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提高，从惩罚“霸座”开始_风闻

这段时间，铁路“霸座”事件频出。一个月前，孙博士因高铁霸座事件引发了大众的舆论谴责，他也受到了治安罚款200元和一定期限内限乘火车的处罚，还被网友“人肉”挖出了之前的很多黑料。就在这件事的热度逐渐降温时，近期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了多起“霸座”事件，“霸座女”、“霸座大妈”、“霸座大爷”、“霸座外籍女”各领热搜好几天，再次引发舆论热议。“霸座女”周某某目前也被处以了罚款200元和180天限乘火车的处罚。

铁路“霸座”行为是最近才有的吗？显然不是，这种行为其实一直都存在，大多数人碰到了这种事情也就骂两声然后自认倒霉，哪怕事情被媒体曝光，也很难得到大众关注。这次多亏孙博士演技在线，加上博士身份加持，才带火了这个话题，也使得后续的类似事件有了持续的关注度。

除了“霸座”，列车上其他不文明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之前被媒体报道过的将瓜子壳扔向整座车厢、为等丈夫上车阻止高铁关门、因别人吃泡面骂人等，其他像在高铁上脱鞋、在列车上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就更常见了，常坐火车的人应该多少都碰到过。列车上不文明行为频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看到很多不文明的现象，确实从某个程度上反应出了国民素质的缺乏。

国民素质日本第一中国倒数？

说到国民素质，这几天有一条陈旧的老谣言又被挖出来然后迅速被打脸。9月21日，某位认证为“北大房地产发展研究基金中心副主任博士”的微博大V发微博称：“最新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中国连续几十年倒数，日本连续30多年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他在微博中又表现出质疑这一排名，说“可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造假？”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微就回应称没有做过也不会做此类排名。

事实上，关于“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这类谣言自2006年起就在网上流传，已经被媒体多次辟谣，但过段时间又总是能卷土重来，还总是能糊弄住一大批网民，说明这类谣言确实有一定群众基础。谣言呢，不能太假，太假的谣言不会有人相信，比如如果这个排名结果写的是印度第一，日本倒数，肯定不会有人相信。一方面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很多方面是公认的素质很高，所以写日本第一不容易被怀疑，另一方面大家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素质不高的人，也经常能听到媒体报道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所以很容易对国人整体素质有更负面的评价，再加上很多人对国外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多，因此很容易相信这种貌似有一点可信实则非常夸张失实的谣言。

前些年，国内媒体和大V们总喜欢批评国人素质差，一碰到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就大肆报道，而对外国人素质却无脑吹捧，国外游客有不文明行为也视若罔闻，营造出一种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假象，比如“卢浮宫泡脚”、“老人日本碰瓷”、“泰国餐厅抢虾”等新闻，后都因与事实不符被反转。这几年，随着出国人群的增多和信息流通的顺畅，使得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的真实模样，再加上国家对虚假新闻的打击和追责，这类新闻也就慢慢变少了。

素质是什么？

要说国人素质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一下什么是素质。关于素质的定义有很多，每种定义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国民素质”中的“素质”着重关注人的公共道德与修养，与“素养”的含义近似。百度百科中关于素质的描述有：“素质，是后天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素质的高低不以人种而划分，任何地方都有素质高的人和素质低的人。”有文章介绍维基百科中关于素养的定义是：“素养是一种习惯、准备，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或一个特定行为方式的倾向。当我们提及‘素养’，我们指的是思维素养——特定智力行为模式的倾向。”可以看出，“素质”强调的是后天的习惯和行为倾向，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

个人认为，我们日常说到的“素质”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人们面对某事物做出的符合当时情境的恰当行为和表现”**。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不能省略。而人们的行为和表现是否恰当，则要根据当时情境的文化习惯、社会道德水平和法律规则来综合判断。

以“随地吐痰”为例来理解“素质”

“素质”是个比较“虚”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因此我想用随地吐痰作为例子来解释一下我上面的定义。

吐痰和咳嗽一样，本来都是身体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反射动作，是一种生理行为，吐痰本是天赋人权。因此在以前，随地吐痰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连大小便都是随地解决的，随地吐痰就更不是事了，但那时的贵族们出于区分阶层的需求，开始将随地吐痰归为不得体的行为，他们认为将痰吐到桌子底下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接受将痰吐到桌子的旁边。1882年，德国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并指出痰是传染肺结核的重要媒介。人们意识到痰是传播疾病的元凶之一，很多国家开始颁布法律禁止随地吐痰，此后，随地吐痰才成为各地公共卫生机构的根除目标。

