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强梁 |一狼千羊（一）_风闻

我们生活在一个浩荡的大时代里。

这个时代，充斥着残酷的搏杀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即便是一粒微尘，它的命运也与这个时代的伟大博弈脱不开干系。

好久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汉朝与匈奴战略博弈的历史，不失真，不无趣，不俗套。

从2013年开始谋划，2016年出提纲，到2017年春天开始动笔，直到如今已逾三十万字。

暂时的定名叫《一狼千羊》，取自汉武帝《轮台罪己诏》里引用的匈奴人的话，“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在其中，会有大图景，也会有小人物；有事实，也有人性；有外战，也有内政。我认为，历史写作，从来不应该是歌功颂德，甚至也不只是盖棺定论，而是帮我们更好地思考与认识这个社会和世界。

这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最早发于本人公号“思南曰归”

秦亡汉始

公元前221年，奉行“耕战”国策的秦在经历多年征伐后，终于攻灭关东六国。积尸百万、流血漂橹，见证了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的诞生。现实中，一个人但凡身处顺境，往往会有两个表现，一是干劲十足，二是极度期待未来。秦帝国的缔造者嬴政，也难免于此。大秦肇立，一项项新的伟业和大工程便已经在路上，而对于这个崭新的帝国，嬴政也难以掩饰自己不切实际的期许。在一群人齐心协力创造了“皇帝”这个新名词之后，他便作出重要指示，要后代将这一称号不断发扬光大：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老舍先生在小说《骆驼祥子》里描写完祥子买车后曾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也不例外”。虽说祥子只是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可这句话的效力却未必是只限于小人物的。很遗憾，嬴政的这个传之无穷的希望，也没有例外地落空了。的确，后世真的是把“皇帝”这个词发扬光大了，然而却并不是他的后代。

强大如神话的秦帝国，国祚没有延绵万世，从并吞宇内到子婴轵道亭出降，十余年间便分崩离析。刚经历了持续战祸的天下，又重新陷入了兵荒马乱之中。英雄好汉，逐鹿中原，在随风飘逝的楚歌声中，秦帝国的废墟之上，矗立起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汉。想接收资产，那也要接收负债。秦已经完成的事业，要由汉来继承，秦已经做但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也要汉来继续，当然，秦末离乱留下的债务，也只能由汉来慢慢结清了。

本书所言的汉匈博弈，就是一个从秦乃至更早遗留下来的巨大课题。郑智化在《大国民》里唱的“伟大的工程要建三百年”想来也不只是一句讥讽当政者的空话。说起中央之国与匈奴的恩怨，又何止三百年呢？而今，中央之国的新主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可是来自北方的噩梦却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一博弈的对手方，名为匈奴。

匈奴，是一个活跃在今天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其实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要准确区分人种很难，依照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我们已经难以确切了解匈奴的最早起源。总的来讲，匈奴可能早先只是蒙古高原中部的一个部落，随后持续扩张，完成了对蒙古高原的整合后，便对中央之国形成了强大的地缘压力。

战国时期，秦、赵和燕三国便与北方游牧民族战斗不息，而北方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冲突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整合。至战国后期，匈奴已与三国比邻而居：

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与匈奴作战构成了李牧军事生涯的前半段，他长期驻守雁门，厚待自家士卒，却对敌方故意示弱，如是数年方才发奋一击，破匈奴十余万骑。可而今说起李牧，率先映入脑海的却往往是苏洵在《六国论》中的那句“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抗击秦国与受谗而死，成了李牧这个人物的主题，对匈作战的成绩似乎倒更像是一种铺垫和点缀了。这不得不说是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必然。，然而即便匈奴此时还不足以成为战乱不休的中原诸国第一重大的矛盾焦点，但是匈奴对田园的骚扰，也已不得不让农耕民族对其保有足够的警惕。上面一段话虽然仅仅二三十字，却包含了足够的信息量。我们从中既可以读到匈奴力量的逐渐强盛，俨然北方霸主；也可以听到那颗时刻跳动的南下的心。所谓“匈奴不敢入赵边”，一个“不敢”便能说明一切。李牧在，因而不敢，那一旦三国防卫削弱，入边也就是家常便饭了。

秦灭六国的史诗画卷一展开，匈奴人就意识到，自己事业大干快上的战略机遇期到了。“上”是一个不错的动词，不管是“上”位、“上”项目、“上”新产品，还是“上”些别的什么，一旦成功总会有点彪炳史册或者不可名状的快感，因此要带着气吞万里如虎的自信。今天人们习惯了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当年淳朴一些，至少也是没困难要上，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中原纷乱，诸侯自顾不暇，匈奴南下的困难一下子变小了，不上的才是历史的罪人。其实，大单于也未必有那么高的觉悟，可是人么，总还是要有点追求的，肥美的水草之地就这么摆着，整天撩拨着自己的心跳，难免有猫抓之感。那么就南下吧，在广阔的天地锻炼自我，大干一场吧。

