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民营资本，经历过什么样的巨大波折？_风闻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依然深刻，以前曾经走过的一些路，最好不要再回头走一次了。

最近很多人关心民营企业的命运，这不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让很多中小企业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

也是因为过去一年多里，很多人开始感觉到经济似乎正在下行，市场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友善。

而更重要的理由是，最近有一些声音表示，民营企业的历史任务是否已经结束。当然，这样的声音一发出，已经被很多代表官方的媒体否定批判。

可话音刚落，又有一位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民营企业应该要逐渐开放职工参与管理，这又冲击到了很多民营企业主（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资本家），让他们开始担忧。

其实在欧洲有很多业绩表现非常不错的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参考职工的意见，那么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管理，其实本也不见得是多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有许多私企老板听了这个话觉得不对劲，甚至非常担忧。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这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

在历史上，民营企业曾经经历了一番相当大的波折。

我今天就想带你一起回顾，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了历史背景，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明白今天的民营企业主究竟在怕什么。

历史上民营资本的历史任务

讲述 | 梁文道

来源 | 八分

1

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

说到民间企业的问题，这种历史问题，我很建议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这是一本分成上下卷的著作，其中卷一，尤其有三篇论文，这是一部学术著作，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相关的。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享誉海内外，国内首屈一指的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力作。杨奎松先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任教，是一位做学问非常严谨客观、扎实的学者，在处理共和国建国史上，他仍然能够尽量用材料来论证，保持了一个客观中立的学者态度。

在这本书里，我首先要介绍一篇文章，虽然听题目你可能会觉得很沉闷，但是看下去相信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题目叫做《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在这篇论文的开头，杨教授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共产主义是什么。

他就说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目的很简单，当然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但是在建国初期，他们却发现并不能够马上迈向社会主义，反而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要保护并且联合当时在国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家。

为什么呢？各位受过一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可能都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理当生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上，**但是我们都晓得，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按照官方的说法，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的阶段。

如果按照当年苏联“老大哥”的经验，恐怕还得经过一个经济上的成长阶段。所以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仍然是资本主义。

在现实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阶段性地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条统一战线。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看东西要辩证地来看。

比如，搞统一战线、联合战线，建国初期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有个阶段任务还没有完成——先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地生产和发展，只有经济先搞上去了，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个阶段，需要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存在，这时就可以当成一个朋友或者阶段性与他们联合，但是要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是朋友，永远允许他们存在，这只是阶段性的。

今天你是我的朋友，不表示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动态的，是处在发展过程当中的。

一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当时的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经说过一些很有趣的意见，比如刘少奇在1949年4月10日到了天津开了很多座谈会，当时他就注意到，共产党一进城，劳资关系就迅速恶化。

为什么很多工人阶级很开心？因为认为今天总算轮到我们当家作主了，还不好好惩戒一下那些资本家，资本家这时候必然很担心也很恐惧，生产上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性了。

可是，刘少奇这时候却告诉资本家：不要怕剥削，今天这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为工厂开得少，工人就雇佣得少，从解决工人失业和发展经济的角度，在现阶段的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少奇

因此，他明确提出，对资本家不能够只当做斗争对象，而要当做争取对象，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在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是不对的。

所以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在团结资产阶级上，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可是，几乎不到一年，1950年的下半年，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官员权力过大，

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开始涌现

一来，建国初期的许多问题好像暂时得到了稳定，经济形势渐趋好转；更重要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需要大规模出兵，于是整个国家里的生产和贸易规模也都迅速扩大起来。

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所以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了。可是因为是新的政府、新的国家了，那么到底和国民党年代有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在哪？

那就是这时候，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是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里的，比较大众的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党政军等政府部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偶尔会觉得熟悉的现象，那是什么？

那就是：权钱交易，贪污腐化。

所以到了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揭露了河北省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居然就已经有贪污受贿数以百万的严重事件。

刘青山张子善案公审现场

1951年1月份，当时在华北，光是河北处理的贪污者就已经达到102人，华北全区1950年一年处理了303人。这个数字越揭越大，这时候就引起了执政者的担忧。

担忧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共产党的整个革命一直以来，从形象上和历史上的比喻而言，他们常常会把自己理解为像是当年率领农民起义的李自成所带领的农民军，抄进北京城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浩浩荡荡，但是为什么后来迅速就不行了？就是因为进城之后，被当年那些城里的坏分子腐化了。

这时候共产党进城了，掌握国家了，居然这么快就发生腐败案件，这腐败又是怎么来的？

**根据当年的认知，并不会认为这是因为很多重要的资源订单都在国家手中，由此使得许多官员的权力过大，才造成了贪污。**而是认为，是贿赂官员的人有问题。

那么谁会贿赂官员呢？当然就是那些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资产阶级、资本家。

3

“三反五反”

