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统？文统？到底怎么统？_风闻

有读者建议我po文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赞成武统，以及说明一下对未来两岸统合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建议，刚好趁着热度再刷一帖，谈谈我迄今为止对两岸宏观形势的思考。

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常凯申（当然不是蒋校长）。神秘的常凯申同学曾在知乎写了《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和《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三篇文章。据我了解，网上“穷台论”的说法最早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言论也曾被台湾媒体认真关注，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长，三篇要有十几万字，不太方便网络环境阅读。他在其中对武统不可行的分析和我思路大致吻合，因此放在这里供诸位做拓展阅读，当然我也会补充他没有提到的内容。

先说结论，其实无论是武统和文统，短期内都不可行。

原因很简单，台湾不服。要知道，治理的合法性，来自社会的认同。虽然两岸优势在向大陆倾斜，但你不能指望一个人均GDP还高于你的地区，突然被整合成你的一部分。武统不行，因为会被骂蛮力，在台湾，大陆已经被打上了这个符号，当年反对亚投行的学生一个重要的口号，可是反对“金融霸权”，我们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帝国主义！可能暴力镇压会在一段时间内让台湾噤若寒蝉，但只要心里有芥蒂，闹事是难免的，不是你枪毙几个“台独”就能解决的。文统的道理一样，因为你的制度和价值并没有对岛内形成感召，站在民主的道德制高点上的台湾会觉得自己被野蛮所支配，这也是为什么常凯申要“穷台”的原因。仓廪实而知礼节，破坏台湾的社会经济基础，让台湾社会礼崩乐坏，到时候统一的大义名分会比现在强上很多。

我虽然蛮喜欢“穷台”的论述，但从统战的角度出发，有点不把台湾当自己人看，政治正确一点，就是不符合习总提出的“心灵锲合”。与我而言，我更喜欢用“治理成本”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台湾不服，为了维持台湾稳定，中央不可避免就要让利，小心翼翼维持着名义上的统一，这种不断输血的做法，其实在抬高统一后的治理成本（即便“穷台”成功了，为了修复台湾强疮百孔的社会秩序，大陆又会要大量输血，民众也可能会被养成不给糖果就捣蛋的惰性）。

这些都是来自香港的经验。香港回归后，原本在港英时期的社会矛盾爆发，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大众的眼光看得并不会那么长远，他不会分析香港一跃成为四小龙的时空偶然性，也不会分析香港在港英时代就奠定的畸形社会结构，作为改变局势的最大操盘手的中央政府就会为此背锅，若是有人再趁机兴风作浪，那就是一出出的“占中”戏码。

所以，倘若台湾还尚存一口气的时候，一气呵成完成了统一大业，那么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都会被归结于政治秩序的变动。过去日本人可以用蛮力同化，但在一个人权、公民权喊破天的全球化时代，再这么做的形象成本太大。

那么我们就这么耗着？

常凯申认为我们要苦修内功，这也是邓爷爷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看法，只有我们发展好了，打造起我们的制度和价值名牌，台湾心悦诚服回归的可能性就会高。

自我发展是两岸统合的底气，即便是“穷台”，根本也要建立在大陆的磁吸效应上。从国家发展的基本面看，时间站在大陆一边，但具有大势不代表不去把握大势，对统合还应该有积极的作为，以下就是我和常凯申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还要再插一下香港问题：为什么香港的国家认同比澳门表现差？

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有在疆域内渗透的必然要求，即便是在有自治区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简单分类，国家能力分为制度和认同。通常制度被理解为现代官僚体系，因为这是治理的客观承载。认同就是合法性，我们把它聚焦在国家认同。具体到香港和澳门，由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中央不可能在香港延伸官僚体系，但是可以与香港的治理体系保持政治机制上的联结。政治联系约紧密，国家认同就越好，反过来也一样，二者具有共変性。

我们国家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港澳那个时候还在域外，如果有认同，那也是朴素的，基于血缘和文化的民族认同，而现代国家认同更多强调公民身份。所以你会发现，“台独”话语已经由过去的台湾民族变成了“英美模式”，即同文同种也可以建立不同的国家，都是从现代性上出发，一些“港独”也在照抄这种论述。

