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之城：波士顿财富溯源_风闻

(本文作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

【19世纪初，英国人控制了中国鸦片贸易的大部分，剩下的部分由美国人控制。在美国人所控制的部分中，位于美国麻省首府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Perkins & Co.）所占的份额最大。珀金斯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营收和利润，为它和其他几家鸦片贸易公司（如旗昌洋行）工作的很多人都摇身变为百万富翁，成为波士顿的精英——即“波士顿婆罗门”。

        这些鸦片家族通过慷慨的捐赠直接资助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利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名校，以及麻省总医院（美国排名第一的综合医院）、波士顿图书馆、邦克山纪念碑等公众机构和市政项目。从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对华贸易中获得的税收则为麻省的警察和消防部门、道路、桥梁、法院和学校提供了资金。“这些钱改变了波士顿的面貌。”鸦片贸易的利润还被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投入到最终遍布美国的蒸汽轮船、矿山、和铁路之中。“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十分强劲，美国人通过用鸦片换取茶叶来借力中国的经济，鸦片贸易是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工业革命上的一种方式。”

        这些鸦片贩子对鸦片财富的态度，则可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寄回家的信中明白地看到：“我不会假装从道德和慈善的角度来为经营鸦片贸易而辩护，但作为一名商人，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贸易；最差来说，它也不应该比卖酒承受更多的反对。”】

麻省总医院（左）和珀金斯盲人学校（右）

译注：本文由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波士顿新闻台(WBUR)于2017年7月31日发表。原文标题为《鸦片利润如何塑造了19世纪的波士顿》（How Profits From Opium Shaped 19th-Century Boston） [1]。

       1826年1月2日，一位满头白发、举止文雅的绅士坐到了桌后——也许是在他富丽堂皇的波士顿联排别墅里，亦或是在他布鲁克莱恩(Brookline)的庄园中。

       在近40年的时间里，托马斯·汉德赛德·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这位波士顿的商人大亨一直在冒险向中国出口货物。但他现在或许已经走得太远了。

珀金斯给他在广州的外甥和商业伙伴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既表达了他的歉意，同时也发出了警告：超过15万磅的土耳其鸦片正在运往广州的途中。

       “关于鸦片，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必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65岁的珀金斯在写给39岁的约翰·珀金斯·库兴（ John Perkins Cushing）的信中说到，“我认为我们最好扩张自己，以阻止后来的竞争者；……我感到抱歉的是，今年春天运出的鸦片数量将会远超你们的预期。”

译注：约翰·珀金斯·库兴，1787年出生于波士顿，母亲早逝，由舅舅托马斯·珀金斯抚养成人。16岁[1803年]乘船到广州，成为珀金斯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数年后即使珀金斯公司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在1810-20年代，公司的主营业务已是鸦片走私，从土耳其买入鸦片并在广州卖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库兴和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的行主伍秉鉴私交甚厚。库兴主持下的珀金斯公司（在广州当地也被称为珀金斯洋行）是当时美国在华最大的贸易公司。库兴在广州一共住了27年， 直到1830年，他43岁时才返回波士顿并结婚。

请注意，怡和行与怡和洋行是两家不同的机构，怡和洋行是英资洋行和鸦片走私商。怡和行由伍秉鉴的父亲于1783年创办；而怡和洋行原名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成立于1832年，几乎晚成立了50年。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渣甸洋行将总部从广州迁往香港，并更名为怡和洋行，以借助怡和行的声望。怡和洋行曾是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现在年营收有数百亿美元，是在新加坡和伦敦两地上市的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国际公司。

然而，组成珀金斯公司（Perkins and Co. ）的这位年长精明的商人（译注：指托马斯·珀金斯）和他的那群亲戚或许能够应付他对鸦片生意的过度狂热。毕竟，他们耗费十多年精心打造的走私经营，为的就是保护他们在中国最有价值的大宗商品——鸦片。

珀金斯公司是首批在广州设立常驻贸易办事处的美国公司之一，如果不是第一家的话。公司会派人全年常驻广州，这样鸦片的利润就可以实现最大化——尽管鸦片在美国合法，但在中国却是非法的。

公司职员将装满了南瓜大小的鸦片球（译注：见下图）的箱子放在离岸停泊的船上，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鸦片的供应和价格。他们和走私者发展关系，并买通高级政府官员。他们乘坐拥有数十名浆手的船只，以便遇到巡视员时能疾驰而逃，然后潜入海岸，把鸦片送到官方港口以外的地方。

