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四）_风闻

1·解密资料中新自由主义的CIA保驾护航

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率36人卫队抵抗皮诺切特军事政变

1976年9月21日上午9点多，美国华盛顿“大使街”马萨诸塞大道2336号大楼楼下，一辆雪佛兰轿车陡然爆炸，坐在车前排的司机勒特里尔双腿被炸飞，当场死亡；驾驶副座就坐者其同事莫菲特女士，在被其坐后排的先生下车抱在怀里几分钟后也气绝身亡。

勒特里尔，智利外交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阿连德总统在任时，先后担任智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以及智利驻美大使。

1971年7月份起，“科学马克思”信徒阿连德总统将美国在智利公司的三大铜矿阿纳康达、肯奈科特、塞罗以及美国ITT公司（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拥有的智利电话电报公司及其新建的整个电话网络全部国有化，此举彻底震怒了美国“智利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阿纳康达矿业、普瑞纳饲料、美国银行、辉瑞化学等在智利拥有大宗投资的美国公司。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CIA指使100万美元资助之下，发动9·11军事政变，在总统府打死阿连德总统之后建立智利军政府，勒特里尔也于同时被捕。刺杀阿连德行动总协调人是基辛格。

1974年9月10日，勒特里尔关押一年之后被军政府释放，接着流亡委内瑞拉十五个月。因其曾任智利驻美大使，在美国有较强人脉，于1976年初前往美国华盛顿居住。

1976年8月，勒特里尔在美《国家》（ The Nation）杂志发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旗手弗里德曼之文，从经济学层面对弗里德曼的“震荡疗法”（也称休克疗法）予以反驳，文中揭露了拉美及智利现状：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遭遇极大衰退，人民社会福利被彻底剥夺，与其相反只有与极少数人暴富就是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自由经济的本质面目。文章最终要求，弗里德曼应为智利人民的经济惨状，智利国家41年的民主体制被摧毁承担责任！

祸从口出，该文让CIA对勒特里尔痛下杀手！

在此之前，已经有两桩事让CIA将勒特里尔视为眼中钉：

1976年5月，他跑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去控诉智利对左派的迫害及去接近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乔奇和众议员哈林顿，痴人说梦般地期望他们能在国会提出：对CIA在推翻阿连德总统行动中的调查案。直至在《国家》杂志批判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之后，本文篇首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汽车爆炸案随即爆发。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主张自由经济资本主义而闻名。然而，弗里德曼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却是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

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这一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经典之作的出版，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先锋”地位被奠定。冷战期间，为打造抗击庇隆阿根廷和卡斯特罗古巴的桥头堡，芝加哥学派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以“弗里德曼狂”的热情，把作为美国在拉美“后院”和最忠实的政经盟友的智利，当做了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弗里德曼的学生和信徒们满腔热情地要把圣地亚哥建设成“南半球民主繁荣的灯塔”。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全球推广伊始，就天然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扩张的政治基因。也正因此，弗里德曼及其新自由主义成为CIA及美国最高国家机关不惜一切极力维护、容不得别人反对、诋毁和批判的圣域。

维护弗里德曼这面新自由主义旗帜，既是维护其民主自由灯塔之光，也是维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为了这一切，CIA不顾勒特里尔揭露的绝大部分智利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之后，年通话膨胀率达到1000%，人民陷于穷困潦倒现实，他们可以动用谋杀、颠覆反对派、培养恐怖分子、制造恐怖活动、贩毒洗钱等一切人类所能想象或想象不到的手段。有关CIA在维护新自由主义全球推广的其它反人类勾当，本文后续将逐步呈现。

勒特里尔一案由于CIA是在美国本土，尤其是在华盛顿动手，这彻底动了美国另一强力机构FBI的奶酪。因为自CIA成立以来，美国政府就把它FBI分类定位：CIA负责国外，FBI主内。而刺杀勒特里尔CIA并未与FBI有任何沟通，因此汽车爆炸案发生后，FBI全力出动，以查破恐怖袭击案之力终于很快破案，追查到CIA头上。两者扯皮，最终由基辛格出面协调，掩息了此事。