再所以，至少在回归之前，港澳没有国家认同，我们的视角需要转到政治机制联系上。

历史上，葡萄牙人从未在澳门建立起有效统治，殖民体系只能覆盖到人口两万多的葡萄牙人，澳门社会呈现葡人管葡人，华人管华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因此澳门社会形成了特殊的华人社团治理模式，而这些华人社团一直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在上世纪六十年左翼运动成功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但香港不同，冷战开始后，英国取消了两地自由流通的政策 ，六十年代左翼运动运动失败后，北京对香港的政治影响一度断绝。此后港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建立起了一个依附港英的官僚体系，社会治理呈现一元性，这其实对北京国家能力重新进入带来了制度性的阻碍。香港回归初期是“急冻式”回归，过去的制度被相对完好的保留。当时内地对民族情感这个事估计乐观，以为回归后人心自然回归，忽视了有效治理，导致后期社会融合的成本颇高。但要知道，香港是中央直辖的特别行政区，且在逻辑上，一个国家不可能不在疆域内树立权威，治理不需要建立管理体系，但可以建立起紧密的政治联系。近年来，国家对香港的积极干预体现了这一逻辑。

回到台湾，**不急于收回台湾，根本考虑是人心向背，一方面需要时间苦炼内功，形成制度和价值优势；另一方面，需要时间为国家建立起和台湾的政治联系，培养起国家认同，减少统一后的治理成本。**台湾当前的情况和香港当年的情况近似，台湾拥有自己的治理体系，且和大陆保持着对立状态。如果说马英九时代，两岸热络的交往还可以带来某种期待，那么民进党上台之后，希望破灭。进一步讲，台湾政治局的左右摇摆势会影响到政治机制的联系的稳定建立，太信台湾不靠谱。近年来，大陆建立以我为主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算是另辟蹊径创建一种政治机制联系。

但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华民国”曾在台湾用威权塑造过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民主化之后，认同问题虽然一直困扰着台湾社会，但历史惯性和名义上的中国法统还在，这其实是有利于认同再造的条件。

我对国家认同培养相对乐观，因为身份认同这个东西，历来都是构建出来的，其根本在于同质性，通俗讲，就是我们看笑话有同样的笑点。建构需要一定的机制，比如传媒。过去同质性的养成靠的是印刷术，欧洲通过印刷机摧毁了宗教世界的身份认同，为民族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补充一下，现代国家的主流形态是民族国家，靠民族身份作为凝聚，而这种国家形态起源于欧洲）

现代社会便捷性在于，网络化的大众传媒，会突破物理防线（这个是印刷品做不到的），更方便拉进彼此之间的距离，所以你会看到，两岸青年一辈的话语正在日渐趋同，这是现代技术加持下的交往结果。当然，和以往读书不一样的是，现代传媒的信息碎片化、爆炸化，让身份认同变得更容易塑造，也更容易破碎。按照波兹曼的观点，读书会带来思辨，那么就此推断思辨会形成稳固的认同，这也是安德森“想象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奥秘。

如何又借助现代媒体，又能在台海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是我现在一直思考的问题。福山在新出版的专著中，说当代社会是一个认同政治的社会，人们的认同可能不会以物质利益形塑，而是因为“尊严”。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尊严，以缓解现代传媒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弊端，比如“涉台公共政策体系”。

最后要提青年交往的重要性，由于两岸青年没有历史包袱，在思想上较容易影响和塑造，因此，两岸历史记忆若要重新塑造，青年群体将会是主要的对象和人群。当然民族文化也不能抛弃，尽管现有的统战话语过多强调血缘情感，但这是承上启下的基础。

以上就是我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如果在座各位觉得太长，我再简单下个结论：文统和武统时机不成熟 ，因为台湾民心不服，会导致仓促统一后治理成本的增加。我们需要时间发展自己，形成制度和价值的向心力，并同时为在统一前和台湾的融合预留空间，以减少统一后制度冲突所带来的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