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安内（上） |一狼千羊（二）_风闻

我们生活在一个浩荡的大时代里。

这个时代，充斥着残酷的搏杀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即便是一粒微尘，它的命运也与这个时代的伟大博弈脱不开干系。

好久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汉朝与匈奴战略博弈的历史，不失真，不无趣，不俗套。

从2013年开始谋划，2016年出提纲，到2017年春天开始动笔，直到如今已逾三十万字。

暂时的定名叫《一狼千羊》，取自汉武帝《轮台罪己诏》里引用的匈奴人的话，“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在其中，会有大图景，也会有小人物；有事实，也有人性；有外战，也有内政。我认为，历史写作，从来不应该是歌功颂德，甚至也不只是盖棺定论，而是帮我们更好地思考与认识这个社会和世界。

这是本系列的第二篇，最早发于本人公号“思南曰归”

折中之选

作为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显然崇高且独特，谓其崇高，单从其国号在后世被累次采用乃至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便可看出，谓其独特，乃因其继承了秦遗留下来的遗产，说是财富也好，包袱也罢，都要慢慢消化。然而作为一个被后代不断提起且引以为傲的王朝，汉朝的起步可谓蹒跚。

但凡有血性之人，皆言和亲屈辱；然而对于汉初的最高决策者而言，这却是反复思考后才得到的结果。要做的事情太多，匈奴袭扰，固然可恨，然而心头，却还有大患。

患之源起，却又得扯到嬴政的朝堂上了。

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从来不缺新闻，而新闻的来源就是问题，旧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就会出现。打来打去，为的是一块大饼；饼毕竟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大饼到手，怎么分才能最为舒适地慢慢享用，就成了新的问题。辛辛苦苦得来的天下，自然不希望再被别人夺去，如何建立管理模式，以致宇内万世安宁，就成了大事一件。

朝堂之上，要让人说话。但又有俗话说，万允万当，不如一默。一句话不说出来，自己就是话的主人，说出来了，就成了话的奴隶。心里明明有想法，但还是先让手下说，说完再提出自己的主张，既没有搞一言堂，两相对比又显得领导的英明伟大，何乐不为。

不知道始皇帝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他这么做了。现在大饼在眼前，各位大咖都谈谈接下来怎么分怎么管这个大饼吧。

说起大咖，丞相是一位，老同志讲究稳健，说领导您现在的地盘那么大，有些地方那么远，您又内外兼修，儿子众多，还是搞分封为宜：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开会讨论，最害怕的就是没人打头炮，有人开口提出主张，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反正办好办坏，主意也不是自己出的。“我也同意谁谁谁刚刚提出的观点”这句话看来也是有悠久传统，不管是为了显得自己深思熟虑，还是为了趁机拍一下马屁划一下山头，都可以恰到好处不露声色地运用。丞相表达完观点，嬴政再让大家讨论，便是“群臣皆以为便”，殿堂里一片“是啊”“说得真对”“好，支持，威武，有希望了”的和谐场面。

一般来说，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是另一位大咖站了出来，他叫李斯：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能在一片附和声中表达不同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不过说实在的，李大咖揣摩领导意图的能力还是要高于丞相，秦为了统一天下，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向前追溯，诸侯杀伐，又是多少年？搞分封，不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吗？分封之议，前朝故事，提出来也未必有皇帝的哪个儿子念你的好；而今陛下春秋鼎盛，你就想分他的地盘他会开心么？改革创新，就是要闯出一条血路来，何况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显然嬴政对李大咖是满意的，该表达意见也表达完了，接下来就是一锤定音了：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于是郡县制便在帝国推广了开来，天下被分为三十六郡。

然而传之万世的希望究竟破灭了，经过一阵混乱，天下归汉，类似的问题又摆到了一群新的老革命面前。秦亡甚速，也让刘邦意识到，不管是不是郡县制的问题，总而言之，要让天下人继续接受它，还是有困难。当然所谓的天下人，主要是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方面，大家都是为了灭秦复国走到一起，咱就这思想观念，你做了老大就一下子搞郡县制，也真是不够意思，显然很难交代；另一方面，在秦亡尚不久的年月，采用官员主要由地方产生的郡县制，也难保不发生第二次悲剧，毕竟，咱老刘老萧，以前也算是秦朝公务员，而成功者之所以叫做成功者，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成功不能被轻易复制。

