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代夫大选“变天”背后， 5%经济增长为何未保亚明连任_风闻

【毛克疾 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南亚问题专家】

在9月24日结束的马尔代夫大选中，反对党候选人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IbrahimMohamed Solih）击败现任总统阿卜杜拉·亚明（Abdulla Yaameen）。这场印度洋岛国的正常的政权交替，却因为大量国际媒体渲染的所谓“印度战胜中国”、“民主战胜独裁”、“经济自主战胜债务陷阱”而忽然显得举世瞩目起来，而中国也似乎“躺着中枪”成为全场最大输家。

一

在2013年马尔代夫大选中，在经过两轮形势错综复杂的选战，亚明以微弱优势战穆罕默德·纳希德（MohamedNasheed）成功当选。从此以后，亚明就走上了他与众不同的“叛逆”之旅，这条“叛逆之路”沿着经济、外交、政治顺序依次展开，他也站到了国内多股反对派、印度和美欧的对立面上。这是马尔代夫2018年大选不可忽略的大背景。

在经济政策上，与强调小而美的自足经济和低碳环保的前总统纳希德大相径庭，亚明一上台就强调大规模旅游业（mass tourism）和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mega-developments）。亚明和纳希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非常在乎“政治正确”，因此屡屡试图扮演“道德领袖”的角色（例如，他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表了声情并茂的演讲；召开“水下内阁会议”以警世人；把零碳排放当作马尔代夫的发展国策等等）但是亚明则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似乎毫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水下内阁

比起纳希德强调的碳排放问题，亚明更注重用“跨越式发展”解决卫生间、下水管道、垃圾处理、日常出行这些基本需求问题。对此，亚明的策略是通过“异地安置”把偏远小岛居民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岛，通过集中建设改善大岛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再把无人小岛高价出租、转卖到专业开发商手中，兼顾环保进行规模化开发。如果顺利实施，亚明就可以一石三鸟，既解决了小岛居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又解决了基础设施资金来源和小岛环境保护问题，还解决了居民的生计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亚明经济策略的变化埋下了其外交策略变化的伏笔。虽然“异地安置”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却因涉及“非自愿”拆迁、新增碳排放、举债大搞基建而“政治不正确”，因此也就难以获得西方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基建能力强、融资能力强、又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中国就成了亚明的天然盟友。于是，用于联接首都马累和机场岛的中马友谊大桥、用于发展旅游业的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和北马累环礁旅游岛项目、用于异地集中安置移民的胡鲁马累7000套保障性住房项目、胡鲁马岛累电厂项目全部由中国融资、建设。

与此同时，2017年12月亚明与中国签订了马尔代夫历史上第一个自贸协定，使其成为继巴基斯坦之后，第二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南亚国家。此后，亚明在访华期间，还与中方签订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印度自马尔代夫1965年完全独立以来，一直视马尔代夫为其势力范围，因此亚明转向中国很快就引来了印度的强烈不满。亚明既扫了新德里的面子又使其实际利益，成为频频外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唯一还没有造访过的南亚-印度洋国家。

外交上的变化是亚明政治策略变化的触发因素。亚明靠近中国后，马尔代夫国内针对亚明的骚乱、示威明显增多，这背后不乏印度身影。拉贾·莫汉（Raja Mohan）的发言极具启示性：“虽然印度历来反对他国干涉其内政……但是并不反对印度自己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上世纪80年代末干涉斯里兰卡内战；2015年干涉尼泊尔大选”。对于干涉马尔代夫内政，一位印度著名智库专家就直言不讳的提到，“组织更加强有力的反对派；激活在马尔代夫国内的‘隐藏资产’发起抗议示威；打断马尔代夫政府的运行；在极端情况下像1988年一样进行军事干涉”都是印度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选项。

面对愈演愈烈的反对，亚明选择将内政冲突升级，今年2月份以来他不仅逮捕了反对派议员、最高法院法官等一批重要人物，还在议会的压力和最高法院的弹劾威胁下，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这些举动为美国、印度等国以“破坏民主”为由打压亚明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流亡海外的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甚至在推特上公开表示，“请求印度派遣由军方支持的特使前往马尔代夫，敦促政府释放被逮捕的法官和其他人”。

二

从选举前后的情势看，萨利赫以134616 票战胜亚明的96132票而获得选举的胜利似乎是一次意外。在选举之前，舆论广泛认为现任总统亚明可以安全获得连任，但是选举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现年56岁的萨利赫从加尧姆时代开始就活跃在马尔代夫政坛，是一位宪法专家和民主活动家，从2011年起就担任马尔代夫议会多数派领袖。反对党马尔代夫民主党（the Maldivian Democratic Party，马民党）遭受亚明的铁腕打击后，多数高层人员或被捕入狱或流放海外。流亡之中的纳希德仍是马民党主席，但是由于身背刑事诉讼无法参与大选。因此，马民党与共和党（Jumhooree Party）、正义党（Adhaalathparty）组成的联盟共同选择了萨利赫作为反对党联合候选人参加选举。

