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智库不行了_风闻

最近著名的金灿荣教授在一段视频中说：所以这个地方我对网上的一个批评作个回应。我们这一届智库不行，他们都看不懂特朗普。我承认，因为我也属于智库成员，我承认我们无能，我们看不懂，但问题是美国人也看不懂，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当选。

金教授是我很喜欢的战略学者，讲话风趣，分析问题深刻。但是这次说智库有一点肤浅了。智库不行不是今天不行，也不是中国智库不行，而是以前就不行，美国的智库也不行，这个问题跟智库的组织和研究方法有关。过去智库出的东西还不太离谱，不是他们行，而是社会处于发展的线性阶段，他们的分析方法就显得不太离谱。即便如此，智库预测的准确率也不过百分之十几，这个正确率很难说这个预测是不是蒙的。

说道智库的研究。我引一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开篇的一段话：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段话揭示了研究战略问题的核心是研究特殊规律，我们知道事物的运动有其规律，人们认识这种规律先是从特殊到一般，然后从一般到特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从具体事物的运动开始，然后从不同事物运动的具体行动中得到普遍性的规律，提升到一般性的高度，这就是规律。但是规律要使用于具体的事物还有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就是把普遍规律与你要研究的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普遍到一般的过程。问题就出在这个从普遍到一般的过程中。

因为现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得到这个一般性的规律都不是从实践中这个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中得到的，都是从教科书中得到这个一般规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一般性的规律是怎样从特殊性中得到的，他只知道这个一般性的结论，而不知道这个一般性得来的过程，不知道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就不懂得如何把一般性的规律应用到具体的特殊的事物的运动中。这是一般书院式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当年的“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学者和智库也是这个问题。他们把书上的结论当成“普遍规律”就以为可以按照书本上的结论去做就不会错，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碰得满头包。外国有美国的经济学家帮助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帮助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结果是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倒退。中国的王明路线让苏区损失90%，都遭到严重地失败。

今天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智库和高校的学者在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除了到书中寻求答案就不会有其他的方法，在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需要学者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让人可笑的是几十年了都是凯恩斯的基础设施投资，30年前是这一招，现在还是这一招，就没有别的招术？除了凯恩斯的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刺激经济了？人家不过是举了个例，中国学者就真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当然西方的学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08年金融危机，已经危机了，美国的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说：他认为经济没有问题。经济就快崩溃了还没有问题，当时不采取措施美国的金融真的会崩溃。

这个真的问题就是在学校和教科书中对于特殊性的规律缺乏认识，而这个特殊性才是研究的核心。

台湾的文化学者徐复观在回忆他在延安的时候与毛泽东交流如何研究历史，毛泽东真的是那种先知式的人物，跟一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只要可以有知识的交流他都会兴趣盎然地交谈。毛讲：“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研究历史要特别关注王朝“兴替”之际的历史，因为一个社会的矛盾在“兴替”之际才会暴露出来。这个矛盾在太平时期被各种现象掩盖，不容易看的出来。现在智库都生活在太平时代，对于危机感觉淡漠，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学者们在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上一次这个规模的危机要上溯到1930年。太平时代的智库过于习惯于常态的社会，对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认识缺乏深刻性。比如马克思就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时代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写出了《资本论》。而当代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被克服了，世界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终结了。结果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打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耳光。

第二个智库的问题是学术问题。现代科学研究采取分工的范式，越来越专业化。但是这种专业化的后果是学者的知识体系越来越专，越来越深，但是也越来越狭隘，缺乏综合性的知识组织能力。而智库要做政策研究，这就是一个综合的工作，这是学院派学者的短板，他们缺乏在多学科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矛盾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专业，但是劣势是离开专业以外的知识有严重缺陷。学院里又没有综合研究这门课程。智库工作的核心是组织不同专业，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同一课题的研究，通过对不同的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辩论，最终达成一个比较靠谱的结果。这一点在现在智库研究体系中是比较缺乏的。

看到的智库成果很少是小组研究的成果，多数是个体研究的成果，没有同行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没有看到不同专业学者共同对于一个问题的反复诘问式的研究，看到的多数都是一个学者，顶多是一个学者的研究小组对于一个问题的结果，没有观点和理论的辩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到高水平的结果。

举一个实例，现在有一些智库提第四次工业革命，那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是什么？没有具体内涵的概念都属于学术”耍流氓“。美国人擅长这个，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像什么”巧实力“，”锐实力“之类，这是为了争夺话语权。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我看到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记者在2012年提出的，我认为他的概念不准确。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是来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物理学理论的大发现，核心的理论是原子物理及其衍生的物理理论。这是科学研究从常观到微观的一次飞跃。经过二次大战，这些物理学理论获得了实际应用，影响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核武器，喷气机，远程弹道导弹，卫星，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等等都是这次理论发现的技术成果。这次技术革命把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外太空和微观领域，到原子的范畴，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现在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持和技术进步意义，只能是一个虚的概念。

现在世界处于什么状态？我的观点是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具体的根据就是现在技术发展普遍遇到发展瓶颈，就是研发投入产出比例失衡，研发投资成倍的增长获得的技术性能的提升是百分之30左右。这在边际理论上是普遍的规律，边际投资效率递减。如果这种情况是普遍出现了，而且没有新兴的技术群替代现存技术带动经济增长，那么就是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声。

不同的判断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世界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声，那么社会矛盾是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这个可以参照193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极端主义兴起，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上台，引发世界大战。如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前的黑暗，那么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的技术结构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社会矛盾将会缓和，世界将再次进入温暖时代。

所以对于这个未来趋势的判断涉及科学和技术，经济，社会。不同的判断采取的对策是不同的。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尾声的属于悲观的判断，那么就要对即将到来的激烈的冲突做好准备。中美关系肯定是悲观的，美国的国内矛盾必定外溢到国际政治领域，那么中国就是美国选择的敌人。

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夜的是乐观的判断，中美关系可能随着美国国内矛盾的缓和而不至于发展到敌对关系，毕竟中美对抗对于美国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而错误的政策取向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失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前后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最后一次错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