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终于不再被遗忘_风闻

最近几年，成都逐渐成为一座明星城市，各种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指标，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很多人迷惑不解。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本文转自“冰川思享号”****，欢迎关注他们）**

智联招聘网最近发布《2018年大学生求职指南》。调研数据显示，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在2018级毕业生眼中，期望就业地比例和实际签约地点比例，均位列最高。新华网四川报道，去年7月以来，成都吸引了来自全国30多个地区18.7万名高学历青年人才落户定居。

最近几年，成都逐渐成为一座明星城市，各种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指标，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很多人迷惑不解。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营销”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城市营销”这种主观作为又能走多远呢？

你不能理解划入“西部”的失落

自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始，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称为天府之国。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不止成都平原一地，但这个称号保留至今的，却只有成都平原。

很多文献把四川称为“天府之国”，实际并不准确。

2009年，都江堰的控灌面积，由1949年的282万亩跃升至1030万亩。尽管如此，都江堰灌区所及，仍只限于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37县（市、区），对更广大的四川全省180余个县级地区来说，只是一小块地方而已，大部分的地方，无法从都江堰水利工程获得直接好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优越多少，遇到水旱灾害，损失惨重。

因此之故，所谓天府之国，实际只是指都江堰灌区所及范围的成都平原。

▲成都都江堰（图/图虫创意）

农耕时代，中原王朝统治所及的范围之内，除江南地区之外，很难找到一块农业生产条件如此优越的地方。

唐宋时期，成都虽然不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但中原王朝一旦有事，成都基本上是最重要的战略支撑之一。蒙元和明末清初对成都的两次摧毁，使成都沉寂数百年，清中后期，成都再次崛起，清末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一举摧毁清王朝的统治，原因并不复杂，就在于以成都为核心的四川财政，供养着云贵西甘藏等小半个中国。

一直到抗战时期，虽然陪都设在重庆，但就经济和文化而言，成都却是大后方的大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美苏战略压力，成都又成为三线建设的最重要的支点地带，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时间还可以上溯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版图逐渐发生了很大倾斜，**东部地区依靠海洋文明，迅速超越内陆的农耕文明，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东、中、西部的划分。

1986年3月，国家“七五”计划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七五计划”中，首次把中国的经济社会版图划分为东、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四块。

▲2003年成都老街道国学巷旧照（图/图虫创意）

这样的划分是有科学根据的。中国要走向世界，当然要拥抱海洋文明，而东部沿海有其靠近港澳台的地利之便和近代化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理应在改革开放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东部地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地带。

而一向在心理距离自认为只是稍偏于中国核心的四川，被划入西部地区与老少边穷为伍，基本上就是边陲之地的代名词，文化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

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划分对四川和成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你不再是一个被中央政府优先考虑的地区，你能发展什么，你能得到什么扶持，也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你得服从统一安排。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四川经济迅速落伍，成都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西部城市，**每年春节过后，人山人海逃难一样的四川民工，拖家带口，提着蛇皮袋聚集于成都的火车北站，等待在寒风里准备外出，让“天府之国”的美誉碎了一地。成都人、四川人，谁还有脸自称自己的家乡是“天府之国”？

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不断往后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提出“西部大开发”之后很多年，也没有刹住车。

灾后重建的意外契机

21世纪初年，四川和成都仍然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省份和城市，最热门的招商引资排行榜上，没有它的名字，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也不大会把它作为落脚点。

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九寨沟、熊猫是它的标签，这些标签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闻名于世，到21世纪已经属于“吃老本”了。

图/图虫创意

四川再次被人高度关注，是汶川大地震。

成都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既是来自全国的物资和人员进出中转站，也是信息中心和公共情绪集散地，它一瞬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一个不经意之间到来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到了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大幅跃升，拥有雄厚国力。地震后，20多个重灾区市县都有相应的省市对口援建，据2012年的统计，三年中，四川全省142个受灾县用于恢复重建和发展重建的资金达到了1.7万亿元。从GDP的增长曲线看，这三年是一种陡然的增长，也可以说是自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汶川大地震之前，包括后来的灾区在内，基础设施，譬如公路桥梁铁路等等，与东部地区相比，均比较落后破败，供给严重不足，不仅路网不足，而且质量较差。