于是秦统一六国时，匈奴已经突破了其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分界线——燕山至阴山山脉一线，向南占领了河套地区，也就是黄河几字形的最上面的一块水草丰茂之地。其中靠东的一块称前套平原，靠西的称后套平原，贺兰山以东到黄河的地方则是西套平原。整个平原的南部，便是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以东也就差不多是今天的延安地区了。匈奴人当然不是因为向往革命圣地才南下，可这块地方自然环境实在是好。所谓黄河九曲，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地缘潜力可见一斑。

嬴政踌躇满志，六国都倒下去了，放眼四海，还有谁是对手？这一放眼，就发现北边这个不顺眼的邻居，竟然已经占了那么一块好地方，这是不能容忍的。何况这个位置对关中地区的威胁也很大，便更不能容忍，于是便有蒙恬的北伐：

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

挟胜者之威，这一次军事行动显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秦帝国也没有只把这次反击当作简单的厮杀游戏。大秦是要一统天下万万年的，当然要有长远的打算。建立军事防御体系，设置行政单位加强控制，迁移人口安置渗透，将战术成功转化为战略优势，一切后续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对于战斗的结果，太史公的表述平实质朴，而贾谊在《过秦论》里的描写则更富有冲击力，“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此时的匈奴，虽然已经和中央之国出现了多次接触，但显然和之后的强盛局面还不可同日而语。东胡和月氏两大力量仍然存在，时时威胁着自己的侧翼，在遭到来自中央之国的回击后，便识相地退了回去：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然而这一激动人心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秦朝昙花一现，那些北方的建设，完成的与没有完成的，都随着始皇帝驾崩后的政治阴谋和关东故地的烽火狼烟消失在骑兵卷起的尘土中。匈奴再次南下，历史的剧本又轮回了一次，河南地再次落入了匈奴手中：

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只是与上次不同，这次中央之国夺回河南地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

白登之围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又恢复了类似两个帝国对峙的局面。南边的汉帝国，是一个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帝国，而北边的匈奴，则类似于部落联邦，其中最大的老大号称单于。汉朝面临的局面比秦朝一统更为复杂，但此时的匈奴却已经悄然变得更为强大。当各路英豪正为争夺中央之国主人地位宣泄力量的同时，一位名叫冒顿的年轻人在鸣镝箭锐利的声音中继承了单于的名号。在不读书的刘项为天下相争的年月里，匈奴所做的，不仅是再次南下，还有东灭东胡，西击月氏，而中央之国对此既不能鼓掌喝彩，也不能另有作为：

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俗话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而事实上，历史对于胜利者，也更倾向于留出更多的页面。太史公在史记里留下了一段颇有意思的记载：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残酷的事实，弱小的年月，别人根本就搞不清你是谁，而只有你强大起来了，你的一切才会被认真记录下来。当然，冒顿单于的自我奋斗，显然也不是为了被历史记录下来。带领族人，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才是基本的原因。

任何人都有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权利，“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的匈奴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当你为了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却让别人活得不好了，活不下去了，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随着匈奴的南扩，终于激发了汉匈两个庞然大物的第一次正面碰撞。而在太史公的记载中，匈奴也正是于此时正式被冠为“敌国”之名的。如果说之前，匈奴更像是一个轻狂少年，既投机取巧又东冲西撞，那么随着冒顿单于的雄才大略一步步化为现实，匈奴也就逐渐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

时间如水般悄悄流逝，指向公元前201年那个金色的秋季。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肃杀的季节。宋代大家欧阳修曾经写道，“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秋天似乎总和战争脱不开干系。这一年的秋天，晋北的宁静被匈奴铁骑行进的节奏打破了。或许对于匈奴来说，这只是一次并不陌生的剽掠，简单而纯粹。可上天却似乎有意要给这个秋季留下独一无二的记号，在边塞和人心的风声鹤唳中，汉朝北疆的第一次诸侯叛乱上演了。

此时匈奴骑兵面临的直接对手，是山西北部一个名为韩国的诸侯国，国王是原六国里的韩国人，他和那个“将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同名，但毕竟没有对方出名，后世为了防止混淆，便叫他韩王信。韩王信虽为中原人，却并没有能够一直在故国封王，而是被调派到北方守疆，个中原委，当然包含了中枢对他的猜忌。刘邦对这些王的疑惧心理都是很重的，不论你是这个韩信，还是那个韩信：