十九世纪印度巴特那的一家鸦片工厂的干燥室（左）和堆放室（右），球状物即为鸦片球**，这是当时出口鸦片的通用包装形式，美国商人走私的土耳其鸦片也是这么包装的。（图片来源：Wellcome Image）**

他们的计划一次次地带来回报。1827年1月11日，在珀金斯写完致歉信后的一年，他坐回到办公桌前，又给他的外甥写了一封信。而这一次，他在信中的语调都快忘乎所以了。

珀金斯告诉库兴：“我写过并想过很多关于鸦片的事情，一进入这个主题，我就像服了鸦片一样。”

托马斯·珀金斯肖像，托马斯·萨利（Thomas Sully）画（波士顿图书馆提供**，译注：波士顿图书馆是由珀金斯家族建立的一个会员制图书馆）**

珀金斯可能对这个进账感到高兴。1826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好年头。据报道，他的财富已经超过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00万美元。

19世纪初，英国人控制了中国90%的鸦片贸易。但在美国人所占的10%中（译注：美国人所占的比例后来大幅上升），珀金斯和他的哥哥詹姆斯·珀金斯（James Perkins）所占的份额最大。他们至少拥有七艘船，并握有其他（船的）股份。这些船从麻省海岸驶向土耳其士麦那（译注：今伊兹密尔，土耳其第二大港口。现在土耳其罂粟种植面积为世界第一），在那里购买鸦片；然后从土耳其到中国，在那里出售鸦片；最后满载着茶叶、瓷器和丝绸从中国返回波士顿。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一位从事美国研究的教授约翰·罗杰斯·哈达德（John Rogers Haddad）表示，光是珀金斯公司就为这个由姻亲、侄甥、堂表亲关系构成的网络创造了大量财富。

“这家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营收和利润，”哈达德说。“很多人，而不仅仅是托马斯·珀金斯自己，都是通过鸦片贸易摇身变为百万富翁的。”

1837****年波士顿城市地图，查尔斯·斯廷普森（Charles Stimpson）制（安角博物馆图书与档案处提供）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靠贩卖鸦片发家致富。鸦片贸易竞争激烈，又十分动荡。但为珀金斯和其他几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则成了这座城市的精英——也被称作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s）。卡伯特家族（The Cabots）、库兴家族（The Cushings）、韦尔德家族（The Welds）、德拉诺家族（The Delanos——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祖辈）和福布斯家族（The Forbes）都是靠着鸦片跻身豪门的。

译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在寄回家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假装从道德和慈善的角度来为经营鸦片贸易而辩护，但作为一名商人，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贸易；最差来说，它也不应该比向美国、英格兰等地输入葡萄酒、白兰地和烈酒承受更深更重的反对。”

本文提及的卡伯特家族（The Cabots）、库兴家族（The Cushings）、韦尔德家族（The Welds）、德拉诺家族（The Delanos）和福布斯家族（The Forbes）都是靠鸦片贸易发家而跻身波士顿婆罗门的。

还有不少波士顿家族本身已是当地望族，但也参与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并以此维持了家族财富：如洛厄尔家族（The Lowells，这个家族的人和事太多，欢迎读者请自行查找相关信息）和柯克兰家族（The Kirklands）。

斯特吉斯家族（The Sturgis），佩恩家族（The Paines），艾略特家族（The Eliots），温斯罗普家族（The Winthrops）等都是在19世纪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

波士顿一些声望很高的家族也卷入鸦片贸易中。如柯立芝家族（The Coolidges，他们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后代）。

波士顿婆罗门是波士顿地区古老的（早期英国殖民者后裔）、富裕的新教徒家族所构成的资本雄厚的商业集团。他们门第观念重，家族人通常去同一所大学读书，去同一座教堂做礼拜，内部互相通婚，靠血缘、姻亲、商业、宗教等关系织成一张绵密的大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历史。

拿教育来说，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布莱德利（James Bradley）2009年出版《帝国的航行：帝国和战争的一段秘史（The Imperial Cruise: A Secret History of Empire and War）》一书，波士顿婆罗门和哈佛大学都关系匪浅，在19世纪，他们不仅是哈佛慷慨地捐赠者，一些家庭成员还是哈佛的财务主管，哈佛大学的校董，甚至哈佛大学的校长。家族成员从哈佛毕业的比比皆是。