但是做人要有辩证思维，周天子的悲剧也不远，秦朝的悲剧也很近，完全照抄一个做不到，那就不如分别抄一抄，汉初郡县制和分封制混合的模式便这样诞生了。

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最初的封王，都是异姓王，而从封地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央控制的地区，是以大家都不愿意复国的秦国基本盘和齐国加总的，而山东六国其余地方实质上基本都算是复国了。

这种安排对于稳定人心是有帮助的，至少，自家兄弟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似乎灭秦的初心也没有忘记。但是创业这事就是有趣，能一起打天下，就能一起安安静静地坐天下么？就像今天，股权不值钱的时候，胸脯一拍为了情怀，股权一旦值钱了，撕破脸吵翻天的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样，股权好歹还有个协议，实在不行走司法程序，闹出人命毕竟还是少数，还是法治社会好，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当下。

回到汉初，这一模式便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地方过小，全国的力量和资源不能统一使用；二是地方诸侯势力过大，难免萌生异心，对国家稳定造成威胁。虽说萌生异心这个事情，有时也真的难讲到底谁是谁非，但是一旦心有隔阂，行为上总有人出偏差。天下之事无小事，动刀动枪是免不了了。

经历了造反、镇压、举报、调查、猜忌、诛杀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流程，刘邦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也没有马上采取全面郡县制，基本逻辑，也和前面说到的一致，使用血亲，毕竟比当地的官员更可靠。到了刘邦晚年，异姓王只剩下了长沙王一个，地方偏远且实力弱小，自然也翻不起大浪。放眼天下，其它封地都已经变成了刘姓。一个有名的政治契约也就此达成：

“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削藩之议

天下，终于成了刘姓一家的天下，然而问题却没有就此解决。

人就是人，混合模式的两大矛盾和后果，并不因为诸侯王改姓而改变。随着汉朝面临的匈奴地缘压力加大，增加中央集权和资源使用力量的迫切性增加，上述矛盾就进一步凸显出来。而事实上，刘姓诸侯王的反叛也时常发生。窃以为，刘姓诸侯王反叛时恐怕思想包袱轻的多，天下是刘家的，你姓刘，我也姓刘，你能坐龙椅，我就不能也来个长安一生游吗？两千年以后的初中小孩都懂发个微博说“美人只配强者拥有”，我的见识还不如他？

说干就干！文帝期间，曾经有功的济北王刘兴居不甘寂寞，听闻皇帝亲自带兵反击匈奴，立即筹划举事攻击荥阳；公元前174年，在封地不用汉法、自行法令的淮南王刘长又谋反事泄。尽管两次叛乱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以宽厚闻名的文帝刘恒也赦刘长死罪，谪徙蜀郡，然而刘长途中不食而死，又给文帝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这下好了，不姓刘的，祖宗说靠不住；姓刘的，现实说靠不住。所谓血缘关系高于个人私利的假设被结结实实打了脸，反过来，无情最是帝王家，在天下最大的利益“皇位”面前，血缘的苍白无力更不必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再没有个说法，是过不去了。

实践在不断发展，应对已经是必须的了；但是要应对，就得有理论。不过幸好汉初诸侯王兴亡的案例足够多，给实证研究和观点形成提供了方便和支持。著名的政治咨询师贾谊作为代表，总结汉初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写就了《治安策》一文，对应对匈奴问题、社会矛盾和诸侯藩王都提出了政策建议。该文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西汉第一雄文”，各位如若认真阅读，必有收获。文法和文采方面的东西我们不展开，在此单择要看其有关削藩的内容。

先提纲挈领讲一下天下如今何等危急，把调子定了，后面一切都好办：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什么叫牛逼，这就叫牛逼。大家说天下安定，我偏不；并且，这绝不是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众人皆蠢我独明。大家所谓的安定是什么呢？是坐在干柴之上而火还没有烧起来，这哪里是安定，分明是生死一线。