三年高标准的重建，实际上使四川，尤其是灾区县市的基础设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质量和水准不输于东部地区，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供给过剩的情况。

大地震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它一举改善了四川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与落后，为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基础。

产业转移的最大获益者

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和中国中西部地区发生转移，敏感的中西部城市，譬如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合肥、武汉纷纷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成都在此轮承接产业转移潮中的独特优势是：

第一，相对充裕的劳动力。

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数百上千万青壮年劳动力跨省流动谋生，经过一二十年的工业化现代化训练，实际上在四川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如果在家门口出现就业机会，那么工资收入相对少一些，在实际花费可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在家门口就业，这些分布于沿海和内陆其他省份的产业工人也愿意回流。

图/图虫创意

2015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11年，在东莞厚街打工的覃先坤结束了19年的打工生涯，回到自己的家乡——“中国打工仔第一镇”的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天涯制鞋厂担任车间主管。

覃先坤说，2011年天涯鞋厂开张前，计划招100个工人，结果应聘人员有三四百人，一小时便招满了。这家拥有200人的制鞋厂，百分之八九十的员工是从广东回来。

到了2014年，整个金堂县的外省外务工人数已经从2007年的17万人锐减到5万人。

在四川的主政者眼中，像覃先坤这样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已经悄然成风，如果能够借此实现资本、技术、亲情和精神回归，将“为四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二，更为完备的基础设施。

在过去，航空运输一直是贵族化的，但21世纪以来，航空运输逐渐公交化了。成都虽然地处内陆深处，但是其双流机场的客货运输量长期以来位居全国第四，2020年，成都将建成的第二机场，规模将仅次于北京新机场，成都也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国内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非一线城市还有两个机场的，成都是头一个。

从陆地交通看，21世纪以来，中国高速公路网逐渐完备，2008年以后，连接中国大城市的高铁网络也逐渐形成，从成都出发到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相继开通高铁，千古难题“蜀道难”基本不复存在。在四川省内，汶川大地震后投入的1.7万亿建设资金，使包括灾区在内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成都这样的深处内陆的城市，陡然之间拆除了信息滞后的藩篱，至少在信息获取上，不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边缘感逐渐消失。

城乡一体化造就宜居的农村

一个大城市的吸引力，除了城市本身，还包括周边的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大城市是一副巨大的脊柱，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是肋骨和血管神经。人在大城市生活到一定程度，需要外出“透气”，以此提高生活质量。

2003年，成都开始在全国推行城乡一体化，经过多年努力，成都周边的小城镇和农村风貌得到领先于全国的改善。

笔者曾经在2014年的春节参观过一个实施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村落——鹤鸣村。

该村位于成都市区西面，是都江堰灌区，也是传统的大米和小麦主产区，也有一些经济作物，一公里左右的村道连接着成都到青城山的成青快速路，往东三四十公里是成都主城区，往西一二十公里是青城山景区。

笔者是在成青快速路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大招牌的指引下进入鹤鸣村的。穿过一段乡村小道，一片或独栋，或双拼的别墅区呈现于眼前，颇有些异国情调。或许是春节的缘故，三三两两的居民聚在村头，或聊天，或打麻将。

在村头宣传栏前的“规划图”上，笔者看到，该村所在的柳街镇2008年3月3日代表成都市、都江堰市在鹤鸣村率先开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这就是“第一村”的由来。按照规划，全镇将引进社会资金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共规划农民集中居住区22个，安置农户可达9260户，32375人，集中居住率为86%，节约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约4840亩。鹤鸣村就是22个集中居住区之一。

