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一）_风闻

一、从新自由主义说起

圣约翰·史密斯音乐厅距离英国议会大厦仅仅十分钟的路程，此处远离喧嚣，环境幽静。音乐厅的一街之隔，有一家成立于1955年的智库：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信奉新自由主义和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这家智库出于对中国社会的关注，约请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张五常合作。1981年，张五常应约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

这篇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哪里？这不是本文的关键。本文要说的是这篇论文很快引起了英国驻港官员约翰·考珀斯韦特（“香港体制”设计者）的注意，于是，约翰联系上张五常，告知他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得到消息后，张五常找到罗纳德·科斯。

科斯，企业产权革命理论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张五常自认是科斯的门徒，他把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尊崇为“科斯定律”。

对于找上门来的张五常，科斯告诉他：

“中国看来要开放了，你恰好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知识。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你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

在美国和英国人的选择安排之下，张五常来到香港大学任教。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杀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填补中国改开后意识形态的真空。

对于“杀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在其书《经济解释》中是这样说的，他在1984年1月在香港写了一篇文章《邓氏天下》：

“写的当时在港台及日本地区红极一时的歌星邓丽君，她与中国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同姓。

那时的情况是，自1979年邓小平推行改革以后，邓丽君在大陆声名鹊起。其歌曲的盗版唱片十分走俏，中国城市中的唱片商店为吸引更多的顾客，每天晚上都大张旗鼓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随后，在1983年底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的歌曲被当作污染而禁止。我的文章解释到，这种情况只发生，是因为邓丽君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马克思错了。邓丽君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她当然没有剥削成千上万自愿掏钱的歌迷，她只不过是一个劳动者，她工作几小时就能赚几百万，是因为台湾、香港和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跪下来求她签合约，于是我问，剩余价值何在？

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我的电话响个不停，跟着收到香港和中国大量来信。马克思的信徒大叫起来，攻击我，但我知道，根据引起的骚动程度来判断，在中国，马克思实际上已成为过去。杀一个人很困难，但要让他早死却很容易，我做的就是这容易做的事情。”

对于填补中国改开之后意识形态真空，也同样来自于《经济解释》一书，在该书第490～491页，他写到：

“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不论哪一个经济学家恰好拥有知识而填补了这种真空，都会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好像他促成了这种变革。”

张五常来到港大任职金融学院院长之后，为了完成他的这两大使命，不停地往大陆跑，且笔耕不辍，几年里就写了150篇。他的文章也确实一度在内陆引起轰动，以至于被当时的高层引以为高参。至于在港大的教学工作，也许是因为实在精力所限，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全港哗然！

1988年，张五常借弗里德曼欲访华之势，在“北京朋友”安排之下，受到了赵紫阳的接见。接见完毕，赵还恭敬地送他们上车，为他俩开车门……赵紫阳的这一个动作，张五常认为享受到了当时除其二位之外，别人都无法享受的礼遇。在他的书里，他是这样说的：

“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亲自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由于这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对外人做出这种姿态，故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很快传遍了北京。”

事后，张五常唯一也可能是最大的的遗憾就是没有能见到邓小平。

在弗里德曼给赵紫阳的《对中国经济改革几点意见》一文可知，与弗里德曼一齐面见赵紫阳，他们给赵奉上的高见主要有下面四个部分：

1-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2-结束通货膨胀；

3-尽可能块，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商品和工资的控制；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这次会面是在1988年的9月份，在当年四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放开价格的意见受到的邓小平的同意后，中国已经在物价强行冲关中。放开价格控制的改革并不顺利，方案实施之后，中国经济引来了一片混乱。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张五常与弗里德曼却依然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灌输放开物价。这场混乱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一直蔓延至八十年代末那一场动乱。对于此，张五常在他的《经济解释》一书里如此叙述：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明知是一场“生死赌博”，却还向中国领导人兜售，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先驱的所作所为，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学的面目进入中国，所图之大，绝非在于经济学本身。从一开始，它就天然赋予了意识形态的目的，它就肩负了解构、消解、“杀死”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