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_风闻

上期我们重点从田租税率的角度解析了教科书所谓汉初“休养生息”政策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说法之虚妄，有网友留言质疑，“休养生息”实为轻徭薄赋，重点在于徭役。

三解本文就将细细拆一拆这位网友提及的“轻徭”，下一篇则会重点谈谈他和前辈学人都有所忽略的“薄赋”。

所谓“徭”，应总称为力役，即国民义务为国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汉法律中，又应分为徭役与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又有《戍律》。

所谓“赋”，应总称为赋敛，也就是除了田租税之外的其余税收，田租税包括田租、刍藁税，其余的，在秦汉体系下，应包括口钱、户赋、赀税、献费、更赋等等。

一

在诸多秦汉简牍出土之前，前辈学人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确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汉制”想象，即汉代20岁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力役负担应为：

1，每年有一月在本郡、县服徭役，称“更卒”；

2，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教练材官、楼船士等；

3，之后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

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以上的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戍边和到京城守卫均为徭役，而非兵役，这些就属于概念性质的分歧，事实描述上区别并不大。

然而，这个“想象”并不正确，至少和秦朝、汉初的情况完全不符。

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徭役讨论的一条基础史料是《汉书·食货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论述：

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段话，描述了三个时代的政策，一个是所谓“古者”，一般认为是周朝，然后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最后是汉兴之后。

请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这句话，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史学界曾经出现过多种断句方式，一种解法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屯戍之役为一生服1年，力役一生服1年。

另一种断句方法为“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解法则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又要一生担任“正卒”1年，一生中还要到边疆屯戍1年。

无论哪种断句法，1个月+1年+1年的分类法是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我们还要看董仲舒的一个数量评断：

（力役）三十倍于古。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过三日”，而秦国、秦朝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简单数学题，3*30=90天，无论如何不是30+360+360=750天，那就是200倍于古了。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是董仲舒说的“三十倍”就是个约数，属于文学夸张；另一个可能是，前贤们解错了。

事实上，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高后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其弟壶关侯武為淮阳王。令戍卒岁更。

戍卒，也即上述所说的“戍边”，更期变为一年。

换句话说，在高后五年之前，汉朝的戍卒服役并非一年为期，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说的“汉兴，循而未改”，因循的绝非“屯戍一年”。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复杂化了？

被绕晕的绝不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国时代曹魏人如淳注释《汉书》的过程中，已经懵了，他在对《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的注释中详细谈及：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如淳在讨论“更有三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边3天的义务，想不去的，拿钱300给官府，官府给那些“亲自去戍边一年的人”钱，以为“过更”。

其实，这个“戍边三日”的说法，本身就不是汉朝制度，而是对“古者”的误会，否则，秦汉戍边制度就和董仲舒说的“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诸多西汉人对周朝古制做过类似的回溯。

比如《礼记·王制》、《周礼·均人》记载类似：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用旬三日焉。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汉文帝时人贾山在《至言》中提及：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

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说周制用民不过1年3天，收10%的税赋，民有余力，用以对比秦朝的百姓不胜重役和苛税，哪怕这些都是“文学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吗？那又何来对比呢？

所以，前辈学人早已论证清楚，所谓“戍边三日”的说法，根本不是秦汉制度。（见臧知非：《汉代“更赋”辩误——兼谈“戍边三日”问题》，刊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二

事实上，不止“戍边三日”有问题，所谓的兵役2年制度，在秦朝、汉初也肯定不存在。

《二年律令·徭律》规定：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县父母疲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疲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

翻译一下，就是“睆老”仅服其爵位规定一半的徭役，若有重病可以免除戍役。

赶上服传送粮食的服役时，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残疾，本人可以免服该徭役。若有战伤或至残疾者，可以减半徭役。非战伤伤残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这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非常关键，其一为“睆老” ，其二为“四更”。

所谓“睆老” 即接近“免老”年龄的老人，而“免老”也就是彻底不服徭役的年龄，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以爵位而别，《二年律令·傅律》规定：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

对应的，“睆老”年龄如下：

不更年五十八，簪袅年五十九，上造六十， 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 皆为睆老。

对照一下，就是减4年，优惠条件即《二年律令·徭律》规定的：

老各半其爵 (徭), □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综合起来就对本文第一部分所及的“一年戍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即“睆老”也会“当戍”？