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

原以为天下已定，自己也可以在家乡过几天太平日子，结果却是远戍北国。秋天往往容易令人思乡，西晋有个叫张翰的，不就找了个“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的借口而潇洒地挂冠而去了吗？史册中没有记录韩王信是否也流露出了这种文人情绪，但明明白白地展现了他在匈奴这一次攻击下的尴尬与窘迫。为了早日恢复生活的宁静，韩王信甚至提出讲和，这并非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却由此遭到长安方面的一顿责备。平心而论，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投降之意，在早期，他甚至以匈奴常常寇边的原因，要求将自己的办公地移往离边塞更近的马邑。可此时却不同了，他已经嗅到了政治活动中那种可怕的气息，一方面心有芥蒂，一方面又是极度恐惧，于是在生和死的抉择面前，经过思索，终于还是毅然决然决定了投降。说他毅然决然，乃是因他将自己手上的那点本钱，也移注押宝到了匈奴一边：

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韩王信应该没有预料到，这一情急之下的选择，却草蛇灰线般地埋下了长达数百年的汉匈博弈史的引子。

消息传来，刘邦很生气，历朝历代，领导生气后果都是严重的，何况是一把手生气呢？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罢了，最多也就是血溅五步，天子之怒可是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没有血淋淋的事实，便不足以警醒天下。早觉得韩王信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于是，号令一下，三十二万大军出发平叛，那种气势，大概是很有点“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的感觉的。

这些汉军都是在内战中长期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士气旺盛，很快就打败了韩军。内因既得整肃，外因也要处理。大军顺势北进攻击匈奴，接触下来打了几仗，也都取得了胜利，一时间便信心爆棚，看来匈奴并不是十分强大，而嬴政做得到的事情，刘邦也认为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而且不仅能够做到，还会做得更好。既然那么多人来也来了，不如就一鼓作气直接决战。或许了解刘邦心思的人也不只是他一个，毕竟，从领导的言行窥测其内心活动，也是一项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基本功。于是，派出去刺探情况的人几乎个个信誓旦旦地表示匈奴可击：

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

何谓“可击”？便是不仅能打，而且必胜。事到如此，还有什么理由犹豫呢？很好，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对待敌人，本不就应该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么？

然而不成想就掉进了陷阱。冒顿单于何许人也，你沛县刘季是成功人士，难道我草原冒顿就不是一代雄主？

每个人只能得到自己实力范围内允许的东西，大冷的天气，汉军还在匈奴人不断示弱的情况下被引诱持续北进，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其结局基本已经注定了。刘邦带着骑兵先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速度的优势把大队步兵远远甩在身后。结果，自家的队伍还没上来，匈奴的骑兵却先到了，而时值天寒地冻，汉军士兵很多都已经冻掉了手指，战斗力削弱自不必说。刘邦见情况不对，带着骑兵上了平城东边的白登山，结果被匈奴团团包围，时间长达整整七天七夜：

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骑兵被骑兵围困，即使后续的步兵到了，也没法解围。道理很简单，毕竟步兵贸然一上就是找死。幸好高祖皇帝提前登上了山，如果在平地打，后果恐怕会更加不妙一些。看来这山虽然名为白登，关键时刻倒也没让刘邦“白登”。可是争取来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没有后续措施的及时跟进，上山迟早也会等于上天。眼看着皇帝危在旦夕，各有关部门自然都很着急。鬼才陈平建议买通单于的老婆（阏氏），听说她喜欢名牌包包和名牌表，于是就去送礼，据闻还带了莺莺燕燕的画像，说如果您搞不定的话，我们汉朝就只得把她也给您亲爱的丈夫送过去，到时候您丈夫如果不爱您了我们也很遗憾，云云。阏氏一看这还了得，于是晚上就跟单于吹枕头风：你看啊，汉朝天子也是有神灵罩着的呢，占了他们的地方，也不能长久，我们要不也还是厚道点放人？

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

当然，这送礼的过程和细节只是一个传说，没有正式记载。礼物确实是送了，到底有没有同时带去莺莺燕燕的美颜照，却并不可考。枕头风起没起作用两说，但是匈奴最后撤军的原因，倒确实就是那句话的逻辑。

按说冒顿单于，也是匈奴的天降伟人之一，而伟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为什么陷阱挖好还让咱刘邦上了山没有一把团灭了呢？关键就是那些叛军掉了链子。原本负责包围东南方的是叛军，约定在先，关键时刻这帮哥们没来，导致全局受了影响。匈奴人并不笨，回头一想，这不就是让人当枪使么，本来就是为了粮食财富和人口，我们也不种地，打死你们皇帝了还不是给你们拼命？利益取向不一样，最优选择当然不一样，思路对了，行动便要跟上：