▲成都鹤鸣村（图/东方IC）

在宣传栏上，笔者还看到“上海同济规划设计院都江堰分院”字样，可知该居住小区的建设，不仅是土地确权的结果，也与灾后重建有关。

村委会办公楼里没有人。从办公室的设置看，与传统村委会有很大不同的，是设有“柳街城乡产权服务中心”，提供产权交易服务；村卫生室也有所升级，提供三项免费服务：1.随时提供健康咨询，健康宣传，健康行为干预治疗；2.免费提供签约居民的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3.定期为老年人、慢性病人进行家庭访视，健康行为指导及疾病管理。

在村级专项资金40万元开支栏，笔者看到的开支项目包括：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经费（有四名巡逻队员），文化活动经费（有一名文化辅导员），社区运转费用（包括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路灯费、广播维修，卫生保洁员一名），院落整治经费（如配套卫生费、奖励金、增补三轮车、公示栏、垃圾箱、垃圾房），监控摄像经费。

需要说明的是，这笔40万元的村级专项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用于由村（涉农社区）组织实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硬件建设和服务项目。到2017年，全成都市村级专项资金的最低标准将达到60万元/村。有了这笔钱，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鹤鸣村的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居住小区的治安良好。

由于是专业机构的设计，鹤鸣村的居民楼布局显得错落有致，曲径通幽，院落之间的间距显得从容。它不太像一些“新农村建设”，道路一通到底，房屋千篇一律，密密麻麻。由于外墙统一规划，而不允许私自修改建筑图纸，使整个居住小区建筑风格比较统一。笔者询问当地住户，得知自来水、天然气、光纤已经到户，也有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

村里基本上没有草坪之类，代之以房前屋后种植的蔬菜，经询问得知，除了小区居民的房前屋后，小区内比较大的公共地块都分配给了每一户人家种上蔬菜，蔬菜长势良好的地头，还竖着“五优菜地”的牌子，并写上菜地主人的名字，以示鼓励。居民表示，这样比较实用，可以降低生活成本。

在居住小区的另一个出口外，是一片新建的公共墓地，估计是土地整理后，村民将祖宗尸骨迁葬于此。再行一段，就是流转出去的该村土地，一个大铭牌上写着“鹤鸣村珍稀水果产业园”。

▲成都鹤鸣村（图/东方IC）

再绕一段是鹤鸣村的乡村酒店。酒店已经开业，不过还在大规模扩建。服务员见有车进来，迎上来。说明来意后，她热情地带着笔者参观了客房和大餐厅，客房的大小和设施不比城里四五星级酒店差，房费每晚在100-300元之间，餐厅装修也比较豪华。询问得知，酒店与鹤鸣村并无隶属关系。

这当然是成都比较好的农村风貌，但其他农村地区，与之相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以我的反复观察，成都农村的宜居程度和绿化程度，要比绝大部分的长三角地区农村要好。

中国多元文化的样板

一般人不太会注意，成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四川人口为310余万。但经明末张献忠“剿四川”等清初战乱和瘟疫，人口急剧减少，成都市区几乎荒废，已经出现狼虫虎豹，成都之侧的温江县，只剩下32户人，其中男子31人，女性23人。“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据清政府统计，康熙九年（1670年），四川承赋丁户25660丁户，以一丁户4-5口人计，此时四川应税人口大致在13万，加上一些边远地区无法统计的人口，合计在50万左右。

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准许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儿女进入四川开垦土地。经过100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和自我繁衍，四川人口增长了30倍左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达到306万人丁，约1500万人口，而温江县人口已经增加到14万人。

**可以说，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包括成都，土籍人口消失殆尽，几乎完全靠外来移民填充，人口才得以增加。**增加的人口，基本上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和陕西。

进入现代以来，移民仍然源源不断进入成都。

《华西都市报》报道称，抗战时期，北方27所大学迁来成都，许多北方知识分子在成都结婚生子，成都的许多知识分子的上一辈、上两辈都是北方移民。1940年华东和华中250家工厂迁入四川，到1944年工业企业增加到1万多家，同时迁来的还有数十万流动人口大军。