如果按照两年兵役的说法，则一个人一生的“戍边”任务只有一次、一年，那么不可能是接近“免老”的老人之前没有服过兵役而必须其远戍，这种制度设计的智力明显有问题，也是对兵员质量的不负责任。

这里，就涉及了第二个名词：“四更”。

在《二年律令·史律》中，有如下记载：

（卜学童）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 。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

史卜年五十六，佐为吏盈廿岁，年五十六，皆为八更，六十为十二更。 五百石以下至有秩为吏盈十岁，年当睆老者, 为十二更，践更□□。 畴尸、茜御、杜主乐皆五更， 属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践更大祝。

史、卜、祝，都和宗教事务有关，史还有文书工作的业务，分别对应不同的长官服役，而“多少更”直接对应的是服役的番次，年纪越大，“更数”越多，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更数”实为免更数，其实不然。

结合隋唐“番上”制度可知，所谓“更数”即“番数”。

见《新唐书·兵志》：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月上。

这么看文字不清楚，上个图：

图表引自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所谓“十二番”，就是将当宿卫的总人数分为12批，同理，秦汉所谓“更数”也是一样，“役期一月”，几更即分为几批，如四更，则分为4批，也就是一年轮4次，睆老居于本地服役，没有往返时间，则服役4个月，休8个月。

这个判断的佐证，即湖北荆州松柏1号墓出土的汉代简牍，其时间虽为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但因为包含了大量的“簿籍”，有南郡和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疲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多种簿籍，真正从制度层面为我们认识汉代“卒更”制度提供了钥匙。

其中《南郡卒更簿》记录非常详细，用两栏书写的方式，在南郡17个县（侯国）名下记录了各县（国）卒的人数、更的次数和每更的人数，以及“余”和“不足”的人数，还有“助”他县卒的数据，以及“受助”卒的数字：

巫卒千一百一十五人，七更，更百四十九人，余三十九人。

秭归千五十二人，九更，更百一十六人，其十七人助醴阳，余八人。

夷陵百二十五人，参 (叁) 更，更三十六人，余十七人。

夷道二百五十三人，四更，更五十四人，余三十七人。

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

孱陵百八人，参 ( 叁) 更，更百四十六人，不足五十一人，受宜成五十八

人、临沮三十五人。

州陵百二十二人，参 (叁) 更，更三十七人，余十一人。

沙羡二百一十四人，参 (叁) 更，更六十人，余三十四人。

安陆二百七人，参 (叁) 更，更七十一人，不足六人。

宜成千六百九十七人，六更，更二百六十一人，其五十八人助孱陵，余八十

九人。

江陵千六十七人，参 (叁) 更，更三百二十四人，余九十五人。

临沮八百三十一人，五更，更百六十二人，其三十五人助孱陵，二十九人便

侯，余三十一人。

显陵百四十三人，参 (叁) 更，更四十四人，余十一人。

邔侯国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七更，更二百八十一人，其四十一人助便侯，二

十九 ［人助］ 轪侯，余二百二人。

中卢五百二十三人，六更，更八十四人，余十九人。

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参 (叁) 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 ［人］、临

沮二十九 ［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轪侯四百四十六人，参 ( 叁) 更，更百七十人，受邔侯二十九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凡万四七十人。

月用卒二千一百七十九人。

这里面，“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已经说明卒更是以“月”为单位，后面又说到“月用卒”，更说明“卒更”的具体服役时间，就是一个月，这和上文中所引如淳言：“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完全吻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四更”，《史律》中的“六更、八更、十二更”，可知都是和上述《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六更”、“七更”是一回事，即将更卒总人数除以3、6、7、8、12，役期1个月。

反过来再看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谓“践更”就是卒更服役的那个月。

“居更”就是服役之月外等待更替的月份，此时不服役，但“居住等待下一个更次”，因为理论上下一个更次还没到。

所谓“过更”，则是通过雇人代役或向官府纳钱代役而“过”此更役轮次。

事实上，如淳所处的三国时代仍保留着很多秦汉法律的遗存，比如东吴的简牍就显示在其户籍上仍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存在，这些遗留让当时人对于一些秦汉法律名词有所涉猎，但其内涵经过两汉400年间多次变迁，早已难以了解原貌，只能根据当时人的理解，对其进行臆测。

比如“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这句话结合以上的信息，可以理解为，居更县中五月乃更，即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5个月，即1年轮2次，称****六更，其后按照尉律的规定，改为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11个月，即1年论1次，称****十二更。