是不是感觉很可怕，那火在哪里，为啥没有烧起来呢？

贾谊告诉你，那些藩王都是火，不是不烧，而是时候未到：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是不是有一种“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的既视感？有就对了。可万一你觉得自己免疫力强，哪怕病了也能扛过去怎么办呢？别急，贾谊早就准备好了：

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您不如高皇帝吧？高皇帝尚且没有一年安宁，您能做的到？

基本上到这里，读者也已经泄气了，那好吧，请告诉我怎么办。要的就是您这句话，思路嘛，咱想好了，首先考察历史：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根据历史规律，反的概率与实力大小成正比。那么，要降低诸侯谋反的概率，最好的思路就是不要让他太有实力：

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最经典的就是这句“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想来妻子为了防止丈夫出轨，把经济大权掌握在手，不让其有一分私房钱就是必要的，钱少则无邪心嘛，与此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具体怎么执行呢？且看：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把每一个封国都变小，汉朝没有计划生育，生的儿子多了，个个都分一份，不生儿子，就不给。当然了，为了表明不是皇帝有私心想吞并土地，还得设有救济条款：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应该说这个设想是美好的，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也是由此滥觞。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虽然比较柔和，却仍有两个点不能解决。一是虽然每个封国小了，但是控制在中央手中的地盘没有增加；二是诸侯也不是笨蛋，看到这样下去自己造反没机会了，反而会加快进程。同时，一个方案的合理性，也要综合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出于多种考虑，汉文帝没有大力推行这个政策。

尽管如此，但诸侯尾大不掉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削藩作为一种思潮，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文帝没办的事，不代表文帝认为不对，也不代表文帝的接班人不办。事实上，一个同样有抱负的近乎猛人的人，晁错，将会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让削藩的理论变成实践。

之所以说晁错是一个近乎猛人的人，原因有二。谓其猛，乃其同样作为一个政治咨询师，较之贾谊，在实际操作上更进了一步，仕途也比贾谊更有圈点之处，总算是半个实干家；谓其近乎猛，则叹其终究书生意气，最终仍身死于旋涡之中，这固然与整个大环境有关，亦与其“为人峭直刻深”，对人刻薄不留余地密不可分。

晁错天生聪颖，说是学而优则仕并不过分，早年师从法学名家张恢，便小有名气，而在太常掌故任上，被选中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则成了其仕途起飞的起点：

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

可千万别小看了《尚书》，作为古代礼乐的重要文献，既是帝王之书，又是帝王之术，如此重要的学问，全天下只剩了九十多岁的老头子伏生精通，不派人学习岂不是要将祖国的优秀文化断送，那可是会让皇帝陛下九泉之下无颜见尧舜禹汤的。如此责任是汉朝有关部门无论如何不能承担的，派人传承便成必须。而被派去学习的人，获得了“一脉单传”的机会，得到的将不仅是高级学者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将成为对此经典拥有解释权的独家权威。对经典理论具有唯一的解释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以古人的嘴巴来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无论古今，这都是具有无比杀伤力的，而这一杀器落到了足够聪明却又足够刻薄、恃才傲物的晁错手里，那便必然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向披靡。

晁错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学成归来，便将理论创新发展，把上古圣君的思想汉朝化地有声有色，就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主张，同时以深切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向文帝进言，圣人之术这样的好东西，光我学了没用，光您看了不够，应该留给皇太子一起分享，以便天下长治久安。

这不可谓是不妙，圣人之术是死的，要传递圣人之术，总是需要载体，这个载体是谁，不言自明，如此自我推销，既得实惠之利，又免投机之名，而文帝也欣然接受，晁错就这样糠萝跳进了米萝，搭上了刘启，也就是将来的汉景帝的车：

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要的固然不只是个人名位，但想要改造天下，也还需要一张涂抹的白纸，而年轻的刘启，既能听进去自己的话，思想上又可以与时俱进，不就是一张可以展开斑斓画卷的白纸吗？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我晁错的种种意见，可一旦刘启登基，这一画卷就将成为汉帝国的宏伟蓝图，而其中最为夺目的点睛之笔，就是那个多少人想却还没有做成的，“削藩”。

只是晁错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蓝图一展，展出了西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展出了著名成语“乱七八糟”的前一半，也展出了晁错的个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