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谭屑（三）：八旗和绿营战斗力的衰败_风闻

《八旗兵的设置与组织》中提到：“入关以后，八旗兵以征服者自居，养尊处优，逐渐丧失了昔日骠悍粗犷的尚武风气。骄惰腐化，使武备废弛，整个机体便日益崩坏。尽管八旗兵的待遇优厚：清政府在北京城附近圈占大量土地，作为八旗兵的壮丁地。又建立了正规的兵饷制度，饷银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但是壮丁地有限，而兵额却不断增加，旗人的生计越来越窘迫。选拔士兵，已非体健艺精者，而是生活困难者。结果在嘉庆年间，八旗兵虽有五十万，但质素极劣，终为绿营所取代”，将八旗腐败而为绿营所取代的时间下延至嘉庆年间，似非妥当。事实上，平定三藩时，八旗已不堪战守，至嘉庆时期，非但八旗兵无用，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傅宗懋认为：“八旗为清朝兵制之始，入关之始即赖以制胜。绿营战功，以征三藩时为最盛，当时用绿营兵至４０万，云贵多山地，每战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辄捷，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咸有功绩。”（傅宗懋：《清代督抚职权演变之研析》，载《政治大学学报》第６期）傅氏以山地用兵故，为八旗譬解，有不通之处。如谓山地作战，八旗之骑兵劲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借重绿营步兵，然则“平定准部、回疆、金川”，何以还是要靠绿营呢？可见八旗兵自平定三藩，已不堪用。

魏源在《圣武记》卷11中指出：“若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不如止满兵而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征而近募乡勇”，这说明（乾隆）金川之役时，满兵已不堪用；而至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事发时，用绿营已不如用乡勇了。

嘉庆时，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征调了十六个省的兵力，其中，动用正规军十一、二万（即八旗、绿营，所谓国家经制之兵。当时全国总的兵额约八十多万，其中八旗二十二万多，绿营六十六万多。可参见《清史稿》兵志），招募乡勇数十万。据《清史列传》卷35《德楞泰传》所载，德楞泰奏言：“（嘉庆）元年二月间，川省应募者，有三十七万之多，陕、楚两省亦复不少。川之嘉陵江，楚之郧西，并三省边界边山各属，其城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范者，不得不藉乡勇为协护。”

可见，此役中事实上是以乡勇为主力的，招募乡勇之数远远超过国家正规军的使用数目。而之所以用乡勇而不用绿营兵，很大程度上即在于绿营腐败，已无战斗力可言。

时八旗兵中所谓“京营劲旅”的健锐、火器两营，不堪一击，不消去说。而绿营将帅，也非旧日可比。平定白莲教之役中，八旗、绿营兵被打败，甚至被覆军杀将者，不在少数。《清史稿》列传136《附论》载称：“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国史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殁至四百馀员，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馀人。王文雄、朱射斗，一时名将；穆克登布、施缙，亦号骁勇；惠伦、安禄，并贵胄俊才。仓猝摧仆，三军气熸。当宁为之震恻，旌恤特示优异；馀虽功过相参，要皆竭忠行间，殒身不顾。呜呼，烈已！当日岩疆悍寇，军事艰难，盖可见云。”

时人谷际歧曾上疏言及绿营兵不堪战，但以玩寇为务，略谓：“行营到处，止以重兵自卫；裨弁有奋勇者，又无调度接应；甚至以‘贼’入他境，暂称安息；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辨理之失，各省传遍，是其明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３６《齐民四术》，“给事中谷先生家传”引谷际歧奏疏）

因此，说嘉庆年间八旗才由绿营取代，是不准确的。

现代学者多数也以为八旗的衰败大约是在顺康之间，而绿营的衰败大约在乾隆中期以后。如郑天挺在《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兵》一文中，认为：“一六四四年满清入关，军队作战以八旗满洲蒙古兵为主，汉军和投降的汉兵只在次要地位，一六四六年以后汉军与满洲兵并重，一六五零年以后就以新旧汉军为主了，八旗满洲蒙古兵已成次要，这说明八旗满洲蒙古兵的质量已逐渐较汉军降低。一六五七年满清皇帝公开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蔽，不及曩时’（《清史稿》本纪5，顺治十四年正月）。到了一六七三年，三藩事起，八旗兵（包括汉军）差不多已不能作战，满清统治者只好利用汉人的绿旗兵，前后动员了四十万人（《清史稿》兵志2，页1），每次作战，全是绿营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随于后。但是没有很久，绿营兵也和八旗兵一样了，一六八七年，王鸿绪已经指出，‘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清史稿》列传58，王鸿绪传，页4）。”

台湾学者段昌国也认为：“最初几年，白莲教徒与官军争逐于乡间，目的在争取粮食补给与人力支援，后来势力扩大，再加上和珅乱政的影响，白莲教逐渐从乡间蔓延开来，八旗、绿营相继不敌。一直到嘉庆时，额勒登保训练乡勇，一边坚壁清野，一边宽赦胁从，才慢慢平定。”（段昌国：《中国近代史》，大中国图书公司１９７５年版）

从平定大小金川至白莲教之乱，相去不过二、三十年，绿营兵的战力何以如此迅速地衰落下去呢？这或与乾隆年间大量将八旗官兵拨入绿营有关。以八旗官兵拨入绿营，一方面是为缓解八旗生齿日繁，饷不敷用的境况，另一方面也是为选拔善于骑射者，用为绿营之表率。可是从结果来看，除了稍纾旗人生计窘迫而外，并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地，却是促使绿营逐渐腐化下去。因为初时原以为旗员的骑射技艺可作为绿营的表率，可实际上真正能够按照规定安排营务者并不多。相反，自康熙时旗人中已养成的那种骄奢淫逸的风气迄未稍煞，旗人入绿营不过“虚靡廉俸”，“诸事妄行”而已。“甚至以买妾为事……彼此效尤”，又出门“偷安坐轿”，日久天长，“驯致骑射生疏”。结果，连高宗自己也不得不感叹“尚何足以（为）绿营标准乎？”（《清高宗实录》）另外，八旗饷米优厚，绿营微薄；八旗军功者“有应得世职”以造就后代，绿营则“不能得有世职”（《清高宗实录》）以俯蓄子孙。虽说营兵是本土本地，但生活也不好过。由于八旗官兵的不断拥入，影响到缘营的升迁之路，绿营内余丁考补营兵也不容易。凡此种种，后果有二，一是助长其积极钻营，一是助长其消极偷安、取巧油滑之风，腐蚀营武。绿营战力之腐败堕落，也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