而在《南郡卒更簿》中，17个县（侯国）有10个是“三更”，也就是说每个戍卒要服役1个月，休2个月，即1年轮4次。

事实上，对“更数”的理解，唯其如此才能理解，正如《南郡卒更簿》和《二年律令》里展示的一样，“更数”是站在国家文书的角度来判断，并可以将其与具体的月数对应，才对于文书计数最为简易、便捷，而非站在个体更卒的角度来计数，这也是众多前贤学者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确定了“更数”的概念，也就确定了秦汉地方“徭役”的标准，再来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一句话：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当（徭）。

也就是说，在高帝、吕后的时代，县中每年春秋两季要组织“更卒”教习射弩，也就是军事训练，各旬五日，就是各15天，总计30天，正好是“一更”。这也是秦汉所谓“正卒之役”。

这条律文也说明，所谓“汉兴，循之未改”的，绝不是什么正卒一年的制度，而是在郡县教练一个月的“当徭”之役。

那么，秦、汉初的戍卒之役，到底是多久呢？

岳麓秦简《戍律》有如下三条信息：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归葬。告县，县令拾日。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无）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许之。**以弱代者及不同县而相代，勿许。

【不当相代】而擅相代，赀二甲；虽当相代而不谒书于吏，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赀各一甲。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就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戍边的服役期在秦朝律法里很明确，就是1个月。

除此之外，在秦简所体现的律令中，明显将“乘城卒”或“县卒”与“践更县者”分开，里耶秦简16-5a木牍正面记载：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榖、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榖、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太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

这是说秦洞庭郡运输物资的事件，按照“令”，应该先发刑徒、官奴婢干活服役，除非是特别紧迫，才可以兴徭役，役使黔首。

输送甲兵，必须先派出全部“乘城卒”和各类刑徒、官奴婢，乃至于“践更县者”，而不要另外征发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下属按照所部的“县卒”、刑徒和“践更县者”的名簿，来完成任务。

可见，“乘城卒”即“县卒”。

另见里耶秦简记载：

[廿六] 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仓守敬敢言之:出西廥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输粢粟二石，以禀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阳□□□□。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

这是迁陵县仓库主管发给“乘城卒”阳两石粢粟的“中辨券”，这个“乘城卒”的户籍地在夷陵县，并不属于迁陵县所属的洞庭郡，而是南郡辖下。也就是说，秦朝人服县卒之役，也不一定在户籍地本县，只是距离不远。

从地理上考察，有学者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的戍卒籍贯共四十三例，发现其中乘城卒与屯戍、屯卒，均来自南郡及巴郡**，即洞庭郡附近**；而更戍、更戍卒则有11例，全来自于“城父县”。（见游逸飞：《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简帛网2015年9月29日）

另有学者补充，除城父县外，仍有“雩娄县”、“留县”和“虞县”籍贯的更卒，不过，雩娄县籍戍卒应为公干迁陵县，并非戍所，而城父县与留县同属四川郡（《汉书》写作泗水郡），虞县则属砀郡，具体情况难以解析。（见杨先云：《论《里耶秦简（贰）》一则“更戍”材料》，简帛网2018年5月19日）

就此，或许可以在史书的“屯戍一岁”想象之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秦代“屯戍”与“更戍”区别的具体材料，只是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证明，秦代“屯戍”的更期，到底是一年，还是一个月，不过既然以戍为名，理应遵循《戍律》规定的“戍者月更”的原则，而不会有法不依，变成“一岁”。

不过，“罚戍”、“赀戍”、赎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岳麓秦简《奏谳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

五月甲辰，州陵守綰、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當灋（法）；先备赎。

一方面是期限，罚戍的时间单位为“岁”，也就是“年”，里耶秦简中已知的“赀戍”、“赎戍”也多有2年以上者。

再如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就明确规定：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

另一方面，“罚戍”的地点有规定目标，岳麓秦简记载：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湖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所以，上面的南郡属地州陵将罪犯罚戍衡山郡，而赀戍在特定时间段，籍贯也集中于某郡，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有大批颍川郡籍的赀戍在迁陵县服役。

可见，无论是何种“戍”，都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而进行郡一级的来源对应，以地理距离而言，并不算远，所谓“边戍”，看起来也不是真正的“极边”，秦代《戍律》中的“戍者月更”原则，并不是不能达成。

