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第一只股票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摸鱼小组（ID:moyuxiaozu）”    作者：摸鱼小组张江群众

中国的股市，不管如今是何等凄惨，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奇迹，并且是一个在计划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必然奇迹。必然，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一定会催生出证券交易市场，奇迹，是因为在股票诞生之时，姓资还是姓社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而股票这个资本主义产物实在难为当时的社会接纳。

时值国庆，小组也趁着机会给大家讲讲故事，讲讲34年的证券大事件，看看股票这个“资本主义产物”，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感受时代的脉搏和资本的力量。

破冰

1984年是我们迈向市场经济的一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元年。

这一年，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言论不亚于一声春雷，震惊了国内和海外。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刚拿着20万成立了联想的前身，其中14万因为倒卖彩电被骗；张瑞敏刚被下放到海尔的前身出任厂长，离他大锤砸冰箱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王石靠着倒卖鸡饲料挣的300万创立了万科的前身，电器、饮料、服装、手表，泛着玉米味的他除了黄赌毒什么都做；李经纬的东方魔水健力宝在洛杉矶奥运会一炮打响，尚未命名的三水健力宝星被发现才仅仅六年。

比这些年轻人更早的鲁冠球、吴仁宝、何享健们的事业也在这一年步入正轨，万向做着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搞起了内部职工入股，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美的开始做起了空调。

这是何等传奇闪耀的一年。

而最值得股民纪念的，莫过于飞乐音响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

1984年8月15日《新民晚报》头版

企业需要融资，尤其是民企，但民企和国企在银行的信用水平有天然的差别。在那个年代，像音响这种在计划外的企业，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它成立所需的资金。在飞乐音响的首届董事长秦其斌发愁资金的时候，“股票”这个新鲜的名词蹦到了他的耳朵里。

但那时的秦其斌并不清楚股票的真正意义，按他的理解，股票就是“国库券”，是一种集资的凭证，跟借条差不多。但事实上股票象征的是股权关系，公开发行股票就意味着将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这在那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而据秦其斌回忆，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也幸好秦其斌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在那个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的年代，他只能找银行代为发行，最后找上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静安分公司的经理黄贵显。

别人不清楚股票是怎么回事，银行内部可清楚的很。黄贵显为此立下军令状，做不好由他承担责任，“证券市场拓荒者”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于是1984年1月1日才成立的工商银行，在同年的11月18日，受飞乐音响委托，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万股，每股50元，占总股本的10%，于当日被民众抢购一空。

上市

有了小飞乐，就有了后来的延中实业、深宝安、北京天桥……有了股票就有了转让的需求，但当时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还没有成立，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说大家可以自己找对象转让，但在没有第三方撮合的前提下，股东怎么知道谁要买股票？黄贵显他们在1985年曾筹划过股票上市自由交易，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这一计划最终以写检查收尾。

但一年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他们听到了股票上市交易的需求，就写了份报告上传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胡瑞荃向其汇报后的第二天，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就开了会，直接要求9月份开办股票交易业务。黄显贵所在的静安分公司也就因此改名静安证券业务部，业务部就选在静安寺旁边的一家理发店，接待客户的场地只有12平方米。

业务部门口这根电线杆曾被说风水不好

上交所是在1990年创立的，在这段时间，股票交易的工作都由这间小小的营业部承载。开业第一天，从小飞乐和延中动员来的三十来张股票全被买完了，没一个人卖出。

虽然当时的股票交易量很小，但意见却两极分化的厉害，银行担心自身的存款会被股票吸走，理论上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道路，腐蚀工人阶级。但对民众而言，一部分在更遥远的时代接触过股票的老人，认为股票没什么不好，当做遗产还更好分配；年轻人则是出于逆反和尝鲜的心理，想试试当老板的感觉。

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飞乐音响股票

同年，也就是1986年的11月，纽交所董事长范尔霖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面中，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他向范尔霖赠送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范尔霖也因此成了当时“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

范尔霖为了股票过户，特意赶到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办理手续和盖章。在参观了这个狭小的营业部后，范尔霖还用美国最初的股票交易作比较鼓励黄显贵，“要知道，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上的梧桐树下进行的。交易人要受日晒雨淋，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他们好多了。”

有外媒称这是“国际上最大的证券商主席和最小的证券商握手”，

照片左起：黄贵显、李祥瑞、范尔霖

在中国开放证券交易的初期，除了范尔霖，伦交所主席哥德森也来访问过，英国女王的随访团也来参观过，野村证券还因来访无处停车被拖走了车子，但还是帮国内编写证券教材、开展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当时工行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参加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牵动国外无数目光的业务部在国内并不受待见，业务部创始人之一的胡瑞荃甚至接到过匿名电话，指责他要第二次当右派。更是有不少人说这是鼓励人们投机，是想搞资本主义等等。

尽管争议很多，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股票转让还是搞起来了，静安证券业务部甚至还编制了全国第一个股价指数——静安平均股价指数，因上交所的成立，从100点上下跃升到了400点。股票的柜台交易量也在逐年扩大——1986年为115万元，1987年为524万元，1988年为890万元，1989年为1454万元，到了1990年成立上交所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926万元！

抛开意识形态的意义不谈，这时的股票只是承担了融资的基础作用，一切都在试探中前行。生在新时代、长在互联网的一代人，并不了解“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何等严厉的指责，所以回看历史，只会觉得疑惑，为什么这种全世界都积极运作的工具推行起来会如此困难？

当一个人身处自己所在的时代浪潮中，他无从知晓下一道浪的方向，下一阵风又在哪里吹起。身处证券市场萌芽阶段的地方政府也远没有意识到，股市会在未来二十年如何平地波澜，如何影响一个市、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和地位。

未完待续，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