吐痰行为还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的环境有关。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教罗丝“像个男人般吐痰”，当时的年轻男孩子们常凑在一起吐痰，以表示自己长大了，就像现在的中学生觉得学吸烟很酷一样。19世纪的美国男孩子喜欢嚼烟叶子，烟叶里的刺激成分使得他们痰液和唾液增多，他们喜欢随地吐痰，因此美国公共场合到处都摆放着各种痰盂，直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有所好转。现在在印度、东南亚等很多地方，人们爱嚼槟榔，嚼槟榔要吐汁，刺激性也大，使得这些地方随地吐痰行为非常普遍。另外，如果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本身灰尘很大，吸入的微粒很多使得生理上痰就会变多，因此在脏乱差的环境，人们更容易随地吐痰。

人们吐痰行为的改善离不开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越是法规严格且执行到位的地方，随地吐痰的现象就会越少见。1886年，法国卫生部颁布了全世界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截至1916年，美国213个城市中有195个制定了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198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禁止随地吐痰，违者罚款两角。今天，很多公民素质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都对吐痰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如新加坡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吐口水或吐痰的人，第一次被抓到会面临最高1000新币的罚款，第二次最高2000新币，三次或三次以上则是5000新币；在香港，吐痰在路边渠口或者直接吐痰于垃圾桶内，都可能面临最高1500元港币的罚款；日本法律规定，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吐痰将被处以1000日元以上，10000日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记录在个人的犯罪前科上。

到了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公认随地吐痰是一种很不卫生也不文明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个人的素质，还是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有一个人生活在脏乱差的偏远农村，在那里大家从不认为随地吐痰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那他在当地的吐痰行为是不是能说明他素质低？我认为不是，他在当地吐痰，是符合当地的恰当行为标准的（不能用另一环境的行为标准去要求该环境中的人），因此该行为与素质无关。

如果这个人第一次来到文明程度高的大城市，在吸多了汽车尾气后觉得喉咙不舒服然后随地吐了一口痰，是不是就是素质低呢？我认为是的，该行为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更多是因为无知不是道德，因此是可以理解的，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教育而不是批判。

那如果是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或明明知道社会规则的人随地吐痰呢？那就得看城市对随地吐痰的容忍度了，像在香港、新加坡等对该行为有严格法规约束且严格执行的地方，有该行为必然从一个方面说明该人素质低；但在国内大部分地方，即使有相关法规也形同虚设，那么该行为对人们素质的反应就要大打折扣了。

哪里都有不文明现象

说回国民素质的问题，自然是哪里都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低的，不能以偏概全。国内有文明现象，国外一样有。

2015年3月，日本北海道函馆市在新干线站口等地推出免费雨伞租借服务，然而一年不到，提供的2300把雨伞仅剩200把，部分“日本网友”不愿承认是有些国民素质低，反而表示这些雨伞很可能是被中国游客拿走的。

2007年，现代共享单车行业的鼻祖velib（法语“自由自行车”的简称）投放在巴黎的1万辆公共自行车中，曾被报道80％被毁坏或偷窃；2018年3月，香港共享单车Gobee在进军法国市场的几个月后宣布退出，其退出的原因为“4个月内，我们的自行车有60％遭到毁坏、盗窃或被据为己有，这让整个欧洲项目无法维系下去。”因此很多人都说共享单车是素质的照妖镜。

 2013年，美国社交购物网站“社交生活”（living Social）曾举办了有关世界上最糟糕游客的问卷调查，对5个国家的5600多人进行访谈，结果显示，各国游客的差劲程度前十名分别是：美国、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德国、西班牙、英国。2014年，在线旅游网站Triposo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名声最堪忧的前十名是：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和巴西。Travelzoo在2016年的调查结果同样显示美国游客在全世界表现最差。这些调查本身设计不够严谨，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大家对美国人素质的担忧。

关于其他国家不文明行为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说那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不比谁高贵。

国民素质与什么有关？

虽然哪国都有素质低的人，但客观来说，目前我国公民整体素质与某些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一定差距，这是不想承认也会存在的事实。

这种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中国人有劣根性吗？当然不是！国民素质的高低，与国家的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法制水平等都有很大关系。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释义：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人人生活殷实，不用为经济操心，那人们自然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去争去抢，谁不想吃着火锅唱着歌尽情享受慢生活？发达国家要么地广人稀物质丰富，要么用高科技的剪刀差剥削着全世界人们，他们的国民生活水平普遍很高，因此他们对物质就不那么在乎。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较早进入现代化社会，有更稳定的社会环境，且更早地接触了普世价值和多元文化，因此在文化和社会公德上有领先优势。反观我国，人口密度大，资源又相对匮乏，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快速的社会变革使得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最广大的底层人们每天为了活下去而奔忙，中产阶级则整天担心自己滑落到底层，大家都争着抢着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哪有时间和精力来谈素质？所以说，“高素质”是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当物质不再丰富，或者人们对自己拥有的物质安全感不够，高素质的人们也会立刻变脸，从现在高素质的欧洲人民在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二。