耶鲁大学的骷髅会（小布什和约翰·克里都曾是骷髅会成员）最初是由罗素家族（旗昌洋行的创办者即来自罗素家族）成员创办并资助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洛纪念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是校园的标志性建筑，1895年由当时哥大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款100万美元修建。图书馆的名字来源于校长的父亲阿比尔·阿博特·洛（Abiel Abbot Low），而阿比尔和他的叔叔威廉·亨利·洛（William Henry Low）都是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靠向中国贩卖鸦片发了大财。旗昌洋行由来自波士顿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创建，在波士顿和广州之间进行贸易，鸦片是其主营业务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捐赠者，约翰·克利夫·格林（John Cleve Green，旗昌洋行的合伙人，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发了大财），所捐的钱也是来自于鸦片贸易，普林斯顿的理学院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翰·格林还向劳伦斯维尔学院（Lawrenceville School）捐赠过巨款，他的遗嘱受益方包括纽约大学和纽约地区的医院。

每年我国去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读书（如各大藤校）的学子众多，有心者可留心这些私立学校的巨额捐赠者，校内各建筑物的命名者的发家史，相信大家的力量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历史上这一鲜为人知的黑暗部分。

塞勒姆州立大学（Salem State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戴恩·莫里森（Dane Morrison）说：“这些钱改变了波士顿的面貌，使其赢得世界公民城市的声誉成为可能。”

但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很少有居民了解鸦片钱的巨大遗产。

医院、铁路、学校：鸦片利润投资的产物

托马斯·珀金斯在牛顿市（Newton）投资兴建了几家工厂，他还在佛蒙特州（Vermont）办了一家钢铁厂，建成了一条铁路——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美国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从昆西采石场（Quincy Quarry）通往波士顿（译注：这条铁路被称为“花岗岩铁路”，它将昆西采石场的花岗岩运往波士顿的查尔斯顿区，以修建邦克山纪念碑和波士顿的许多其它城市建筑）。珀金斯的另一个外甥，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把他的鸦片利润投资到最终遍布美国的蒸汽轮船、矿山和铁路上。

译注：约翰·默里·福布斯（也称默里·福布斯）出身福布斯家族，是旗昌洋行的主要合伙人之一。默里·福布斯的哥哥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t Forbes）在1840年做到旗昌洋行的负责人。 福布斯家族的早期财富主要靠鸦片贸易获得。怡和行的行主伍秉鉴在旗昌洋行有股份，并一直为旗昌洋行提供担保，被约翰·默里·福布斯称为教父。约翰·默里·福布斯19世纪中期回到波士顿，在美国大举投资铁路和地产，成为铁路大亨。波士顿南部的米尔顿学院，也是约翰·默里 ·福布斯捐钱建立的。约翰·默里·福布斯是一个废奴主义者。2004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母亲，即出身福布斯家族，是约翰·默里·福布斯的弟弟弗朗西斯·布莱克威尔·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的曾孙女。

邦克山纪念碑，是美国最早的纪念碑之一，用以纪念独立战争早期发生在此处的一场战役，是波士顿“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实际上这条路线上不少景观都是鸦片钱修的）”的终点。此碑的修建是由珀金斯等人提议并筹款，所用花岗岩是通过珀金斯所修建的美国第一条铁路运来。碑高67****米，1827年开始建，1843年完工。同一时期，波士顿大兴土木，扩张迅速，城市面貌变化极大。

哈达德是为数不多的研究美国工业革命和主要由波士顿商人主导的鸦片贸易之间关系的历史学家之一。

“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十分强劲，美国人通过用鸦片换取茶叶来借力中国的经济，”哈达德说。“鸦片贸易是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工业革命上的一种方式。”

珀金斯的船只给波士顿积攒了大量财富。无数的茶叶、丝绸、瓷器和鸦片（在当时的美国，鸦片是合法的）从一艘艘船上卸下，被拖到波士顿海关大楼外的巨大磅秤上。海关人员在法尼尔厅（Faneuil Hall）和昆西市场（Quincy Market）周围的地下室和仓库里对些货物进行清点和征税。从这些贸易中获得的税收则为麻省的警察和消防部门、道路、桥梁、法院和学校提供了资金。

历史学家戴恩·莫里森站在波士顿海关大楼前。在19世纪，从中国运来的货物被拖到这里用巨大的磅秤称重。（杰西·科斯塔**（Jesse Costa）/WBUR）**

鸦片利润资助了波士顿众多著名机构。珀金斯兄弟帮助建立了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和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æum）。其他的鸦片大亨则资助了大学、高中和公共图书馆，他们的名字也被镌刻在了相应的建筑之上。

