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安内（下） |一狼千羊（三）_风闻

​我们生活在一个浩荡的大时代里。

这个时代，充斥着残酷的搏杀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即便是一粒微尘，它的命运也与这个时代的伟大博弈脱不开干系。

好久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汉朝与匈奴战略博弈的历史，不失真，不无趣，不俗套。

从2013年开始谋划，2016年出提纲，到2017年春天开始动笔，直到如今已逾三十万字。

暂时的定名叫《一狼千羊》，取自汉武帝《轮台罪己诏》里引用的匈奴人的话，“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在其中，会有大图景，也会有小人物；有事实，也有人性；有外战，也有内政。我认为，历史写作，从来不应该是歌功颂德，甚至也不只是盖棺定论，而是帮我们更好地思考与认识这个社会和世界。

这是本系列的第三篇，最早发于本人公号“思南曰归”

七国之乱

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

晁错的官职很快便成了内史，人生最灿烂的春天就此开始，但春天却往往是有倒春寒的。晋升之后照例要落实待遇搬新房子，但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可能走起来并不方便，晁错就自作主张在自家南边开门，如此一来出门倒是方便了，却打破了皇帝祖庙的外垣。冒犯皇权，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都不会容忍的，而冒犯了当今圣上的祖宗，更是不赦之罪。刻薄的晁错犯了错，还是大错，就被一个不喜欢他的更高级的干部，也是一群不喜欢他的老干部的带头大哥，丞相申屠嘉抓住了把柄，准备向皇帝投诉。整人需要材料，可能是准备和修改材料多花了一点时间，消息灵通的晁错，提前求见景帝，当丞相正式上奏皇帝时，却发现皇帝并没有表露出那种预料中的错愕，而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过是庙外空地上的墙罢了。申屠嘉懊悔不已，竟因为此事便不久病死。

倒春寒之后照例是更加温暖的天气，即便是“三月还下桃花雪”，那也是见了日头便化的。一个内史一下就怼死了丞相，出场表现虽然颇具惊险，却也不同凡响。由此，晁错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申屠嘉被活活气死，空出来的位置由陶青接替，而晁错，则成了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说是相当于副丞相，那是只就官职而言的，对于晁错来说，有没有丞相并不重要。实质重于形式，作为内史可以怼死丞相，那作为御史大夫呢？在这个位子上，可以真正开始实现自己治理和改造天下的理想，才是重要的。

这个理想，就是削藩。

景帝二年，晁错提交了名为《削藩策》的新作品，指称诸侯在封国多有罪过，应削减封地收归中央以示惩戒。违法犯罪，当然应予惩处，只是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往往只是政治的外衣。当诸侯坐大成为汉朝中央最为不安的政治问题，当这一问题成为晁错心中首要的政治时，聪明的他自然想到了法律这一神器。然而法律的威严也不能掩饰住那深深的杀气，且看：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寥寥数语便足以令人下定决心。所谓削藩，削的就是你们最大的藩国，尤其是那个既大且富的吴国。谁犯罪，诸侯；谁的罪重，就看谁势力更大了。贾谊得到的造反概率与实力大小成正比来源于历史样本，而晁错则更近一步，直接推断吴国必反，前者是小心求证，后者是大胆假设。所为如一，实际做法却不同，这固然与两人境遇天壤之别有关。朝堂在几乎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最终通过了削藩策的原则，晁错则着手针对性地修法。用政治压制法律，那也只是蠢人的做法，用法律的名义实现政治，才是更为高明的选择。只是晁错的法律框架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终点，他的论断倒是最后成了事实，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丢了性命。

想到他会因此不幸的，却也不是没有。至少，有他的父亲。

新法颁布的不久，晁错的父亲从老家颍川赶来了。劈头盖脸便是一句：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晁错何曾听得进去：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儿子讲的是政治，为父的讲的却是人伦。你固然权倾一时，可是皇帝和亲王却是血亲。疏不间亲，天下之理。见无法说动，晁父只得留下最后一句话，随即饮药自尽：