简言之，秦汉传送物资的规定速度，按照《二年律令·徭律》的说法是：

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 。

秦汉戍卒去归，均有“同车”的说法，且需自备口粮，则重车、徒行都有可能，1个月理论上重车可行1500里，徒行可行2400里，往返3000—4800里，**行程****用时2个月，戍边1个月，**正合上文所言“三更”的时间，至少纸面上毫无压力。

总结一下，秦朝的力役制度应为：

其一，在县习射30天，免一更（正卒）；

其二，戍边1个月，行程2个月（边戍）；

其三，郡县居更、践更备徭使（徭役）；

其四，担任乘城卒，即守城兵（屯戍、县卒）。

四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四个任务，并不是从每个服役个体的角度出发，一年间把这四个活儿挨个轮一遍，而是以郡、县为单位，有一个大册，也就是《南郡卒更簿》这样的整体簿籍，然后“量出为入”，做好年度力役、戍边人次的预算，进行各县的“更数”确定，再进行轮转。

岳麓秦简《徭律》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佐证：

䌛（徭）律曰：**发䌛（徭），**自不更以下䌛（徭）戍，自一日以上尽券书及署于牒，将阳倍（背）事者亦署之，不从令及䌛（徭）不当，正券书券书之，赀乡啬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䌛（徭）多员少员，頽（隤）计后年。䌛（徭）戍数发，吏力足以均䌛（徭）日，尽岁弗均，乡啬夫、吏及令史、尉史主者赀各二甲，左䙴（迁）。

此段律文大意是，发徭，自爵位不更以下的“徭戍”，满一天则要记录于券书上，并记录在档案中，不好好干游荡的也要记录，**兴徭多了人还是少了人，都要记录备来年计数，徭戍多次兴发，**官吏一定要平均工作日，如果一年下来没有均平，主管官吏要受罚降职。

这说明徭和戍虽然是不同性质的力役，但是在发徭的概念下，是统一计数分更的，“更数”的确认基础就是要“均徭日”，基层官吏在这个过程中要力求均平，这种均平自然只能是基于簿册中累计工作日的均平，而非基于人数或某个人的服役时间。

《史记·陈涉世家》中说：

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这个“次”，应该就是这个“大册”的轮转，否则，这二位一年跑一趟渔阳，还不早就反了。

在大册轮转，均平负担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中引用的秦始皇二十七年洞庭郡公文引述了“传送委输”任务的“兴徭”的秦令，其中明确表明：

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

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

可见，秦令的原则上是先用“刑徒”，这也符合它国有奴隶制的基本特征，第二行则是传送甲兵的顺序，第一顺位的是乘城卒，即守城卒、县卒，这是和军事需要直接相关的，如果是普通传送就不是他们了。

紧跟着是官奴婢，各种集中系狱的男女刑徒，直至在里闾居住有授田的刑徒“司寇”，最后则为践更县者，原则一致。

以上的原则，应用于普通的“兴徭”，更重要、也是更大的负担“戍”，秦朝的制度体系也非常有特色，《史记·匈奴列传》载：

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这里提到的“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其实已经明晰指出了“戍卒”的组成非常复杂。

在“更戍”这个编户民“基础义务”之外，秦朝的《戍律》还规定可以由同县人代戍，也就是汉代史料常见的“取庸代戍”的情况，另外，秦朝还有“赀戍一岁”、“赀戍三岁”的罚戍、赀戍的犯人填补边境防守的位置，**更有咱们早就谈过的“谪戍”，即对身份受歧视者的惩罚式役使，**里耶秦简里就有这么一条奇葩例子：

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

说的就是一个籍贯四川郡城父县蘩阳、无爵（士伍）、名叫枯的男子，娶了商人的女儿为妻，谪戍边四年，地点就在洞庭郡迁陵县。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群特殊戍卒在里耶秦简的统计簿中出现，即：

宂募群戍卒百卌三人。

这个宂募群戍卒在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也有记载：

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也）而欲为宂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

以“兴日”受偿的募兵为戍卒，为秦朝的边防堵窟窿，肯定是有效的，以秦迁陵县的有限数据来看，该县某年的“宂募群戍卒”达143人，而更戍、或带有“罚谪”性质的戍卒总数还达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可见，秦朝实际运作的戍边体系中，以年为单位的戍卒与本地屯戍的结合，才是人力的主体，更戍，更大程度上是小国寡民的旧制度遗存，以及一部分“家贫”黔首不得不亲自服役的补充。