可怜的阿连德总统及其一大批智利跟随者，成为了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首批殉葬品。

米尔顿·弗里德曼

2·新自由主义下拉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魔咒

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在智利1976年9·11军事政变之后，美国派来包括弗里德曼多位学生的近百名经济学家，智利迎来新自由主义新时代。在上文《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中提及的经济杀手帕金斯就在此内，于此经受培训、成长，也是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紧接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及南美地区遍地开花，几乎波及了除了古巴之外的所有地区国家。在这期间，CIA在南美控制的暗杀机构大秃鹰组织一路保驾护航，攻克一个又一个拉美及南美国家。该组织由CIA全权负责指导、训练、组织和行动计划。

受弗里德曼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兴起，已经在拉美地区遍地开花的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终于被推崇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继而开启了向全球的推广新阶段，到1989年“华盛顿共识”之后，全球达到顶峰。在张五常到达香港之前的1980年，弗里德曼就先一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给北京的一些领导做过讲座，后来张五常名气大了，于1988年把弗里德曼引荐给了当时的中共领导赵紫阳。

拉美地区普遍采用新自由主义之后，美国大量低息贷款的流入，使拉美国家对经济形势做出了难言正确的判断，多国纷纷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包括日常开支和公共投资)的政策，尤其是墨西哥等石油输出国更是如此。

扩大公共开支刺激了国内总需求的上升，这带来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二是引起进口急剧扩张，贸易进口连年加大导致外贸逆差，只能靠外债来填补，从而对外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流入拉美地区的资金中，美国私人银行资金占的比例急剧上升，这导致了资金输入的不稳定。在流入拉美地区的外资中，美国私人银行资本由1966～1970年期间的12%增加到1970年代末期的70%。截至1982年底，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80%属欠私人银行债务。1981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国际私人银行对这些国家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国内许多人也看到形势不妙而纷纷将资本向国外转移，立即引起外汇储备迅速下降。

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0年代经济出现了极低的增长，从人均产值的角度看是负增长。1981～1990年拉丁美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1982年8月，墨西哥因无力偿还到期外债本息而诱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严重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拉美地区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漫长的增长期的结束，并引起持续的衰退，以致整个1980年代，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被看成为拉美地区“失去的十年”。

其实，纵观拉美地区全面引进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至今，拉美失去的根本不止区区的十年，其引进新自由主义的年代恰好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同步，至今也是四十年整，然而这四十年里，拉美地区的经济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一波美元的宽松，稍稍有点起色之外，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一直美元全球收割的周期之下，始终未能摆脱定期被剪羊毛的宿命，至今依然无法摆脱魔咒。

即使稍好一点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拉美地区在多数国家出现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到20世纪初，依然有4个国家（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贫困率高于1980年水平，2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维持了原有水平，整个拉美共有36%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同1994年持平，却高于1980年的35%的比例！

最为致命的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偏偏没有反贫困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它强烈反对政府实施反贫困政策，它信奉的是涓滴理论，此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区域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四十年全景展示，其实就是为了美国及西方的跨国公司如役全球的理论体系，根本上它是为了美元的全球霸权服务。它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是加剧两极分化。例如，以墨西哥和阿根廷两个国家为例，根据城市家庭计算的基尼系数，分别从80年代中期的改革前的0.47和0.41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54和0.49；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2.09亿上升至2003年的2.27亿。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的本质。不抛弃新自由主义，不抛弃弗里德曼，拉美地区的经济问题，永远无解！

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地区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带动之下，有一批国家重新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又已是一条需要付出献血和生命的道路，美国政府及CIA依然不会善罢甘休，即使像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已经在美国政府的制裁处于崩溃之中，上个月针对委内瑞拉现总统马杜罗的刺杀依然在实施！

玻利维亚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

拉美人民在觉醒！

2018年9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期间，出现了联合国安理会上历史上罕见的一幕，来自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总统在发言中，怒批美国　：

“我在这里坦率地告诉你们，美国对追求民主根本没有兴趣，美国只是要通过出钱在一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来培植他们可以信任的独裁者。