鸦片商沃伦·德拉诺的玄孙，弗雷德·德拉诺·格兰特（Fred Delano Grant）说道，这些商人在工业时代的投资与他们的慈善捐赠不无关系：他们所打造的是一个以知识为本的经济。

既是律师、同时又是研究中国贸易的学者的格兰特表示，这些商人中的许多人都出自普通家庭，“他们知道，知识就是帮助你在生活和贸易中取胜的方法”。他们也清楚要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需要受过教育的人。”

托马斯·珀金斯还参与了许多市政项目。他支持修建了邦克山纪念碑（Bunker Hill Monument），还是一家孤儿院的主要捐助者，他捐出了自己的一所房子作为一所新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珀金斯盲人学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毫不知情的依赖’**

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的副教授伊丽莎白·凯利·格雷（Elizabeth Kelly Gray）说：“波士顿人对鸦片贸易利润的依赖是不知情的。”

但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基本上已经被掩埋了。为了做这篇报道，我们联系了多家机构，其中的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的赞助人是在中国贩卖鸦片发的不义之财。

珀金斯学校的研究馆员詹妮弗·阿诺特（Jennifer Arnott）对托马斯·珀金斯的商业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她解释说，他和许多商人一样，按需交易。

阿诺特说：“它真的就是一种意识，你做了早已存在的生意，并且你在寻找机会使你的生意在那时看起来合情合理。”

在波士顿图书馆的一份声明中，有这么一部分描述:

我们的历史，就像许多历史机构的历史一样，揭示出内在的矛盾。我们承认，珀金斯兄弟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获取了财富……同时他们也通过慈善事业，慷慨地支持许多的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

……我们鼓励我们的会员、研究人员以及参观人员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珍贵的资料，提出重要的、甚至棘手的问题。

许多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商人成为波士顿社区的中流砥柱。在悼念珀金斯的悼词中，他被认为是“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人之一”。

阿诺特说，珀金斯从事鸦片贸易这一事实当时在波士顿可能并不是什么秘密，但“这一交易对于和我们交易的人有好处吗？”是一个更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理念。

有迹象表明，随着珀金斯年事渐高，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或许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在他的女婿编纂的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鸦片。这本回忆录于1856年出版，也就是珀金斯去世两年后。

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之争

在商人中间，关于在中国出售鸦片的道德问题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到19世纪中期，中国至少有200万人（有人估计有1000万人）对鸦片上瘾。纽约商人大卫·奥利芬特（David Olyphant）拒绝交易鸦片，他称鸦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魔鬼”。珀金斯公司的合伙人却对奥利芬特大加嘲讽。

珀金斯的外甥默里·福布斯在一份便签中写道：“愿上帝保佑，让我免受牧师的影响，愿我的船全由耶稣指挥、由天使管理，由圣徒操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员乔纳森·戈尔茨坦（Jonathan Goldstein）表示，波士顿商人为这种交易进行了辩护，“尽管他们知道鸦片会让人一步步衰弱，甚至毁掉他们的生活。”戈尔茨坦说，他们的想法是鸦片不比酒更坏（译注：即前面注释中沃伦·德拉诺的话），但却比其他形式的贸易如贩卖奴隶更好。

戈尔茨坦说，相比之下，鸦片就显得“温和了许多”。

18世纪末，珀金斯家族确实在贩卖从海地的一个基地获得的奴隶。19世纪初，生意转移到了中国，商品也随之变为鸦片。后来，他们下一代中的一些人就谴责奴隶制了。到19世纪中期，默里·福布斯已经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但从商业上讲，奴隶制度和鸦片贸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研究19世纪中美贸易史的助理教授代尔·诺伍德（Dael Norwood）说：“他们（珀金斯公司）把在奴隶贸易中开始学到的那些管理商品和金融的专业知识应用于鸦片贸易。”

而且，卖奴隶赚来的钱为在中国贩卖鸦片提供了资金。

诺伍德说：“是资本把一切联系在了一起。”

鸦片贸易的文化遗产

尽管波士顿的商人可能对他们在中国卖的东西绝口不提，但他们确实炫耀过来自中国的商品。在珀金斯的布鲁克林赖恩的豪宅里，客厅的墙纸上印着中国的鸟儿和花朵。到豪宅中拜访的客人们会经过高大华丽的瓷瓶，坐在铺着丝绸的竹制家具上休息。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海事艺术与历史策展人丹·费纳莫尔（Dan Finamore）表示：“毫无疑问，如果你参与了中国贸易，你会趾高气昂。”“中国风被认为神秘而又充满魅力，因为中国确确实实是在世界的另一边。”