实际上，当我们结合如淳所提及的“过更”300钱免戍的制度考虑，就会理解这套体系的内在趣味。

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规定得很清楚：

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四）。

也就是说，向官府偿债的戍卒劳作，1个工作日抵8个钱，要官府管饭的，1个工作日抵6个钱**，这实际上是一个劳动力评估公式。**

按照如淳的说法，所谓的“更赋”300钱是纳于官，雇人代役的代价，1天即100钱，价码超过了官方劳动力评估的12.5倍；而秦朝的《戍律》又允许本县人“取庸代戍”，也就意味着，官方的这项“业务”很可能被普通人“抢了”。

再退一万步说，这是事实，也就意味着，戍边一年的“宂募群戍卒”可获得36000钱的收益，前人学者多有讨论，觉得过于荒诞。

那么，如果这300钱是如淳误将1个月30天的代戍钱当做了3天的呢？

整个解释也就合理了，1天10钱的代役钱，比官方评估的劳动力价格多2钱，正好可以拿来支付募人的费用。

从上文结论可知，秦的戍边体系，兵员可以分为几部分，一一对应上述“所徙適戍边者”则为：

1，月更的更戍——（远郡）戍边者；

2，月更的屯戍——（本地、近郡县兵）所徙；

3，以年为单位的罚戍——（远郡）谪、戍边者；

4，以年为单位的谪戍——（远郡）谪、戍边者；

5，以年为单位的赀戍——（远郡）谪、戍边者；

6，以年为单位的“宂募群戍卒”——（远郡）戍边者。

在这六类人中，边戍的人力需求是基本确定不变的，可以视为一个常量，而“宂募群戍卒”和“罚戍”、“赀戍”的人数增加，却是一个变量，此类以年为单位的戍卒增加，则更戍的实际人力需求就会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为了“做平”账簿的同时不增加任何行政成本，还要政府获利（注意：不是为了纾解民力），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减少的人力需求货币化，存在人力缺口和实在交不起钱的贫民，照样要求他们来戍所服役。

问题是，长途远戍纸面上看不难往返，却要考虑到秦朝的戍卒也是要吃饭、穿衣的，朱德贵在《秦简所见“更戍”和“屯戍”制度新解》一文中即指出，秦迁陵县更戍中不少人有“居赀”、“赎耐”的记录，在里耶秦简、岳麓秦简里还多见戍卒自官府贷粮的情况，尤其是城父县的“更戍卒”，基本都是“贷粮”。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迁陵县粮食支付对象及支出机构统计（见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上表所示的诸多种类的戍卒在廪食和贷食上的不同，主要是在所属部门的区别以及实际工作的不同，而其命运却是类似的，因为秦朝戍卒原则上应自备衣粮，而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因家境贫困而无法备足口粮，只能向官府借贷，有些戍卒在借贷官府粮食后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用劳役来抵偿。

口粮之外，还有衣服，无论是更戍还是屯戍，他们的衣服不能像刑徒一样由官府发给，而是要家中做好，官府传送，如果家贫做不起，那就只能继续“贷”，最终的结果就是欠的债越来越多，难望归期。

现实地说，穷到出不起300钱的贫民，本身就很难“自备衣粮”，最后还是会沦为“居赀”，成为新的人力“摇钱树”，戍卒很容易就掉进了秦朝政府最熟悉的“官有制奴隶经济”的循环陷阱。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初步理解秦朝的“徭戍”制度体系本身的运作逻辑了，本质上就带有非常强的“经营性”特征，因此，在“徭”、“戍”组成的力役体系中，组织管理只是公文运转体系的一部分，在实际运转中，“无偿”，甚至“盈利”的运行方式才更加“实用”，因此，纸面上的戍卒轮转是一回事，在操作中的具体玩儿法，则是另一回事，只不过这种“现实玩法”对于贫民黔首一点都不“友好”。

五

廓清了上述事实，我们再回头去看《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制的追述，终于可以有一个不再自相矛盾的解释，正确的符合句式的句读如下：

又加月为更卒，已复（傅）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先生曾专文辩证“更数”问题，认为“六更”为服役1个月、休5个月的观点违背了“月为更卒”的基本底线，其他专家解析该问题也有类似的坚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戍律》原文明晰，为“戍者月更”，这个叙事角度是从政府用人的公文出发的制度原则，即戍卒一月一换，而非“1个戍卒只有1个月”；而《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话，“月为更卒”之前，还有“又加”二字，**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秦国律法每年均累加数月，即“数更”为更卒之役，百姓黔首傅籍为正（或称正卒）之后，除了郡县本地的徭使外，还要一年出外徭一次一个月，本年为屯戍，下年则为力役。