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吾不忍见祸逮身。

晁错的父亲死了，而天下更多的人也即将迎来死亡。

法令一下，诸侯各国自然炸了锅。其中，思想斗争最激烈，反应也最激烈的，正是那位吴王，刘濞。

说起这位吴王，有两件事是绕不过去的。

一是他刚受封时，与高祖皇帝的对话。如今年事已高的吴王，曾经也是血气方刚好男儿。黥布造反，刘邦亲自前往讨伐。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年方二十的刘濞，也成了朝廷大军的一员，立有战功。乱平之后，刘邦恐东南将来有变，便想起了这位兄长的儿子，封其三郡之地，然而授印之后，又多想了一想，便再次召见，说：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

不管是不是真的，敲打一下没有坏处。刘濞自然俯首称不敢。年纪轻轻成为东南大藩，刘濞是汉初中央与地方诸侯斗争的赢家，而作为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眼光之毒也令人感慨。只是形势总比人强，心里想到了，也未必就在现实中可以立刻做到。高祖的用意不可谓不深远且细密，这句话，也真的管用了五十年，当然，也就管用了五十年。

二是刘濞与景帝刘启的恩怨。在刘启尚为东宫太子之时，吴国太子到长安与之对弈，一来二去便有了纠纷，景帝提起棋盘便将吴国太子砸死。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是哄骗百姓黔首。刘启依然做他的太子，吴王却只能对着运回来的太子灵柩仰天长啸。私仇就此结下，从此怨念便潜滋暗长。

秦汉时期，东南虽然尚待开发，但资源却丰富地紧。汉初的货币发行，民间有相当自由权，何况独霸一方的藩王？拥有豫章郡铜山的吴王，便发铜铸钱，又煮海水为盐，由此财用充裕，竟免了全国赋税。有钱可揽天下之人，有钱可得治下拥戴。都说江南风物殷轸，若是上溯千年，恐怕也抹杀不了刘濞之功。

可是这样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削藩之策既定，东南兵事便成箭在弦上之势。

那就反了吧！在邀约了素称勇武知兵的胶西王，被先后削地的楚王和赵王，以及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后，一个宏大的计划已经开始形成，而汉廷削吴会稽、豫章郡的诏书一至，计划就开始变为现实。

东南鼙鼓动地来。

联盟的力量是强大的，尽管齐王一开始便后悔背约，其它六国仍是先后发兵，地处北方的赵王，还发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精神，与汉初历次谋乱的北方诸侯一样，暗中联系了那个汉朝的大敌——匈奴。

历来造反，都需要一个理由，就如同一切政策建议的提出，都要先戴个利国利民的高帽子，哪怕拆迁只是为了风水，也得说是考虑当地居民的生活。所谓出师有名，名正才能言顺，即使是强兵在手，也需要及时占据制高点。要让天下信服，光摆出儿子被杀的事情显然不够，尽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那么多年了，也确实算不得早了。要得到天下（当然主要是其余观望的诸侯王）的支持，必须摆出那个大家且惧且恨的人——晁错：

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

“清君侧”，成了此次造反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在后世，几乎成了一切阴谋家的公共口号。

当然，口号是用来骗鬼的。吴王真正具有的，还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维：

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长篇大论的就不翻译了，一言以蔽之，曰“我有钱”。物质力量如此雄厚，不怕天下有识之士不动心。一时间，关东之地陷入了声势浩大的战争之中，一方占地广阔，气势汹汹；一方却是惊慌失措，几无应对，眼看大事就要成了。

说晁错是半个实干家，并不亏，削藩之策机关用尽，最该想好也是唯一没想好的就是怎么去对付叛乱。面无血色的景帝与其商量，晁错倒显得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可说来说去，除了提出割点地方争取退兵，以及皇帝亲征自己留守的不可行建议，并不能拿出更有吸引力的方案。

他一直是个没有圈子的人，也是个没有朋友的人；他曾经是个有办法的人，现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

