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格尔 | 包容性先锋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的未来 （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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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对昂格尔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谈话内容涉及到中共十九大的新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的制度改革路径。昂格尔认为在二次分配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才能实现公平，十九大新方案的提出实际上是从当前困境入手对中国发展的重新定位，这种定位不能基于富裕经济体的种种理念，而需要思想上的反叛来完成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城市化路径及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方向

Q

在中国，和您的祖国巴西一样，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均衡的严重现象。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发展，在巴西许多大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而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管理手段严格控制着农民融入城市，虽然各地也出台一些修补性的政策，譬如农民工积分入户措施等，然而，这类修补性政策反过来又强化了户籍制度这些导致城乡分隔的举措。您认为应当如何思考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

A

这些问题的确无法同时加以解决，只能在发展进程中逐步地、渐进地予以处理。在各种处理方法中，有三个要素特别重要。第一，针对农村地区的大胆的社会发展方案。如果农村地区能够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包括那里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个发展起来的地区虽然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但已经可以帮助人们冲破人为的城乡分隔，可以开始促进人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了；第二，随着依赖于国家资源和经济增长状况的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动建立全社会普遍的权能原则。即每个人获得不依赖于具体工作的基本社会保障。当然，这方面的投入还需要视经济增长水平而定；第三，必需的措施是一国之内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资源分配机制，如同需要有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措施推动富国向穷国实施再分配的机制一样。这里的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不能是临事而制的，因为临事而制的措施易于成为政治上施惠以及腐败的借口。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在一般性的规则下进行，例如，根据国民收入总值确定财政转移比例。

Q

您提出的各项创新都与您一直倡导的“共享式的伟大”相关，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大多数情况下比较看重上层权威，上层则倾向于将“伟大”私人化而非使其共享。大多数公务员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很有限，无力开展他们真正期望的实验。这一组织差异与您提到的游击队与正规军的差异也是一致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变革官僚组织结构让其有利于个人解放？对于想要生活得更有神性的公务员来说，您有什么实用性建议吗？

A

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有三种，第一种是盛行于19世纪的公共物品专业化供给与贤能政治模式，中国历史上在这一国家能力建设模式下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模式今天依旧很重要。第二种方案是盛行于20世纪的行政效率模式，该模式通过边沁和马克思而条理化，其压力机制既来自国家内部也来自国家外部，所以公共管理的活动不得不既受制于国家内部的评估，也受到与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利益相关的顾客的评估。持续性的评估令贤能政治变得更有效率。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三种国家建设方案之下，即盛行于21世纪的实验主义治理方案。总结来说，专业主义是19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效率至上是20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实验主义是21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

我们需要结构性改革，但却发现没有现成的蓝图可以托付未来，因此不得不采取实验的方式。实验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公共服务供给。当今世界上一般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是福特主义行政管理模式。这里，我所说的福特生产方式的类比，指的是官僚精英国家提供低质量的、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所谓的低质量的服务是指比能在市场上购买得到的同类型服务质量要低。表面看来，唯一能替代福特主义行政管理模式的方案是基于盈利的私有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但是，依然存在另一种选项，它更有希望且在本世纪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那就是：国家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化的标准性服务，国家维持现金流，同时帮助发展金融——对于未来而言，这是最复杂也最耗费成本的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称之为“财政储蓄”。但是在现金流与储蓄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区域。国家与独立的公民社会联合，共同致力于实验性与竞争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比如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合作。这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最优途径。同时，这么做还会有额外收益，那就是公民社会通过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发展起独立于国家的自组织能力。如果我们想要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它们不仅仅是官僚制度的附庸，它们也在积极地创造自身，那么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公民社会能够培养人民，最终的产出不仅是桥梁、道路、工厂，也是公民本身。培育公民的工具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应该由公民社会自己来共同设计。这是原则，这也是“共享的赋力”（shared empowerment）理念的实践案例。我们必须放弃如下观念，即国家的伟大必须以个人的渺小为代价。

现在让我提一下与如下政治主题谈话相关的哲学理念。有关秩序的原始观念是，秩序是无政府的反面，所以我们认为要么处在一种统一的刚性的命令控制结构下，要么就是全面战争状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更高的对于秩序观念的理解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anized anarchy）。中国历史上，精英们长期持有一种原始的秩序观念，即秩序与无政府状态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一放就乱。就像一座房子，如果刚性太强，要么保持稳定，要么受力超过极限轰然倒塌。这就是我所谓的对秩序原始观念的理解，而更好地对秩序的理解应该是像一座能够在风中摇曳，具有弹性，可以移动而不坍塌的建筑。这要求一种对秩序更高层次的改革。我们对于国家政治的所有观念都与此内涵有关，因为它模糊了秩序与无秩序之间的界限。

