷的显著标志。就拿赵广军来说，他没有任何资源来抵抗这种沦陷，这几乎是所有弱者的暴力都具备的一个共同特征。“弱者易怒如虎,强者平静如水”，愤怒对大人物来说是技术活，对于没有选择空间的弱者却是唯一出路。当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的弱者最后的一点点尊严都被剥夺的时候，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面对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机会固化，弱者的抱怨反倒有所减少，这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默认是一件很危险、很坏的事情。

事实证明，依靠弱者自身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显然是不现实的，那是一件倒退几千年的事情。我们可以连篇累牍的发布各种高级别的文件来保护企业家的权益，甚至一直讨论如何赦免他们的“原罪”，可是对于如何维护庞大的社会最底层的权益和尊严，还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努力和改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驱动型社会的滥觞下，一个最简单的不拖欠工资，就成了今天中国劳资关系难以逾越的高山。农民工干活付钱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要力争到2020年才能基本解决。四川阆中法院公审违法讨薪农民工告诉人们，劳动不仅没有光荣和尊严，反而有入狱的风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弱者也只能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底层弱者有尊严的经济和精神崛起，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极大课题。

给弱者以尊严，使其不再成为强势的奴仆和附庸，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绝非瞪眼说瞎话能解决的大问题。这一问题看似千头万绪，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使他们拥有机会，这是弱者自救和拥有尊严的唯一途径。发展和进步来源于人人拥有机会，拥有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激情，这是国家发展和强盛的第一标志。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够混一宇内，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共和性质的封建王朝，带领华夏族走入新时代。第一经验就是给每一个人机会。无论你是种田还是去战场上砍敌人的脑袋都会积累功勋，都会赢得人们的尊重，都会走入上流社会。普惠的机会使人人拥有希望，并由此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不管你是官二代、财二代还是贫二代，尊严等值、机会一致。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压力锅，而机会就是它的减压阀。机会就是最大的希望，机会就是最大的权益，维护所有人拥有机会的权力，把每一个人的尊严都看作是全社会的尊严才是真正的维稳。这既是中华文化的天道，也是中华民族的正道。

赵广军用自杀选择了最终结果。按照“非暴力不死刑”的法律，窃国大盗不会死、腐败数额惊世骇俗的贪官不会死、生产有毒疫苗有毒食品的老板不会死，但是赵广军必须死，因为除了暴力他一无所有。唐代柳宗元在著名的《驳复仇议》中明确指出，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报复手段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杨志杀死了泼皮牛二，武松杀死了奸夫淫妇，都没有被判死刑，秉承的就是这样的礼法精神。

保护弱者的尊严和权益折射的是社会文明的尺度。昆山于海明的反杀案让人们看到了法律的一丝光亮，这是多年没有过的事情了。这说明事物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尽管这一转化十分艰难。

一切社会事件都是心理因素在社会层面的反应，底层弱者的需求有足够保障，社会才能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际交往方面特别强调“施”和“报”二字，施报文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映的是中国最原始的公平观念。那种“只维稳不维权”的思维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

请善待弱者，社会要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他们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和进步最显著的标志。弱者脸上的笑容才是最好的社会环境。弱者获得的机会才是最大的社会动力。让弱者拥有资源和机会就是最高级别的维稳。简单一句话，弱者过不好，人人别想好；弱者活的好，神州皆舜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