你没有办法了，别人就有办你的办法了。

一向与晁错有矛盾的、曾经担任过吴国高官据说还收了不少好处正被晁错调查的袁盎，表示有退兵良策献上。一方面，他表示金钱不是万能的，吴王招徕的不过是无赖之徒，另一方面，既然说叛乱只是为了诛杀晁错，那就杀了晁错给个交代。按说这个方案，比晁错的更为扯淡，但很多时候事就坏在偏信这些有特定工作经验的人身上，似乎涉及到有关事宜，就非得由这些人来撰写材料研提意见，自己就可以垂拱而治了。然而病急乱投医的景帝，却真的相信了骗鬼的口号，一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ix]，便将晁错轻轻丢弃：

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

曾经叱咤风云的晁错，便在自己的莫名其妙中被“衣朝衣斩东市”[xi]；自己所述的政治，究竟还是敌不过父亲口中的人伦。不知他是否想过，曾经所谓的成功，虽然靠了自己奋斗，却也是搭了皇帝的行程，皇帝既然曾经用棋盘砸死了亲戚，而今也当然可以把你像棋盘上的弃子一样对待。一个无比聪明又无比刻薄的人，一个一心想为大领导擦屁股的人，最后却被屎给埋了。读《尚书》，最终还是读成了自己的“殇书”。

晁错的血淌在地上，士兵的血淌在战场上；晁错死了，君侧清了，不好意思，第二个权力核心宣称诞生了。

袁盎和宗正刘通带着晁错被杀的消息屁颠屁颠赶到吴王那，心想要是就此战乱平息，那便是既除去了眼中钉，又立下不世之功。然而吴王的一句话，却让这种欢喜的心情，瞬间变成泡影：

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

你们竟然信了鬼话，那就让你们听听老夫的人话。汉廷诛杀晁错，可见虚弱之极，西入函谷，登基长安，想来已是触手可及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吴王是对的，此时的景帝，确实满手烂牌；而好牌，似乎都抓在自己手里。只是牌局上也是风云变幻，出牌的顺序往往决定输赢，过早亮出底牌，好牌也会打输。

晁错死了，吴王称帝了，意味着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就只有充满不确定性的军事博弈。

景帝还有继承下来的遗产，而吴王却撕下了伪装，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以为胜券在握，然而天平却已经开始了微妙的倾斜。

文景之治，历来为人称颂，与民休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也和积累了一些经验财富有关。历史屡屡证明，许多事情在当时不被人重视，关键时刻就能体现出价值。显然，文帝没有亏待自己的子孙。对于景帝而言，至少有两样东西，此时便无比珍贵了。第一件是当年封建在自己东边的梁国，七国叛军若是想西入关中，梁国这根刺就非拔不可。而这“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的梁国，恰恰是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设立的，其本意便是为了“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当今梁王乃是景帝的亲兄弟刘武，哪怕天下诸侯尽反，他也是没有与虎谋皮的资本的，死顶硬扛是他唯一的选择。第二件是文帝临死前“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xv]的嘱咐，这位“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细柳营一把手，果真简在帝心。虽说条侯曾被善于看相的老妇人许负断定今后免不了饿死的命运，但那毕竟是后来之事。景帝升周亚夫为太尉，统管平叛斗殴，当今用人之际，看护自己家院才是头等大事，至于是不是要把荆棘除去再给子孙留个清平世界，还不是圣上此时需要和可以考虑的事情。

如此，梁国为盾，亚夫为矛，汉朝中央政府手中至少也有了个打架的物什。

而对于吴王而言，至少到此时，面对对手，他还不曾想过会输的可能性。不是不去想，而是想不出，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可恶的晁错死了；刘武的梁国，也是自己手下败将，收拾下来想想也非难事；至于周亚夫，他手上的汉军又有多少人呢，虽然山东半岛和赵王那几个同盟兄弟各有各的忙活没有前来共襄盛举，吴楚两国合兵也足够群殴了。至于钱，那更不是问题，夜以继日三十余年毕竟不是白干的；自称东帝被人诟病，那也随它去吧，反正清君侧本就是个幌子，而谎言都要被戳穿的，无非迟早而已，等到天下归了自己，自己便是稳拿，而稳拿是不受谴责的，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力，谋权篡位自然会变成靖难之役。