原本反对党联盟似乎并没有对此次大选有什么期待，因此从大选前直到大选后，都不遗余力的宣称这次选举“不公平”。尽管此次投票率已经高达90%，但反对党联盟直到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Maldives ElectionCommission）宣布萨利赫获得了多数选票，才改口拥护大选结果。

与此同时，印度在大选前后的表现也很抢眼。2月马尔代夫政治危机以后，印度按捺住干涉的冲动，等待大选来临。在大选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执政的印人党联邦院议员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甚至公开宣称，如果马尔代夫选举的结果被操控，印度将直接入侵马尔代夫。虽然印度外交部对斯瓦米的出格言论保持距离，但是却折射出印度政坛整体对于马尔代夫选情的焦虑之情。这正是为什么马尔代夫大选还没有正式公布结果，印度外交部就违反惯例，在仅有初步预测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的祝贺萨利赫胜选，声称“这不仅是马尔代夫民主力量的胜利，也是马尔代夫民主价值观和法治的胜利”。

和印度如出一辙，美国也在8月威胁称，如的大选没有做到“自由和公平”，美国将直接制裁牵涉其中的马尔代夫官员。在选前，欧盟也声称马尔代夫大选“连监选的基本条件都没有满足”。有趣的是，当时欧盟和美国都拒绝向马尔代夫派出选举监选团队，生怕一旦出现他们不愿接受的结果，派出监选等于为这种结果背书。结果，当美国和欧盟最后发现是萨利赫胜选，之前的这些指责和质疑顷刻烟消云散，原来被认为漏洞百出的选举转身变为民主的顺利政权交接。

三

国内外舆论之所以广泛认为亚明可以在此次大选中获得胜利，除了美、欧、印声称的铁腕政治之外，亚明带领马尔代夫获得年均超过5%的经济增长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设施巨变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反对派和西方媒体却把亚明取得的成绩简单归因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并认为这是中国用巨额债务套住马尔代夫，并牺牲马尔代夫主权以换取战略利益的“陷阱”。在选举之前，萨利赫就将“债务陷阱”挂在嘴边，用作其攻击亚明的主要武器，而纳希德甚至将此次选举成为“马尔代夫把自己从中国影响中解救出来的最后机会”。

长达1.4公里的中马友谊大桥今年8月30号通车，总统亚明亲自出席通车典礼，为大选的献礼的意味不言而喻。中马大桥可以说是马尔代夫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为了改善首都马累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马尔代夫政府正在与机场岛毗邻的胡鲁马累岛上建造惠民住房，而中马友谊大桥的开通实现了马累岛、机场岛、胡鲁马累岛之间的三岛互联，实现了马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马友谊大桥通车

包括中马友谊大桥在内，亚明主持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因改变了马尔代夫根本面貌，同时也是促进长远发展的关键措施。但是，亚明对内的铁腕政治，导致名目繁多的反对派人人自危，最后纷纷走向联合，再加上印度、西方不遗余力的宣传鼓动，使得亚明在马尔代夫政局中陷入了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的泥潭。

尽管如此，这次躺着中枪的中国也不应对马尔代夫前景过于悲观。中国真心诚意为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优质产能、充沛资金、适销技术以及适应他们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这并不是一两次政局变动就可以改变的。印度、欧美虽然以价值卫道士的面目出场，但是却难以发挥和中国一样强大经济推动力。就像2015年斯里兰卡大选所昭示的那样，中国作为南亚太平洋地区最积极的投资者和最活跃的供应商，其价值独立于政治倾向存在，不管是谁最终当选，都不太可能彻底与中国隔断。

与此同时，中国绝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应该从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次次国内政治危机中充分吸取教训，注重防控政治风险。从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到马来西亚，再到现在的马尔代夫，每次政权更替都成了全局性、并且常常带有洗牌性质的挑战。尤其是考虑到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治理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健全，大规模的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各式各样的争议和问题，包括玩忽职守、裙带关系、贪污腐败等，要确保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在项目透明度、社会效益性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最后，对于马尔代夫民众来说，铁腕亚明下台未必意味着一个开明、自由新时代自动降临。当年，长于高谈阔论，短于解决问题，受到西方追捧的“环保总统”纳希德就是在全国性的示威游行中黯然离场的。现在，“民主卫士”萨利赫作为反对党尚且能集合起富商加斯米伊布拉辛（Gasim Ibrahim）的共和党和具有浓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正义党而一旦亚明这个共同敌人消失，马尔代夫政坛有可能再度陷入乱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