教育在素质的养成上也有一定的作用。高素质不是天生就有的，都是后天教育培养的结果，公共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舆论的美德灌输都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有不小的影响。发达国家有更多的资源用在提高国民素质上，学前教育，基础通识教育他们都做得更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更多。同时，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多是纺锤形，中产阶级较多，中产阶级一般更重视教育，因此对素质的培养也就更到位。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素质比较高，但这都不是绝对的，比如“霸座”的孙先生就是位博士，其素质却比一般国人更低。1960年，日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就达到了10.3%，1975年这一数字跃升至38.9%，2017年为80.6%；反观我国，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到1999年才达到10.5%，但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则到了45.7%。说明我们虽然起点低，但我们正奋力追赶，差距也在一步步缩小，国民素质上也是一样的。

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对国民素质的影响是长期而缓慢的，最有效最快速提高国民素质的方法是严格法治，用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对不当行为进行严惩重罚。所谓素质高，只不过是人们的行为和表现，习惯了某种特定的规则而已，这些规则以法律、条文或约定速成的规定等形式存在。人天生就会趋利避害，自私的基因驱使着人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管理和约束人类行为，如果遵守规则和契约得不到应有的好处，如果破坏规则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人类会随时撕下高素质和文明的虚伪伪装，回归自然状态，随心所欲地干一切他们想干的坏事情。如果法律制度使得破坏规则的成本很高，遵守规则的人利益能得到保障，那么人们自然会形成遵守规则的习惯，也自然就有了高素质。

法治规范是提升国民素质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那国民素质短期内就能进入一个很乐观的程度。拿酒驾和列车吸烟两个例子来说明。

酒驾的危险性不言自明，我国从1955年第一部交通法规中，就有禁止酒驾的条款。以前，关于酒驾的区分和处罚没有具体的标准，处罚也较轻，尽管社会各种宣传酒驾的危害，各种惨烈的酒驾事故宣传片轮番播放，喝了酒的人还是照样开车。后来，监控和测试设备都配套了，也有了更具体更严格的处罚标准，2011年还将“醉驾”写入《刑法》，执法也变得更为严格，敢酒驾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直接催生了代驾行业的发展。

动车组是全封闭式列车，一旦有人吸烟，会触动列车警报。尽管动车组上到处有禁止吸烟标志，广播里也一直也强调禁止吸烟，但吸烟现象却时有发生，2013年有媒体报道，向莆铁路开通尚未“满月”已发生吸烟导致列车降速和停车事件30起，2014年《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特别加入了对动车组内禁烟的限定，对吸烟者处以罚款，2016年起加入了禁乘的处罚，此后，动车组吸烟现象有了明显好转。

所以说，**宣传口号喊得再响，教育工作做得再细，也没有严格立法严格执法来得有效。**发达国家国民素质更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更加严苛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看看日本的法律，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素质高。日本的《轻犯罪法》把在公共场所插队、在公共场所吐痰或让人吐痰、乱丢垃圾、游手好闲、在公共场所举止粗暴、妨碍他人行走、“诈称拥有国内外公职、爵位、学位”等具体行为都纳入了处罚范围，涉嫌触犯《轻犯罪法》的，可能处以1～29天的拘留，或1000-9999日元的罚款，或二者同处的处罚，更重要的是其犯罪记录会被记录下来，留下案底。日本的废弃物处理法第16条，规定随意丢弃垃圾最高会被处以“５年以下监禁外加 1000 万日元以下罚款”，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虽然这条法律以往处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但对个人也有同样的威慑力。日本对酒驾的处罚也比国内严格很多，饮酒驾驶（带有酒气）将会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和50万日元以下罚款，“醉驾”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万日元以下罚款。

相反，如果对坏行为没有足够有震慑力的惩罚，或者没有严格的执法，那一个坏行为会带动更多坏行为，这就是“破窗效应”，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人们就养成了坏行为的习惯，也就进入了比谁素质更低的恶性循环。

结语

素质来源于习惯，也来源于法律，列车上的不文明行为，一方面折射出了国民素质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反应出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只要立法到位了，执法严格了，不文明行为自然就少了。

 针对“霸座”行为该如何处罚，目前还没有详细规定，但现在有了两个处罚的案例，一方面可以以儆效尤给别人以警醒，另一方面也为后面可能的详细立法提供了一个处理参考。随着对这种“小事情”的处罚到位，相信我们的国民素质必然有飞跃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