虽然听起来像是个哲学概念，但它对我们的国家的确有实实在在的实践影响。特别是对中国，领导人必须放弃对于冲突的担忧和恐惧，因为没有冲突，就没有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让我们以常用的一条经济口号作为例子，该口号在国内外都很流行。许多人说中国必须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路径，仿佛这一战略转移就是一条简单的会计运算题，能够被技术官僚精确地执行。但事实上，所谓的深化国内市场会涉及到不同的阶级、部门和地区之间大量的再分配，本质上就是冲突性的，如果畏惧冲突就无法实现。这也是现在还没完成这项变革的原因。冲突需要被制度化，不能被压制，因为一旦被压制，就无法成功变革。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之中。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所有理念是有深远影响的。它适用于制度，用制度来组织冲突，组织实验，产生改革的替代性方案，因为没有蓝图；它也适用于个人，因为个体所在的体制本该让他们成为行动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行动，想象，抵抗，实验。他们是强大的，而非软弱的，这就是一种不同的人格模式，更高的模式。

Q

正如您所说，如果想要克服周期性危机需要更多实验主义治理的形式，这需要基层官僚提供更多信息在体制内呼吁才能实现，但是在中国体制内可能更难以发声。您提到劳资关系中所面临的问题在短期有两种解决方案，如果组织能力足够，就可以采取有组织的对抗，如果组织化程度不够就采用法律保护，公务员也算是一种劳工，是否也适用于您所说的应用于劳工的两种方案呢，或是说公务员是某种例外？

A

这是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与后福特生产模式的区别。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就像我所说的军队的类比。游击队是一种优于传统步兵师的军事组织。因为步兵师没能力开掘出类似游击队那样对军事科技或环境的应用潜力。但是比游击队更高的军队组织方式是同时保留住常规军事组织所具有的，而游击队所不具有的大规模协调性与一致性特征，这是军队的最高理想，也是公共管理的最高理想。

基本收入、教育的替代性方案与青年职业观的塑造

Q

目前在中国也已兴起一批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研究者和倡导者。您认为基本收入是一种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工具？

A

这在我们前面的话题中已经有所提及。我是基本收入这个理念的支持者，它应该成为每个公民资源和权能的一种基本保障，一笔普遍的社会遗产。不过基本有保障的收入只是诸多可能形式中的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例如，国家在每个小孩出生时为他/她建立一个储蓄账户，供其在创业或者成家或求学时使用。但是，任何此类制度都可以根据其存在的制度环境而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对于通常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而言，没有经济供给侧的方案，基本收入制度成为结构性改革的替代物。而对于我们正讨论的那种方案来说，这类制度可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因为如我所说，彻底化的创新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确保个人不至于因周遭的持续创新变化而惊恐失措。他必须有所保障，不至于为了创新而永远处于风险之中。与极少数人能从其家族继承财产不同，这项制度保证每个人都能从国家那里继承少许的财产。

Q

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教育，您认为关键点是什么？毕竟，他们是当前或者未来的商业领袖。

A

我并不认为存在着针对商学教育的特殊方案。我认为，根本问题就在于教育的一般特性。一般来说，首要任务不是从顶端开始，而是自下而上从初级教育做起，这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回到这些理念构架的基本认识上来。我们需要三个主要的方案，即国家解放的三个主要方案。一是进步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知识经济的实践层面，包括金融和劳动制度的改革；二是教育的替代性方案；三是治理体系的重组，即一种有能力实施改革的高能民主。这是三个大的方案。经济方案——我们已经加以描述了——的对应物就是教育的一种替代性方向。这种方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教育的运作制度层面，一个是教育的具体内容，或者说教育所能传递的信息。这是教育学的悖论（the pedagogical paradox）。首先，关于教育的运作制度。在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不平等、通过分散化的权力加以组织的国家里，基本任务、基本实践要求是要兼顾按国家标准实施的投入和质量规定与地方对学校的实际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保证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依靠其偶然的出生也能获得一定质量的教育。教育投入和质量标准一定需要是国家统一的，而实际管理则需要因地制宜。