这样，在法律层面上，所有“三更”的百姓黔首，都是践更3个月、居更6个月，过更（或称免更，习射免徭一更）3个月，****正好是“三十倍于古”，则董仲舒表述中的内在矛盾可解。

而之所以默认是“三更”，依据有几个：

1，“疲癃”（也作罢癃）非战伤者致残的优免政策即“四更”，而秦汉律法“疲癃”的概念广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残疾，也包括身高不足法定标准的男、女，所以，四更已经相对正常编户民为优惠，则只剩下“三更”、“二更”和“一更”三个选项；

2，在更卒之役外，仍需为编户民保留行程时间和农业生产时间，至少理论上要不伤农时，否则“耕战”也就无从谈起，那么，“一更”即每月服役毫无可能性，“二更”即服役1月，休息1月，农时完全无法保障，仅仅春夏秋三季即需服役4次，同时，往返时间仅剩1个月，则可徒行到达的距离仅为80里*15天=1200里，重车可到达的距离为50*15=750里**，太近**，至少里耶秦简所见的城父县到迁陵县的更戍，一出发就必然失期了；

3，秦汉之际，已知文献记载，并无废除《徭律》、《戍律》的特别说明记载，只见于汉文帝十三年废除了“戍卒令”，这个“令”或为吕后五年八月颁布的“令戍卒岁更”的诏令，从《戍律》（《二年律令》未见相关条目，若承秦制则未改）则又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秦汉编制“卒更簿”和编排徭役的基本原则应该变化不大，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中最重的“三更”，也就是两代通行的政策之上限。

而结合三国时人如淳的表述，则体现了汉武帝后到东汉末数百年间制度的变迁：

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这里引述了《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并没有对“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提出质疑，东汉初年人班固也没有提出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位并没有将“一岁”理解为服役一年，而是一年服一个月。

而如淳在上述文字中均引用了“律说”和《尉律》，说明是当时仍可见的法律条目，而我们知道，《汉书·刑法志》早有记载，自汉武帝开始即对律令多有增删：

及至孝武即位……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自西汉至东汉的边防、力役制度的变化，也是越来越专业化、固定化，同样也是一个趋势。

由秦代、汉初“卒更”制度下徭、戍同簿的“三更”，走向徭、戍分离的“六更”，乃至于从《尉律》而不从《徭律》、《戍律》，甚至二者皆废的背景下的“十二更”，同样符合上述的趋势。

具体来说，秦国、秦代、汉初（含汉武帝时代）征发“徭”，即无偿力役的基础文书，就是《卒更簿》，一个基于郡县人口进行划分“更数”的基础统计数据载体，这份账簿应于每年上计时提交中央，中央手中另有全国范围内“外徭”、“更戍”、“屯戍”以及郡县本地兴作徭役的需求数据，根据这些数字，依照《徭律》、《戍律》和相关“令”的原则，制定年度计划，划拨人力。

当然，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其中就会以“令”或行政惯例的形式确定某郡“更卒”与某郡“戍卒”之间的固定供需关系，甚至细化到县对县，站在文书轮转的角度，如此确实最省心省力，只需在对应郡县人力数字基础上予以腾挪外县零星数字即可。

形成结论后，即以文书方式下发落实，形成惯例情况下，甚至连上级公文都可以省了，只需要在特殊情况下（农业社会的编户齐民体制下，如非战争、饥荒、大瘟疫，人口变动不会很大）下文简单调整即可。

而吕后五年八月，“令戍卒岁更”，既然未提及变动《戍律》和《徭律》，则《卒更簿》并不受影响，只需照常编制，而将编户民“已傅”后应服的“更卒”之役的“更数”凑足一年后，免除其“岁更”后的历年“一更”即可。

据《二年律令·傅律》：

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廿四岁，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

不更到上造子，爵位为公卒，20岁傅籍，**公卒为66岁免老，**服役期46年，其中有4年为睆老期，享受“半其爵徭”，也就是“三更”变“六更”，1年1戍边变2年1戍边。

因汉初人口减少剧烈，假设公卒每年均需戍边，则1年12个月抵12更，即服役后11年不用再来戍边，一个公卒，理论上一生只需要戍边3次（44/12），最后的半次，老病肯定可以申请免除。

