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饭、疲倦与道德婊 Rice, Fatigue ＆ SJB_风闻

舌尖上的中国公知，兼论大米作为主食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Dis-moi ce que tu manges, je te dirai ce que tu es.” (Tell me what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are.)

Physiologie du Gout, ou Meditations de Gastronomie Transcendante

明治维新作为当时难得的学习西方制度案例到底何以成功?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精密而繁杂的系统，移植社会制度，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因蝴蝶效应而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影响。当陆羯南在《日清欧化异同》一文中抱怨日本的全盘西化政策，指责鹿鸣馆时代日本连西洋“衣食住、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和政治法律”这些清国舍弃的部分都一并抄袭时，他不会想到，三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体西用”的清政府败给了在陆羯南看来“就连不必西洋化和摄取反而有害之物,也一并西洋化”的明治日本，而这些他以为“不必西化”的部分中恰恰藏有影响维新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比如，食。

饮食的好坏是决定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体力和智力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人类进化的转折点，就是在于发现了火与熟食，大大提高了能量吸收效率，使得脑容量不断提高，智力飞速发展。一个人吃得不好，凭着毅力依然有可能有所成就；但如果整个民族都长期吃不好，那种靠毅力的个案无论如何敌不过也掩盖不了概率性的大多数本民族颓废者，当这种病夫民族遇上普遍饮食较为健康、身心更为强健的民族时，就只有被征服和奴役的悲惨命运。以米饭为主食的亚洲诸民族，例如汉民族、日韩、东南亚、印度，文化中普遍具有消极、怠倦、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多愁善感的特点，这种文化精神的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音乐上，西方、阿拉伯的流行音乐或欢快或奔放，很少有像华语乐坛里如此之多的痴男怨女型歌曲。

华夏文明的衰落始于宋， 恐怕也不仅仅是“杯酒释兵权”的政治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恰恰从五代十国开始并在宋最终完成的“衣冠南渡”，华夏文化中心从北方彻底迁徙到南方稻作区，饮食习惯因而潜移默化地改变，米饭逐渐成为主食，民族性格日益颓废、丧失活力，重文轻武是这一客观环境下必然的结果。有宋一代，汉族体质日益文弱退化，精神也日益消极空虚，士大夫成为形而上程朱理学的俘虏，女人则日益被禁锢甚至受到“缠足”的肉体摧残。正如今天的“中国公知”，经历或者依然停留在那个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和文革年代，则沉醉于西洋的“君子国”幻想和形而上的口号之中，缺乏改变现实和创造未来的自信、勇气和精神活力。这些精神柔弱的知识分子们有着深深的自卑和无力感，表面超然物外的“理中客”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缺钙、消极避世的“精神胜利法”，内心里他们始终是那个嗷嗷待哺、困倦弱小的挨饿幼儿，母亲忽视了他们的需求，而幼儿对外界世界又毫无反抗之力，于是小女孩点燃一只又一只火柴，在寒冬幻想着另一个世界里完美而温暖的奶头，哪怕现实里早已冻死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他们和西方充满道德优越感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白左Social Justice Warrior组成完美的SM组合，前者心甘情愿地成为后者传教般的睥睨、教训、甚至是羞辱下唯唯诺诺的仆从，长大不的小女孩转身再成为本国舆论圈里牢骚满腹的二手道德婊Social Justice Bitch。

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均是以小麦、肉类为主食的时代，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体格魁梧高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男子汉。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先秦贵族与平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肉食者”。所以有人说，中国古代战争史可以基本总结为：吃肉喝奶的打败吃面的，吃面的打败吃米饭的。古罗马的角斗士被称为“嚼大麦者”，而以肉奶为食的法兰克骑士征服了整个西欧。 中世纪的食肉习惯影响到近现代，肉类成为欧洲人的饮食追求。从17世纪德国北方一个宫廷的肉食消费统计推断，贵族平均每人每天大约消费两磅肉，还不算大量的野味、家禽和鱼。（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卷一），王佩莉译）18世纪，英格兰的烤牛肉在众人的赞誉中，成为声望极高的特色食品，许多人组织牛排俱乐部尽情享受这种美味。对肉食美味的追求推动了欧洲牧草、饲料、牲畜品种等方面的改良。（尼科拉·弗莱彻：《查理大帝的桌布：一部开胃的宴会史》）

饮食习惯的改变在近代日本的崛起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古代日本长期禁止杀生吃肉，导致整个民族体质差身材矮小甚至出现退化。1871年（明治4年）11月伊始，宫内厅开始为天皇膳食增加牛奶；1872年1月24日，明治天皇试吃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推广；据《明治新闻绮谈》记载，在明治末期（1910年），日本全国消费牛肉38431吨，人均达到600克左右。明治政府开始打破传统、倡食牛肉，呼吁“体力即国力”，“东洋伏尔泰”福泽渝吉专门写下倡导日本民众吃肉强身的《肉食说》《应吃肉》，认为欧美人的体格之所以强于日本人，“原因大抵在乎饮食之差异”，“欧美人喜食肉类，最为滋补，日本人则食草菜，滋养不足”，吃肉的风气开始在日本再次流行起来。 到了大正昭和时代，肉食进一步普及。1960年代以后——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在《日本饮食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富含肉食的西洋料理、善于制肉的中韩料理与传统的日式料理三足鼎立，已经成为当今日本饮食的主要内容了。

米饭，被不少营养学专家称为垃圾食品之王，其不仅营养含量远低于小麦和肉蛋奶，而且缺乏营养，成分为淀粉多糖，几乎不含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矿物质、纤维素等人体必需，食用后会导致血糖急速升高而使人感到困倦疲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华人有饭后午睡的习惯，常常感到难以打起精神。不仅如此，长期以米饭为主食，还会导致营养不良，1875年，每1000名日本士兵中，有108人患脚气病；1885年，每4个日本士兵就有1人患脚气病，1883年，日本海军军舰龙骧号赴南美进行航海训练，376名舰员途中有169人患上重度脚气病，其中25人死亡。留学英国的日本海军军医高木兼宽，经过长期临床观察，发现了原因：英国人大都食用面包和肉类，很少发生脚气病；而日本军队则食用白米（每天约750克）和咸菜。

高木兼宽向伊藤博文报告自己的发现，最后经明治天皇批准在日本海军推广吃米麦混合的咖喱饭。饮食改变成效显著，1886年，日本海军仅有41人患上脚气病，无人死亡。1888年，高木兼宽成为日本最早的医学博士称号获得者。1905年高木兼宽成为男爵。咖喱饭不仅受到日本海军的欢迎，还得到日本贵族社会的青睐，后来逐渐普及到了日本民间，成为日本的所谓“国民饮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亲德的日本陆军医学负责人森欧外坚持“脚气病菌说”，疯狂攻击高木兼宽是亲英的怪癖学者，对临床医学不屑一顾，结果使得日本陆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共有3944人死于脚气病；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期间，情况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2.8万人死亡。直到森欧外退休之后，日本陆军才开始模仿海军吃起米麦混合饭。）今天的日本，幼儿园和中小学都会有专门的定期“咖喱饭大会”，从小教会和培养孩子们吃咖喱饭的习惯。同样成效显著的饮食改良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校免费牛奶供应和身高增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