为兼顾国家标准与地方管理，需要设置三个制度工具。首先是国家的评估体系，或者学校绩效测评体系，不仅在学生中进行考核选优，而且在学校之间开展考核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状况以及如何实施改革；其次是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再分配资源和人才的机制。在我所讨论的规则之下，这些工作不是单个进行的，也是一种慈善救助；第三是选择性干预的程序机制。当某个地方学校一再跌落到最低质量标准门槛时，应当有暂时接管这所学校、对它进行改革、重新考核的方法。这些是教育改革的实际层面。这些工作需要有机构来负责执行。不能仅依赖于政客、官僚和教育企业家多派人手。需要大量的教师参与行动，他们是国家的教育先锋队，他们应该成为国家解放方案的共同实施者。

我们再谈另一个层面，教育的内容或者它能传递出的信息。分为一般教育与技术教育两个方面。先说一般教育：第一，教育必须把培养思想能力或思想技能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教授知识或内容。特别是综合培养技能与想象力，即思想中充满奇思妙想的部分、分析和综合的能力。第二，由于这些能力不能真空地存在着，所以需要一定的教育内容。必须有选择地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拓展，围绕这些方案系统展开或组织教案，但不是围绕一本百科全书来组织教育。第三，应当倡导合作和社会性互动，即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校之间的合作，这是合作的主要意义。第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是思辨，即每一门课程都从相反的角度进行教学，这是促进思想解放的唯一方法。每门课程至少应该教授两次。这种方法不会使学生陷入混乱。以上是一般教育的远景。对于技术教育来说，必须聚焦于高端经济中的技术教育，而不是传统职业所要求的工作培训和操作机器的技术。后者是德国过去的职业培训模式，全世界都照搬过来。应该关注高端能力的培养，即那些既具有通用性又具备灵活性、既有实用又有抽象概括性的能力。在旧式的一般教育和技术教育模式中，一般教育与技术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一般教育培养的精英，而技术教育培养的工匠。但是在我们的理念里，一般教育与技术教育具有共同的特质，它们是一个连续体，因为技术教育理念只是一般教育理念的拓展。因此，我们在这种新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培养人民，培养有能力行动的思想。这是实验主义的道德或者心理学维度，是实验主义的彻底化和深入。这种方式不能容忍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格。它要求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高能的人格，崇尚反叛而不是服从。就此而言，这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模糊性之所在：教育并非是为了使我们更有能力在既有的世界中活动，而是使我们更有能力去超越这个世界并且改变它。这是一种“赋力”（empowerment）的理念。这也是国家解放方案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上述方案的背景是一种国家规划理念。一个糟糕的国家方案是使国家变得强盛而个人变得孱弱。这完全不可取。一种高能的集体自决的形式，只能是以我们自下而上地创建一种高能的人格为条件。创建这种高能人格的基本工具就是教育。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会失败，如果我们发觉自己只是墨守成规的服从于长辈的年轻大众中的一员；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肯定会成功，如果我们创造出一种反抗被阶级和收入决定了的地位的人群。

Q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都有着伟大理想，但是却因为制度等各方面的限制，使得我们逐渐沉浸于琐碎。例如一个青年进入公务员系统，后来发现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如今全世界的青年，无论在中国、美国、巴西，似乎都有很强的焦虑感，他们面临一个矛盾：从事工作更多的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为了获得面包，与其改造周遭、改造世界的宏伟计划，与“变革性的工作观”渐行渐远。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个人意志和社会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A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个人和制度两个层面应对。更高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应该让人们“参与但不屈从”（engagement without surrender），人们可以参与到制度设计中，可以挑战它，可以一点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改变它。这就是实验主义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但也就像你说的，现在整个世界离这种理想的标准还太远。从时间的维度上讲，等这个秩序建立起来，我们可能也都离世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去预设一种“参与但不屈从”的任务，我们应该既是这个社会的局内人，同时也是局外人。很普遍的情况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充满理想和浪漫主义情怀，但一旦当他进入精英系统，他会斩断此前所有的联系，不仅仅是斩断其中比较危险的联系，更是斩断他所有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木乃伊化”。如果没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这种张力存在，那么其实我们已经在“死亡”了。而这也与“高能政治”相悖。

有时改造自己比改造国家还要困难。意志是有强大力量的，个人意志不能直接改变自己，但是意志可以间接改造自己，这种意志是把你置于一种状态中，一种可能失败和可能遗憾的环境里，你要卸下自己的甲胄，这样才会使变革成为可能。当然这种意志的实现也需要更为健全的社会环境，例如我们前面讲到的无条件的普遍性的基本收入保障、培养思考能力的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