等到汉武帝时代，诸多材料都显示实际施行的制度为“戍卒岁更、卫士岁尽交代”，**《南郡卒更簿》又现实存在，以其中显示的“三更”所代表的更役负担来说，不可能再增加额外的任务了，所以，相关的免除或抵偿只能在这个簿书基础上完成。**故此，“三更”的公卒一年中，因戍边、卫士（外徭）岁役而免去1更。

又因“习射”免去1更，这个活动，应在汉武帝之后参照戍边、卫士的变化，最终整合成为“材官”、“楼船士”、“骑士”的郡国兵“岁役”。

那么，编户民实际上的“徭”的负担，即演化为如淳所说的“律说……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即编户民1年备2轮徭使。

此时，屯卒、卫士、郡国兵也真正脱离“卒更”（即广义“徭役”，也即无偿力役的概念），成为专门的兵役义务，和卒更的“徭”形成抵偿关系。

这套法律体系延续到东汉，汉光武帝废除郡国兵，中央军除卫尉所统的二千五百、六百卫士可能为更卒外，其余如虎贲、羽林、缇骑、持戟、北军五校尉等，及各地要冲的屯兵及边疆戍兵，均为“职业兵”。

在此条件下，《戍律》完全失去了意义，但正如劳干先生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中的讨论，东汉虽然废除了更卒制度，但军籍依然存在，即汉武帝时代的《南郡见（现）卒簿》这样的簿籍仍旧在文书系统中留存，以备国家有事时临时兴发，而曾经更加重要的《卒更簿》就逐渐消失了。

所以，在作为“兴徭”的基础”“卒更”制度完全弃用的情况下，《徭律》也很难继续施行，随着东汉皇权的逐步萎缩，社会进一步的儒家化，再次减半，最终走向了如淳所说的“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六

辨清了秦汉徭戍制度体系的运行原则和时代变迁，才能真正对秦汉之际的“轻徭”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础。

从上文所描述的秦国、秦代、汉初徭、戍制度可知，“更卒”作为一种“国家资源”的存在是持续的，在《戍律》、《徭律》为基础的秦汉法令体系下，这个“资源”的编排、使用，只是形态的变化，而非视民为人或视民为非人的区别。

在秦汉法律体系下，编户民，从来就不是人。

在法令延续性上来讲，除了吕后五年八月“令戍卒岁更”，汉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形成了一个小的轮回之外，其之前与之后，并不见相关制度变迁的记载。

也就是说，秦、汉卒更制度，或称徭制属于完全继承关系。

那么，实际负担孰重孰轻？为什么汉初人及后世人多有汉兴之后，“轻徭”以省民力的观感？

前一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数据量化，资料并不充足，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哪怕是在法定“卒更”负担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秦朝的“外徭”（郡县以外的服役的统称，也可以专指戍边），也远远超过汉初。

而《二年律令·徭律》则规定：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由牛食、约、载具。吏及宦皇帝者不与给传送。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繇(徭)使。

汉初的“兴徭”的制度逻辑明显忽略了“刑徒”，而只是指出了哪些编户民群体不能参与“传送委输”，仅从已发现的汉初《徭律》来看，汉初在用“徭”人群上，刑徒已经不再被优先强调。

这种情况虽然并没有史料直接描述，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秦末汉初的持续战乱，对于编户齐民的基层静态管理体制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经过章邯领刑徒军的出征，项羽率诸侯兵对咸阳的焚掠，汉军入关中与三秦王的大战，乃至于楚汉战争中萧何涸泽而渔的人力动员，原本的统治秩序早已荡然无存。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秦的郡县之中，战争和动乱的蔓延是全国性的，秦原本数量庞大的刑徒阶层的借机脱困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实。

哪怕刘邦称王称帝后并没有主动放免官奴婢、刑徒的举措，这一秦国、秦朝通过战俘、犯法者、居赀者的长期无刑期自体繁殖而造就的特定社会群体的存量削减，也是必然之事。

存量日减，增量又如何？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罪人的大规模减少，在《汉书·刑法志》也有类似表述，刑徒减少，则郡县用“徭”只能集中考虑编户民，同时，“罚戍”、“赀戍”的减少，边防戍卒必然存在缺口，在此条件，汉惠帝、吕后时代对于《戍律》的现实执行，恐怕要比秦朝还要严格得多。

