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也是一届不如一届_风闻

实不相瞒，我本科社联组织部的，大一干事，大三负责人（主持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没想到吧。这段经历我很少提，因为跟学生会沾边，往往是我们酷人终身的黑点，不酷还怎么追女孩，我又不是朱永博。

现在一提学生会，人人喊打。怎么讲，馊了，膨胀了，咪道弗对了。一句**“杨主席是你直接@的？**”口气比他妈水果糖都硬，你是斯大林咋地，还能消灭我们外联部的祁雪桃？对此，我居然有点想笑。

都这样了，微博上还有人跪舔985，“名校的学生会肯定会好点”。在此，双鸭山大学学生会温馨地提醒大家，谁才是装逼界的王者，你们心里就没点逼数吗？

干部太多，群众都不够用了

我作为过来人，蛮感慨的，学生会真的是一届不如一届。有2点变化，首先是觉悟，我们那会可是革命的先锋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怎么到杨主席这就流氓化了？

其次是外部环境，官僚通胀的时代，就算你是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也得为户口奔波。更别说你杨主席了，这点认知格局都没有，怎么当上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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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很多民主小清新感慨政治对高校的污染。怎么讲？高校和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苍蝇和屎的关系，不存在谁污染谁的问题。无论是1919，1948，还是1966，学生会从来都是虽迟但到。

因为中国的学生会从诞生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这是时代决定的。清华北大的学生会一成立，组织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当他们在1919年迈出第一步时，历史路径其实就已经被锁定了。

共同体的边界是激进的北京学生主动打破的，交给国共的历史任务只剩下，把这个共同体破坏地更彻底些。这是一个“你走1步，我走99步”的故事。

今天，不少人怀念民国，但我不知道大家怀念的是北洋政府的民国，还是南京政府的民国，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北洋鼓励高校自治，讲民主；南京麽，学苏联那一套，思想政治是很重要滴！大学课程设置了三民主义，这是要考试滴！**面对专制，秦晖父亲1947年任广西师院学生会主席时，积极反蒋。怎么讲，进步是可以遗传的。

南大话剧《蒋公的面子》，讲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冲突

国民政府控制高校后，学生会便沦为官方意志的副产品，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年轻的主席组织学生搞游行，喊口号，目的就是打倒北洋政府。这招后来被另一个社团学了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至于学生会里的学生，不管是哪个主义的接班人，他们也乐意干这种事情。因为比起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务员考试，革命是当官最高效的途径。理由很简单，**当你发现旧秩序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时，把旧秩序里的人都革掉，新的生态位就出来了。**以蒋介石为例，1920年代，他在浙江连个保长都混不上，但去革命中心广州，便能靠股狠劲当个军长，这叫生态差优势。

对很多学生而言，人生选择是很简单粗暴的，南京不留爷，爷就去延安。1923年，李世军任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会长，与校内的“孙文主义协会”展开尖锐斗争。我党的成功，往往离不开这类学生干部的支持。

所以你看，那时学生会主席的觉悟是很高的，意志是很强的，当然回报也是很丰厚的，这叫斗争哲学。而杨主席的觉悟仅仅停留在几个好听的名词上，这叫盲目耍帅，是小孩子玩的把戏，你们不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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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一直有预备公务员的传统。1886年的举人和1986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惟一的共识就是，认定自己将来是要当官的，这是很合理的。

但如果2018年的大学生抱有同样想法，就很迟钝了。因为高校扩招，大多数人被预备公务员队伍革除了。尽管如此，很多农村家长对自己家第一个大学生依然抱有天真期待，依然用1986年的规则衡量2018年的世界，这种信息差是很蠢的，当然，不蠢也就不叫老百姓了。

另一个原因是，上层的自我繁殖会填满每个生态位，它是不需要平民的。后者的上升路径越来越窄，就像1890年在船政学堂教英语的严复，或者在李鸿章幕府担任顾问的容闳。

容闳，广东人，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

路径的演变可以在北大历任学生会主席身上寻得。文革后第一届主席袁纯清，曾任山西省委书记；87年的陆昊，据说是文革后第一个直选，民主选举的学生会主席，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99年的吕晨飞，现任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08年的张度，现任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秘书长。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地板和天花板越来越低。80年代尚有部级干部，90年代的主席们基本止步厅局级，新千年以后只剩副局正处级。

30年代的王任重、谷牧都是从地方师范学院投奔的延安，按现在的标准只能算二本，结果踩在了社会阶层重组的风口，实现对同龄人的弯道超车。袁纯清和陆昊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是相对有利的，文革大破大立，人才断层，给新生代的机会很多。

到了今天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已经很难再突破这个被设计好的世界，离1919年那个世界也越来越远了。最初，学生会是作为实现某种更高理想和价值而存在的，随着革命的成功，它被剥夺了某些功能。之后，它本身就成了这些理想和价值。人们会把对组织目标的热爱转向组织本身，一旦组织的维系和壮大变成唯一和最终的目的，对所有荒唐行为的闲置也就荡然无存了。（鲍迈斯特尔语）

于是，所有人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了讽刺小说里的官僚。清北如此，下面就更不用说了。学生会退化是历史的进程，更是人为的干预。

所以，面对一届不如一届的客观现实，到底是谁没逼数呢？值得杨主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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