人有了本钱，就可以玩把大的。《亮剑》里的李云龙，一个钻山沟沟的穷鬼，听说自己的独立团有了上万规模都敢打全面围攻平安县城的富余仗，而论实力，吴王恐怕当得上几十上百个个李云龙。尽管两人时空环境和成长背景大相径庭，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看法却是相似的，当一位年轻人提出别的简约方案时，他很快就拒绝了：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於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既然赢的概率算来算去都是百分之一百，那人就要有更高的追求；不仅要赢，还要赢得体面，虽说人可以不要脸，但是面子却是必须要的，何况是已经要君临天下的吴王呢？所谓占据洛阳先定天下，不过是“少年推锋之计”。年轻人只想着急功近利，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一般是古今中外倚老卖老者共有的姿态，没说出口的，其实是觉得绕开难点直扑捷径，怕被别人耻笑胜之不武。回忆起自己二十岁便身临战阵的往事，刘濞看看身边的年轻人，再想想自己，免不了心潮澎湃起来，我是身经百战啦，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加上作为成大事者，作为大领导，能倾听年轻人的“请示汇报”已经很出众了。于是心里又默默给自己记下一笔，准备事后将此与之前拒绝田伯禄分兵的决策，当做既广开言路又站高看远的事迹，一起大书特书一次。

本着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乐观主义态度，吴王搁置了年轻人naive的建议，继续按既定方针办了。虽然从事后看，年轻人似乎是对的，至少，对了后一半。

土豪有土豪的活法，屌丝就只能有屌丝的出路。饶是条侯名将之后，此时也只得扳着手指计议，苦思冥想之后，终于得出了对策：

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原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

这是唯一的思路，也是正确的思路。吴楚叛军是人多，可人就得吃饭；吴王是钱多，可是钱不能直接当饭吃；叛军气势汹汹，还不是吃饱了撑的，等到饿饭几天，任谁都不能再中气十足。把梁国挺在前面，争取时间到敌人后方搞破坏，让你前方紧吃，后方吃紧，恐怕还有几分胜算。

幸亏吴王拒绝了年轻人的建议，而景帝则接受了周亚夫的意见。事情得以按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只是苦了那位被“挺在前面”的刘武：

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

原以为条侯出马，一个顶俩，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谁曾想派人求救，甚至搬出亲兄弟，对方连个屁也不放，要是刘武会常凯申君的口语，估计也得连骂十几个“娘希匹”。

你梁王算什么，没有老子你们哥俩全得完蛋。

周亚夫当然不是把梁王不放在眼里，只是在这场博弈中，梁国履行的不过是建国之初就设计好的职责。暂时不把你放眼里，正是为了让整个战场局面向预期方向发展：

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後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

吴楚军队与梁军作战，到了一定程度便成了每日例行工作，而但凡上班之人都知道，一旦工作失去了激情，那每日的饭点就会和下班一样成为最具仪式感的关键时点。刀头饮血的活和每日坐办公室吹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想吃的好一点至少饱一点原本就无可厚非。哪想周亚夫这厮竟然那么不要脸，绕到后边断了粮道，有本事出来堂堂正正干一架。跟饿得眼睛都绿的人打架，一般结局是不妙的，周亚夫自然明白，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打不到对方，可以打自己人。一旦当问题不能通过做大蛋糕的发展思维解决时，那就只有在分配问题上做文章，这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事。打谁不是打，解决不让自己吃饭的人办不到，那就先解决和自己抢饭吃的人。自古只有架起大锅煮白米，没有架起大锅煮道理，主要矛盾一转移，内乱随即而起。汉军看准时机，一举出击，原本浩荡的堂堂之阵，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从起兵到失败，不过三月而已。

组织处理

军事和政治永远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当军事博弈的主体渐告结束，政治处理便成为新的主流。中国人说，宁跌在屎上，不跌在纸上。刀光剑影，剥夺的只是人的生命，且难免会有人大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给予定性毕竟还要通过文件来表现，表现之后再予落实，让人既跌在屎上，又跌在纸上。