美国根本不关心人权和公正。如果他们对这些有任何兴趣的话，就会签署国际上跟人权有关的协定，不会威胁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机制，不会提倡使用酷刑，不会离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更不会让非法移民‘骨肉分离’将其关在笼子里。

1953年美国资助、组织并实施了一场针对伊朗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政变，在其后数十年中，美国一直支持着伊朗的独裁政府，其允许伊朗的石油收益由跨国公司获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从那以后，伊朗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资源，但也成为了美国新的受害者。

玻利维亚义正言辞地驳斥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单边制裁，并谴责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美国应该为‘21世纪最恶劣的侵略行径’负责，其中包括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和对叙利亚的入侵等。”

3·俄罗斯及东欧热情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噩梦

俄罗斯前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及整个东欧地区国家自发生政治剧变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多急剧恶化。俄罗斯年通货膨胀概率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内债超过1万亿卢布，外债达12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波兰更是神话，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财政赤字达4万亿兹罗提（当时1美元换6500兹罗提），外债400多亿美元，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市场极度萧条，经济状况几乎达到本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水平。

遏制宏观经济继续恶化的势头是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转轨就无从谈起。在急迫的心情中，俄罗斯及波兰等国家都以无比的热情拥抱了新自由主义，相继采用、引进了休克疗法。

在俄罗斯，叶利钦于1991年11月任命了35岁的盖达尔为代总理，盖达尔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指点迷津之下，具体操刀实施休克疗法。

盖达尔用三步走完了休克疗法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放开物价。

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

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

盖达尔的三步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步物价放开之后，市场上只享受了三个月的好光景，到了1992年4月份，俄罗斯市场上出现的是，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第二步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放开叠加造成了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

第三步加快私有化国企盖达尔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由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

“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彻底沉入深渊，虽然因为改革失败，盖达尔1994年1月6日被迫辞职，但是这500天的休克所带给俄罗斯的一直到2000年时，经济都在低谷中挣扎。这就是一场灾难，灾难更深的影响是直至今日，俄罗斯依然没有走出国民经济中对于能源的高度依赖。

这一切，皆拜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所赐！

回顾这段历史，大部分俄罗斯人至今心痛至致，即使如强人普京，言及此时，也忍不住潸然泪下。有关这段历史的解读，汗牛充栋，此处笔者无意多言，在此梳理几位在苏联时代就是异见分子、反共者们在苏联解体之后反思。

尤利娅·德鲁宁娜，自由派女诗人。

1992年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自由派作家。作品例如：《鲍尔卡的道路》、《奥夫相尼科沃沟谷》、《在奥夫相尼科沃田野上》、《伤假》、《谢列扎罗沃大道》、《在斯列坚卡的会见》等。

1993年9月21日年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深夜，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杰德科夫《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以此作为人生目的。

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全面反对”，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发现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与者的幸福”，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企业家、经纪人的天下。

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离世。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苏联作家。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此书出版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让他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他逝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

“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忘我劳动，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

“看不到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

“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扎雷金，《新世界》主编。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的专家。

苏联解体后发表《生态小说》，描绘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他说：“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著名哲学家。青少年时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杀害斯大林，养成了用怪话俏皮话讥讽现实的习惯。

20世纪70年代写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话的反常和荒诞，苏联当局极为恼怒。

1978年他到国外讲学，被取消了国藉，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灾难性的改革》一书对戈氏改革进行了“全面否定”。

2012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己。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康斯但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曾任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前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后以强硬反共著称。

解体之后后来他说“你可以读一读我的所有著作，我从末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作家，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1993年9-10月访问西欧时严厉批评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如此的草率混乱。在民主问题上实行的是“反民主”、“假民主”、“伪民主”。

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发言：

“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缪的道路。”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

“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目前的俄罗斯社会是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

他的小说《转折关头》写到：

“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也在全球大范围内制造了经济灾难之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到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层面升华的阶段。

本文是中共十五大取道混合经济时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全景缩影，下一篇续文全面分析中国混合经济之路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