首要打击的就是贪污腐败

不过尽管如此，毛泽东那时候的顾虑主要还是经济问题。

因为他发现，以国营经济当年的能力，以及公私合营的程度，想要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马上这么做，国民经济势必会陷入瘫痪。

不过，对付贪污腐败还是要进行的。这时候，我刚刚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里有两篇论文就很重要了，一篇叫做《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一篇叫做《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的经过》。

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当时发生在上海——这个过去旧社会资本主义万恶之源首所在地——上海的资产阶级身上。所谓的“三反五反”，首要打击的就是各种的贪污腐败。

于是，原本旨在清理政权内部贪污分子的斗争，就变成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了。

这个情况就如同我们经历的历次集体运动一样，就是开始要比赛“打老虎”，而且开始相互攀比、层层加码，最终终于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

有些时候，一些人趁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那么有的人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的人，自己反被打成了贪污分子，蒙受冤屈；有些时候，是把不是老虎的人也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了大老虎。

越演越猛烈，当然毛主席也马上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于是专门发出指示表示，老虎不能这么打，必须要从算账入手，不要专门去逼宫。

总而言之，当时出现了各地方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没有贪污的党员也说自己贪污过几百万，由此表示自己带头示范；有的团则对怀疑对象打骂捆动、指数问公，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没有证据，最后搞得相当惨烈。

“三反”结束之后，同一年，1952年又出现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对于资本家的打击就更加大了。

主要当时有很多的工人阶级，觉得自己要参与工厂或企业的管理，要有更大的发言权，但当时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民主管理方法，他们有时候是直接地对老板痛骂，甚至动手。

比如，老板的工资会被职工扣发，连出门都要跟职工请假。有些工厂的老板，直接被工人赶出居住的宿舍。

不过坦白讲，当时有些资本家也的确罪有应得，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资本家，的确存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的情况，甚至暴力行为都很严重。

一来是继承了过去国民党时代的陋习，二来则是因为当时的税制并不是那么清晰完善。

各种税法仍在建立过程中，到底什么情况叫作偷税，什么叫漏税，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判断。而且要界定什么样的企业叫做暴利，利润多还是少，如何确定要多到什么程度才叫“暴利”？都不好讲。

但是总之，一旦叫“暴利”，问题就大了——这就等于“盗窃国家资产”，所以最终搞得资本家几乎集体背上了原罪，很多资本家都觉得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

4

不如把生意贡献给国家，

彻底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

那时候资本家日子不好过怎么办，就只好抱团取暖，常常在一起吃饭见面。

这种吃饭见面的聚会，有时候就是互相吐苦水，有时候却是要主动学习响应中共思想改造的号召，好好学习政策、交流思想。

但无论如何，这种聚会总是能够为资本家、商人们减轻压力，最大的功效就是避免大家自杀，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非常之多。

但是到了后来，这类聚会也常常会被禁止，比如1952年2月底，重庆市政府就宣布破获当地资本家常常举办的“星四聚餐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动组织。

最后这些上海资本家也不再举办聚会了，因为一聚会就被认为是在搞阶级对抗，迅速成为政府清理的对象。

后来很多资本家就觉得，“算了，我们干脆别搞了”，能不能我主动结束生意，把我的生意贡献给国家，我全部都交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其实当时政府，我觉得对资本家还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做法，就是公私合营之后，对资本家原来拥有的东西政府是花钱买下的，把资本家的股权都买下来之后，之后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私股股额还给回你5%的固定利息，固定利息一直是发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才停止发放。

但是问题是，很多资本家自己认为，我们虽然在领取定息，但还是摘不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些资本家明确表示，不想再拿定息了，而是想根本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

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仍然觉得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表面上是不存在了，企业也都被“公私合营”收归了，但是，人还在，心就不会死。

所以这时候还要警惕这些过去的资产阶级，是不是在思想上仍然有问题，更不要说那时候国外帝国主义还存在，还在不断的渗透侵蚀、制造敌对势力。

因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不会削弱，甚至还会在内心深处，变得越演越烈，于是这个斗争就只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1952年6月6日，鉴于刚才所说的“三反五反”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这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提出，在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了。

再也不应该把民族资产阶级如同三年前那样，称作“朋友”，再也不应该把他们视作是“中间阶级”了。虽然日后还是要斗争，但是这个时候，阶段已经可以告一段落。

说完这段几十年前的往事，也许大家就比较清楚今天那些有所见识、年纪稍长的企业家，或者学者，正在担心的问题。

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在我刚才说的那段历史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曾走过一段并不平稳的道路，教训已经非常深刻。

到了后来我们知晓，市场经济总算能和社会主义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才开始有了新的思路，就是一种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既定路线。

我不认为这会很简单地被否定掉，当然，大家现在注意历史，希望历史不要重演，这是对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过去40年的经验同样也是一段重要的历史。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依然深刻，那就是让我们晓得，以前曾经走过的一些路，最好不要再回头走一次了。

(本文转自公众号：看理想（ikanli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