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邓小平伸出的一根手指震惊世界：百万大裁军开启精兵强军之路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1985年6月的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伸出一根指头，做出庄严承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100万人！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当时，许多中外媒体对此用了一个形象的描述：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手指头震惊了世界。

部队要“消肿”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年9月，他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检阅完部队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实现军队现代化，就要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为什么要消肿”，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裁军“消肿”，也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甚至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至1985年，人民解放军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苏联军费的零头，而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裁军30万、50万、70万的三种方案，方案的编制者大都认为50万的规划最为合适。然而这个方案经由杨尚昆送到邓小平手中得到的回应是：裁军力度仍然太小。

1984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组织座谈会，出席者包括大军区、军兵种、三总部等部队各大单位的最高军政首长。这一年的国庆节，刚刚在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时，即11月1日，邓小平来到会场，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100万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军队规模是400万，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决心意味着，1/4的军队员额将被砍掉。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甚至还有“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在会议上，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对裁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华北大阅兵中的坦克方阵

“不把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300万，或400万、500万。因为那个时候更多地节省开支，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他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分管军务和部队编制体制，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邓小平就多次对何正文谈道：“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

作为百万裁军的“主刀大夫”，何正文回忆，裁军过程中，许多有着悠久历史、战功显赫的部队面临番号撤销的局面。

一天，何正文接到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电话，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布之前何正文不能说，所以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看来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难眠。

时任13军某师政委的柴家信回忆：“有一个连队的所有人在走之前，都给领导跪下了，战友之情，情深似海，特别是经过战争以后，感情更深厚。战士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就是一点儿被子，自己的军装，其他没有了。这些人，真是无私奉献啊⋯⋯”

至1985年，全军陆军部队的建制撤销了1/4。—些有着几十年光荣传统、辉煌历史、显赫战功的“王牌”部队，一下子被撤掉了番号，确实让人于心不忍。有一支被撤销的部队，为了向军旗作最后的告别,干部战士全都含着眼泪，认真正规地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

“昆明入成都”

百万大裁军中,何正文遇到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军区,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销。每一个军区都是一部历史。这些大军区,都有各自精心设计、建造的战备机构，有那些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番号、代号和名称，更还有在数十年建设中与地方、地域共生共长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军队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这都是成千上万人花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建设和形成的，一旦被撤销，无论从工作、生活和情感上讲，并不比战争年代的“残酷”逊色多少。 

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何正文自有他的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何正文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在进行军区合并裁撤决定之时，大家最初的基本倾向是成都合并到昆明军区，方案也的确是这么报的。但是，在后来上上下下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代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而昆明又处于中国南部边境，最终决定改为“昆明入成都”。

认识是统一了，可在向军委提出这个修改建议前，何正文反倒犹豫不决了，因为他是从成都军区出来的人。他思忖再三， 即使有些同志有看法、有意见、有疑惑,最终还是决定从大局着眼，从国家的安全、军队的利益考虑，他下决心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建议很快被军委采纳了。

裁军进行中，福州军区面临撤销，很多干部要求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说情，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在江拥辉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

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在精简整编中，面对体制编制和人员的重大变动，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当时，广州军区某坦克训练团政治处主任蒋崇道是1963年入伍的老同志，在部队兢兢业业工作了22年，已年满45岁了，在团里是“元老”，他的家属也已随军7年。按照广州市政府当时的规定，家属随军8年，即可转业进广州市安置。原先他盘算，再“熬”一年，自己够转业进广州市安置的条件时就主动要求转业。可是，在部队精简整编中，蒋主任被确定为当年转业的对象。

消息传来，在蒋崇道的家庭里泛起了层层涟漪。妻子和女儿都很希望他“熬”够格进广州市时再转业，免得又要回到家乡那偏僻的山沟里。一些战友也劝他：“能不能转业进大城市，这可关系到你们全家后半辈子和下一代的生活前途！再说，你过了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活，最后要求组织留在部队再多干一年，等够条件进广州市时再转来，也不过分。” 

那段时间，蒋崇道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琢磨：从个人愿望来讲，能转业进大城市当然好。但作为一名党员，如果在这次精简整编中大家都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又怎么能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呢？最后，他向领导表示：“精简整编是军队建设的大局，个人愿望再合情合理，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我是一名党员干部，要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进不了大城市，就进大山沟，不给组织出难题。”

时任某师副团长的翟耀娃一直清晰地记得接到转业通知时的情景：“当时重大的军事演习、比武活动，我都是领兵在先，冲锋在前。那天星期六，我正领着我们团参加司令部比赛，全师机关干部手枪比武，我打了全师第一名。星期天我打算把这个比武总结写写，准备参加表彰。没想到，星期一组织上通知我转业，就这么突然。” 

14岁就入伍的翟耀娃一直是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以他当时的军事素养，再干几年，就能顺理成章地走上团长、师长的岗位。但按照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作战部队“团职干部30岁左右，师职干部40岁左右，军职干部50岁左右”的方案，已年近40岁的翟耀娃，显然超过了规定的年龄。和他一样，当时很多有着优秀素养的军人干部，在人到中年时，却突然面临离开熟悉的军营，重新开始今后的人生。 

这60万干部要在三年之内退出现役，在地方得到适当安置，这不仅需要军队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地方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当时地方上的工作岗位也比较紧张，同样面临精简机构的问题，部队不得不做出规定，按照降低职级的原则对军转干部进行安置。 

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百万大裁军决策。面对精简整编，广大官兵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据统计，1985年至1987年间，全国共设立军转干部培训中心60多个，举办军转干部培训班1万余次，大部分转业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1987年4月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到这一年，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编制精简近一半；将原来的11个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降低到1:3.3⋯⋯ 

百万大裁军成为时代的分水岭。中国军队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大裁军后，实现了军队结构战略性大调整，宣告了“大陆军时代”的终结，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二炮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兵种，到诞生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新型兵种；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各军兵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它改变了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打破了以军队规模效应满足国家防卫的传统建设模式，在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带有革命性的探索。 

参考资料：

宗文《百万大裁军：邓小平的强军之路》；梁彬、柳林《百万大裁军“主刀人”何正文》；陈玉元《亲历百万大裁军》；王炳林《大裁军决策的来龙去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