于是，吴王兵溃败走之后，一度昏招迭出的景帝便又恢复了皇帝的威严，犹如三九天穿裤衩——抖起来了。尽管莫测天威在处理晁错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毕竟而今更加成竹在胸，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纸诏书发下，用一些人头令天下咸与知闻，也便于让那些宵小不敢随意窥测自家江山：

于是天子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原文有些长，但意思是明确的，简单翻译来说，一是朝廷素来宽厚，二是造反诸侯实在可恶，三是从逆伪官必须严惩，四是妄议中央阳奉阴违格杀勿论。那么在这一组织处理下各位参与此次举事的诸侯王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呢？

首先看始终在山东半岛活跃的那几位。不知是守军英勇还是自己废柴，胶西、胶东、菑川王的军队包围齐都临淄（对他们来说，也是去平叛的，因为齐国没有履行一起干事的诺言）连打三月，愣是没有啃动，汉军来了，便一哄而散，各回各家。那位曾被吴王邀约事成共分天下的素称知兵的胶西王，积极地在朝廷使节面前上演了肉袒谢罪的戏码，可惜造反只为诛杀晁错的把戏已经戳穿，演技再高也于事无补，在汉使一句“王其自图之”后仍是自杀身死，胶东、济南、菑川王亦伏诛。

再看那位在北方还谋划与匈奴连兵的赵王，倒是在郦寄所率汉军攻击下一直坚持了十个月，最终也没有逃脱兵败自杀的命运。计划中的盟友，虽然一直蠢蠢欲动，但在汉朝叛乱诸侯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终于没有南下。尽管未必精通数学，匈奴对算账还是有一套的，要的是好处却不是土地，那就得往阻力最小的方向使劲。锦上添花毫无问题，让他们雪中送炭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再看主角吴王和楚王，楚王刘戊在失败后便自杀了，历史记载寥寥。而刘濞的经历则要丰富许多，带领残兵败将狼狈逃跑，去东越国栖身。经营东南三十余年，吴王与东越国交情即使不深，也必然来往频频。人之交或以义，或以利，而吴王唯物主义浓厚，想来与东越之交大概率也是后者。眼见吴王落魄，那位曾经在七国乱起之时还发兵跟从的东越王，迅速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他本就是个投机者，而今汉军大兵压境，何必要去承接吴王这个套保者的抛盘呢，及时止损、顺势做空才是良策。于是，在诱骗吴王劳军的校场上，锋利的长戈刺穿了这位风云人物的胸膛，而他白发苍苍的首级，则成了送往长安的投名状：

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

至于那些伪官，原本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反正说了“皆杀”，也逃不了几条活命。只是比三百石的标准确实不高，依照汉制，也就是差不多不到万户的小县县长的级别，放在今天，或许只是个副处级罢了。严厉是严厉了些，但是不用霹雳手段，又怎显菩萨心肠呢？

霹雳手段是见了，菩萨心肠倒真的没有看到。回顾七国之乱，为乱者固然抓的抓杀的杀，始终为朝廷着想的晁错也没有落得好下场，而最大的功臣，条侯周亚夫也在十年后以欲谋反的罪名在廷尉署绝食而死，兑现了观相者许负的预言。

然而历史虽然是人物演绎的，人物的悲剧却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悲剧。尽管无数人的鲜血洒在了汉军绛红色的旗帜上，经历了七国之乱的汉朝却解决了立国以来始终头疼的诸侯王坐大问题。此后封国依然存在于汉帝国的版图内，但中央集权大为加强，诸侯割据尾大不掉的这一不定时炸弹终究得到了拆解。虽然此后终景帝一朝，与匈奴依然和亲如故，匈奴也“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但解决了畸形政治模式隐患的汉朝，终于可以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外患了。

       只是汉朝在变化，北方的邻居也在进步。而谁也没有想到，给匈奴带来进步的，竟然只是一个执行和亲政策中涉及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