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高后五年八月，吕后命令戍卒改为“岁更”，好处是劳民的频率下降，一个公卒，一生最多只需要戍边3次，看起来减轻了负担，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文帝十三年为什么要废除《戍卒令》，如果说这个“岁更”制度看起来有表面那么好，为什么文帝要废除它的载体？

这里面有两个可能：

1，戍卒岁更之后，像秦朝的“宂募群戍卒”一样，接受“更赋”的庸值；

2，戍卒岁更之后，只是把月负担整合为了整年，衣、粮仍需自备。

**最大的可能是后者，因为前者实际上破坏了秦汉意义上律法的“公平性”，将义务变成付费的“募”或者“偿”，**而后者，则将戍卒承担的经济负担放大了多倍，长途自备完全不可能实现。

换句话说，吕后虽然把“坏事儿”降低了频率，但是终究还是会有“倒霉蛋”要承担这个负担巨大的边戍之役，而在此之前呢，汉朝和秦朝的制度完全重合，甚至由于“罚戍”、“赀戍”、“冗募”的减少，普通编户民的负担要更重。

只不过由于西汉初年的“外徭”数量和规模要远远低于秦朝，尤其是“大兴作”的时长、时点的控制，让编户民普遍范围内的综合负担有所减少。

比如《汉书·惠帝纪》记载：

（元年）春正月，城长安。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九月，长安城成。

（六年六月）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惠帝时代，绝不是完全的“休养生息”，只是严格控制了“兴徭”的时长和尽力保证不耽误农时，同时尽量不驱使百姓“远役”。

《汉书·高后纪》记载：

（五年）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六年）六月，城长陵。匈奴寇狄道，攻阿阳。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可见，高后时代的兴作更少，只是匈奴的威胁增加，应该与冒顿单于那封著名的羞辱信有关，所以，在五年八月下达令戍卒岁更的命令后，就调河东、上党郡的骑士屯北地郡，而之后，匈奴骑兵则专攻陇西，说明此时的北边防线通过这种临时手段补充兵力，堵住了长安北面的口子，却没能堵住所有口子。

综合考虑以上事实可知，吕后的边戍制度变更，核心目的绝不是为了休养生息，纾解民力，而是为了加强因人口稀少，而郡县兵屯戍不足的边郡守备，类似于一种人力资源的转移支付。

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隐患多多，所以，在文帝十三年，汉文帝废除了《戍卒令》，而正是这一年，汉文帝还废除了《田租税律》，即废除了田租。

之前的文章里，三解曾经谈及，汉文帝的这项举措的实施，基于晁错的建议，同样，《戍卒令》的废除，也基于同期（文帝十一年六月后）的晁错上疏，《汉书·晁错传》记载：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可见，在晁错上疏的时代，仍是戍卒“一岁而更”的政策，接下来肯定不会恢复“一月而更”的远郡更戍了，因为晁错的建议严格来讲，即“兴屯戍”、“罢更戍”，大肆招募各种身份的人来边郡居住，填补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先养鱼，再抓鱼。

这个政策得到了执行，“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同时，为了填补塞下边郡粮食的不足，晁错的卖爵贵粟之策同样施行，按照他的话说，“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以上信息都显示，汉朝的边戍运行制度在汉文帝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确实称得上“轻徭”，但是，正如上篇文章三解讨论“除田租”时的逻辑，此时的汉王朝，已经渡过了“休养生息”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经济活跃，只需要耍一点小手腕改变资源流向，即可达成足食、足兵目标的新时代。

而这个结果，并不是自刘邦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所带来的，而只是维持秦律行政制度常态运作的基础上，少“兴事”，少“作为”，即司马迁所说的“政不出房户”，而非什么主动的“善政”、“善意”的成就。

用最直白地话说，“清静无为”并不是什么政策指导思想，更不是什么政治路线，汉文帝之前的汉帝国政治，自始至终就是秦制，在遵守秦制下的“清静无为”，可不是什么“黄老政治”，就是上上下下循规蹈矩的“不作为”，结果，哪怕是这么残酷、苛刻的制度底子上，中国人都能“衣食滋殖”地活下去，该赞美的真不该是什么帝王将相，而是这些具有超强忍耐力的同胞祖先们。

至于这些明君、圣主们，历史对他们反而太宽容了，一群强盗只是放下屠刀歇一会儿，就变成伟人了……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就应该意识到，哪怕是主导着“重大变革”的文帝，一样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开历史倒车的后门，随便哪位“雄才大略”的圣君要大有作为时，只需轻轻一推，一切都将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