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_风闻

编者按

今日推送文章《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策略、乃至系统运作逻辑，新自由主义旨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运转。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运行方式，是通过金融化加快资本流通以获得利润。但由于资本的投机倾向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资本主义本身不可避免地面临危机。资本主义应对生产性投资不足这一致命问题的方式，就是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自身，引入竞争以压低生产资源成本，进而维持自身的运行。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新自由主义推动着资本的投机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在外部，则以普世价值的姿态摧毁那些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使它们被吞并到全球资本主义之中。

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卢荻老师一贯的立场：近年甚嚣尘上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论，根本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策略。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只能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来克服。将希望诉诸新自由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

本文原载于《明报》2018年10月2日，保马推送的是修订增补版。感谢卢荻老师的大力支持。

文｜卢荻

“新自由主义”一词，作为对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概括，发端于拉丁美洲，在英语世界大约是自新世纪以来开始流行，至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爆发并演化成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这个词汇就成了公共空间的惯常用语。

这其中最有标志意义的，是向来作为新自由主义论述的榜首批判对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竟然在近年也使用这个词汇，并且是貌似认真对待其批判意义来使用的，这反映了国际上舆论形势的变化。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一词被用来批判西方建制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犹如“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标签般，在近年来同样是愈演愈烈，这个现象同样是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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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的台前幕后

据英国经济学者Alfredo

Saad-Filho辨认，在学术文献以至公共舆论中，新自由主义一词可以从四个层面上理解：一是经济学理论，以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二是经济政策，构成了声名显赫的华盛顿共识，三是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战略，代表者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等右翼建制的作为，四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逻辑，表现为普遍的资本投机化和劳动非正式化、临时工化。

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经济政策。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美国财政部、IMF、世界银行等“华盛顿建制”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条，即：自19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市场和外贸自由化，自198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公共资产资源的私有化，以及自19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对外金融）的自由化。

这些信条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其经济学基础如是，就连IMF的官方文件也是以此自居和自豪。将这个立场表述得最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的《世界经济展望》，该文件是作为对此前20年的全球化进程的总结，而这20年却正是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尽管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这是世界银行当时一篇论文的主题），这其中以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最为惨烈，以原先是“发展奇迹”的东亚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最为触目。

IMF对东亚危机的解释是一如既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断言危机纯是内部制度违反市场原则所致，所谓“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解释及其相应政策要求，甚至招致了华盛顿建制一度出现内部争论、分裂，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Joseph Stiglitz严厉批评IMF无视危机主要是源自世界市场的金融投机化。同样的批评甚至还来自大名鼎鼎的Jeffrey Sachs，而此君却是之前主导前苏联集团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首席顾问。只是，这些批评者始终无法撼动新自由主义信条和建制，当时Sachs早已是边缘化了，而Stiglitz也在建制运作下被提前解除了在世界银行的职位，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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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上述IMF以至整体华盛顿建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自诩，并非纯是认识或信仰使然，更根本是现实利益勾连，因而自是不会容忍任何异端的挑战。事实上，大约是自上世纪末东亚危机时候起，有一个说法就成为建制批评者的最爱，这即所谓“华尔街-IMF-美国财政部综合体”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说法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层的逻辑一致性。

华盛顿共识的三代政策信条，归根究底，是要使得所有的资产资源都变成可作金融交易，以利便资本流动追寻最高水平的利润回报，这就是要系统推动经济金融化。所以，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而金融霸权则占据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从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就是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

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抵消生产性投资不足对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夺，以及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吸纳进来。这后一种积累途径，表现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构成了所谓“逐底竞争”（即发展中国家竞相削减劳动者权益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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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这对于理解上文所述的舆论形势变化、华盛顿建制的政策信条演变、世界范围的劳资对垒和各国的发展模式建构等等，都是必需。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深究。

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承认全球化前20年世界发展失落，尤其是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远离政策设定的预期、承诺，这种承认过失在随后因应着实际经济情况的起伏而时有浮现，至2016年旗舰刊物《金融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推销过度了？”总结性文章可说是达到高峰。然而，这种承认不仅是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掩护更根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信条，在新世纪至今，与华盛顿建制相联的政策和经济研究主题，诸如金融化的法律制度基础、市场与宪政、殖民地制度遗产等等，终究也是为了服务上述的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运作逻辑。

 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放弃革命而）决定改革开放、对接以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就无法不面对作为后者的系统性运作逻辑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性，就不是简单的政策信条能否、是否选择问题。因此，纵使是独立自主如中国，在直至今日的整个改革开放年代，其政治经济变革路径，始终是为世界强制性与寻求自主发展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所主导。仅就经济层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导的是“富士康模式”（劳动密集和低工资模式）与“黄金时代模式”（资本深化和高工资模式）的竞争，在2008年之后主导的是“金融投机化”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竞争。

三，上文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仅是聚焦于它的现实向度，即政策信条及其推行，并没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向度。然而，既然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具有系统意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也就往往包装成普世价值来作为政治鼓动力量，极具魅惑作用。而按照上文的论述，落实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却往往是与价值本身相去甚远，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实际上却是社会发展失落和人道灾难的代名词。而正是这种缺陷使得政治鼓动者有机可乘，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后推卸责任，说失落和灾难是现实的错，不是意识形态的错。

犹记得1990年代初，苏联集团崩溃，普世价值政治达到顶峰，当时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家的“理想主义改革派”对华盛顿共识无限信任，要不惜代价推动“休克疗法”改革。而作为他们的老师和顾问的Jeffrey

Sachs却是明白多了，明确指出这些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严重欠缺，强要推行的话后果严重；但是，他自己却还是倡导强行推行，理由是：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改革原来是要剥夺他们的权益，所以，要趁他们尚未醒悟之前，将改革推行至不可逆地步。

（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10月2日，之后稍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