皮博迪博物馆收藏了商人们带回波士顿、塞勒姆、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和费尔黑文（Fairhaven）的大量珠宝、雕塑、绘画和精雕细琢的木质家具。

19世纪初，水手们在前往中国的途中驻足的每一处都给他们带来了影响，这种影响渗入了波士顿的语言、食物和文化之中。塞勒姆州立大学的莫里森教授说，比如波士顿的一位母亲想让儿子跑个腿，她会这样说：

“I need you to go to the bazaar. I need a chou of dungaree and … bohea. And if you go chop, chop, I’ll give you a cumchou.” 这里用上了各地的词汇，这段话翻译成正常英语是 “Go to the market, get me an assortment of spices, and if you’re quick, I’ll give you a reward（到市场上去，给我买些各种香料，如果你干的快，我会奖励你）.”

鸦片商们还把中国男人和女人带到波士顿来当厨师、佣人和办公室助手。

到19世纪末，在华的波士顿公司要么解散，要么不再与中国做生意，但它所创造的联系仍然存在。旗昌会（Keechong Society），由做中国贸易的家族构成的一个大型社交团体，于19世纪中叶成立，直到1970年代早期，一直都在时断时续地举行会议。

菲利斯·福布斯·克尔（Phyllis Forbes Kerr）编纂了一本由她的五世祖（great-great-great-grandfather）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t Forbes）写的信组成的书，她的这位祖父曾是一位鸦片大亨。（杰西·科斯塔**/WBUR****）**

在波士顿鸦片大亨的后裔当中，对于家族财富的来源，有人绝口不提。但也有人对这段历史了然于心，并互相取笑。

“对我的祖母来说，我们家的男孩，我的叔叔们都很坏，”克尔回忆起在米尔顿（Milton）福布斯宅邸与祖母共进晚餐的情景时说。“我们坐在桌子旁，她会说一些关于福布斯的事情，他们就会说，‘哦，你是说那个毒贩，’她就会非常生气。”现在，这幢宅邸已经成了一个博物馆。

克尔在《中国来信》一书中收集了她的五世祖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的信件。她坐在剑桥的客厅里，打开了一幅波士顿港地图。这个城市四周都是码头。

“这些都是港口。你只要向外看去。那里总是有很多船，我是说这简直太疯狂了”。

博物馆和图书馆偶尔会举办关于波士顿和中国贸易的展览，但这些展览很少提及鸦片。

皮博迪博物馆的费纳摩尔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而且应该更仔细地看待鸦片贸易了。”

由鸦片商家庭建立的基金会正在资助诺伍德教授和其他历史学家的工作。诺伍德说，这表明他们愿意诚实地看待鸦片是美国早期财富的来源这一历史。但弄清楚鸦片利润的遗产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很难说。

诺伍德说：“人们还处在认识到这是件值得关注的事情的早期阶段，就像赔偿黑奴一样。”“我们确实需要知道，并弄清楚成为这笔钱的受益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那会如何改变我们对社会上其他人，包括被这笔钱伤害的人的义务。”

【后记】

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的导演约翰·皮格尔对二十一世纪可能爆发的对华战争忧心忡忡。他的一位受访者是这样看待美国对华鸦片贸易这段历史的：

“十九世纪，对于美国精英的上层而言，中国是一个毒品的大金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在中国曾经就是一位美国鸦片之王，他是美国鸦片市场上最大的毒贩，仅次于当时的英国，他将第一艘美国商船运去了中国，帮助打响了鸦片战争，美国东海岸的许多地区，比如哥伦比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用倒卖鸦片的毒资所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工业革命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从何而来？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毒品交易市场——中国。

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的家里，你也会发现倒卖鸦片得来的钱，他的曾祖父就是一位毒贩。

这笔巨款造就了美国的第一座工业城市群——马塞诸塞州，这笔巨款还造就了美国首批建造的五条铁路，倒卖鸦片而来的财富遍布整个东海岸，但是这些从来没有被人提起，人们管这些叫做中国贸易，如果你去大大小小的纪念馆参观，你会发现被展示出来的茶叶、丝绸，但他们对倒卖鸦片得来的财富缄默不言。” [2]

Bibliography

[1]

WBUR,     “How Profits From Opium Shaped 19th-Century Boston|CommonHealth,”     31 July 2017.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wbur.org/commonhealth/2017/07/31/opium-boston-history.

[2]

知乎, “如何评价英国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19 12 2016. [Online]. Available: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340904.     [Accessed 22 9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