抗战结束后许多工厂学校又回迁，但人员并没有完全回迁，他们留在了四川，建立家庭并繁衍后代，成为成都的老城民。

▲成都城，繁华的绸缎商铺街的入口（图/威廉·迪柏 摄于1945年）

1949年以后，几十万大军云集于西南，大批晋、豫、秦、鲁、苏的干部云集四川。如今活跃在成都的四五十岁的人有许多是南下干部的后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线建设以成都为中心，上千家工厂和科研机构迁到这里，使四川省（包括当时的重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科研大省。

**移民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因此，成都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城市，较少对外来者的警惕和歧视。

成都的另一个向度的文化多元，体现在其西部，与藏文化和羌文化比邻，南部与彝文化比邻，由此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中东部大城市基本没有这个优势，即便与西部大城市如重庆、西安相比，它的民族文化多元性也要浓郁一些。

如果说上海以中外文化融合成其为洋派文化，北京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成其为中华文化，那么成都就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成其为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的特点高度亲民，有钱有权的人有自己的玩法，穷人也有自己的玩法，富人和穷人可以共享一种玩法。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川菜。

川菜绝对是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它既不像上海的西餐厅，时刻考验人的腰包，也不像北京的满汉全席，让人坐立不安。川菜是一种穷人和富人可以安之若素地共享的一种饮食。

图/图虫创意

恰逢生活观念的改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年，人口流动只有一个目的：谋生。人口流动的方向，基本上都是从内陆贫困地区流向沿海发达地区能够提供工作岗位地方。

但是自从2010年产业转移发生后，东西部城市的收入差距在缩小。

以成都与上海相比较为例。2010年，成都市2010年全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0515元；同期，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46757元。到2017年，成都市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5098元；同期，上海职工平均工资为85582元。尤其是，当上海的房价是成都的两到三倍时，成都收入的性价比就更高了。

流动性最强的年轻劳动力选择往哪里流，已经不言而喻。

而且，在四川这个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省份，最近两年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就是说，成都不再是一个遍街都是无所事事的人的所谓“休闲城市”，该忙的人已经忙起来了。

同时，当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之后，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工作的目的将不再只是限于谋生。

这几年，年轻人中“吃货”这个词十分流行。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处于缺吃少穿的状态，人的生存难题解决后，人对过往生活的缺憾会有一种报复性的弥补，“吃货”这个词应运而生。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的建设巷，几乎每家“网红”小吃店门口都排起长队（图/图虫创意）

川菜作为一种移民文化的结晶，它的接受度在中国应该是最高的，因此，成都以其饮食，产生了其他城市极难具有的号召力。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对川菜的喜爱，更容易使其喜欢上成都这座城市。

也是这十来年间，中国旅游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成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除了本身是一座著名旅游城市之外，同时也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旅游集散地。**而且成都有一个其他绝大多数城市不具备的优势是，它的乡下的生活条件的优越程度，并不亚于一般城市。

成都平原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中国很多地方也开发了农家乐，但多以吃饭为唯一目的，而成都平原的农家乐，除了提供高水平的餐饮，还兼有娱乐，休闲，园林欣赏等多重服务，所以一到周末，市民蜂拥出城，赶往乡下农家乐休闲娱乐。

**文化的多元，也导致这座城市的文化产业异乎寻常的活跃。**单以音乐产业为例，2017年，成都音乐产业市场总收入突破 200 亿元，演唱会票房位居全国第三。

演唱会的主要顾客就是年轻人，这种文化盛事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图/图虫创意

成都为什么吸引年轻人，可以找出很多理由，问每一个来到成都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成都，可能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有人为了它的古老，有人为了它的收入，有人为了它的美食，有人为了它的风景，有人为了它的生活方式，有人为了它的文化多元……

总之，没有统一答案，但结果就是，年轻人蜂拥而入，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活力和利益。

老龄化的城市，如何降低人口平均年龄，除了多生孩子，吸引外来年轻人也是重要办法。在这点上，成都利用其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一举走在了很多城市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