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短期行动跟上了，长期的问题便也想明白了。虽说亚当·斯密还没有诞生，但是分工促进效率提高的道理，匈奴人经过实践却也总结了出来。作为一群放羊牧马的人，要的是放荡不羁，不是耕田种地。大家生产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吃的喝的，要玩的乐的，但是不要田地。习惯了粗放的放羊和抢劫，真是也懒得精细的种地和治理。就像这些年的金融行业，过久了监管套利的好日子，突然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谈何容易？何况，放人是要谈条件的，要女人要粮食要布匹丝绸，你们得给，不给的话你们也见识过我的实力了，我会来抢的，秋收季节就是马肥之时。

而汉朝呢，作为农耕民族，没有那么多骑兵，跟匈奴打仗不占便宜，成本很高，退一万步讲，即使占领了沙漠，又可以耕种出什么来呢？万事和为贵，能不打还是不要打。当然退一万步的想法是不会有的，皇帝都差点被人掳去，所谓的和也只能是求来。幸而两方还有需求匹配的空间，和亲作为一种模式便应运而生。小时候不懂事，读到和亲，总觉得就是一个百年好合，后来才明白，“和亲”两个字，实际上既平实又妙不可言。结了婚便是亲戚，而亲是为了什么呢，和也，看上去充满温馨之感，似乎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光环之下，那一丝血腥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和亲”二字毕竟也掩盖不了它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和载体的本质。既要结婚，便要嫁妆，也就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通过交换，汉朝得到了和平，匈奴得到了物质，付出该付出的，得到该得到的，一切倒也显得熨帖妥当、两相得宜。于是，以刘敬出使、第一位宗室之女成为匈奴阏氏为标志，汉初的以和亲为基础的对匈政策便得到了确立：

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

…因献马，遂和亲。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

在长安通往边塞的大路上，和亲使团的马蹄声从此不绝。不知道此间有多少汉家翁主的眼泪，洒进了滚滚尘土。

屈辱忍让

和亲政策虽然确立了下来，可是交易双方却没有取得对等的地位。太史公笔下记载和亲用的一个“奉”字，便轻巧地揭露了汉初年月里，汉朝在这一交易活动中处于弱势的事实。看看那些带了“奉”字的词语，不管是“奉上”、“奉送”还是“奉献”，往往都是和“免费”、“无私”做朋友的，在冠冕堂皇的豁达背后，似乎总是要表露出一丝丝不甘的苦涩味道，全然没有“奉天承运”的意气风发。

和亲的效果固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一保障也是脆弱的。北方的诸侯眼见匈奴势大，一个个都把匈奴当做了自己政治避难的好去处。尽管天寒地冻，物产贫瘠，可朝廷有难，都把宗室女子送去，诸侯有难，把自己送去又有什么错呢？韩王信及其手下自不必说，即使和亲已开，类似情况也还是继续发生，既成汉朝之患，又引无尽不堪：

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後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弱势者得到的屈辱和凌虐，往往是多个维度的。刘邦去世后，冒顿不知是受了何人撺掇，也不知是怎么就突发奇想，一时心血来潮，写出了一封震惊古今中外的国书，又搞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太史公惜字如金，可能也是尊重老前辈，只写了“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究竟妄言什么，没有展开，而《汉书》的记载就比较直截了当了：

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我们可以当冒顿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建议，但这建议在汉朝来看究竟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很污，也很伤自尊。吕后毕竟是与高皇帝久共患难的皇后，而今是帝国的最高实际执政者，写来这样书信，高皇帝泉下不安，岂不是欺我汉朝无人？吕后气不过，当然找人商量。受侮辱，如何能不有所举动？一般人是这样想的，那个在鸿门宴中一举成名的樊哙也是这样想的：

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是啊，冒顿单于您想老婆都想到刘家大媳妇身上了，那我愿带十万兵横行匈奴中，叫您这辈子都娶不到老婆。事情到这里本来就该高潮了，但是季布的意见却截然相反，说樊哙你这样想才该死：

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

季布的话多少有点刻薄了。樊哙是个武人，他只是以他熟悉的思维方式提出自己以为正确的解决方案，要说有别的什么想法，也还真是难为了他。不过樊哙明白过来，应该也是不会去恼恨季布的。樊哙是忠臣，季布也是忠臣。樊哙想的是一个道理，季布想的也是一个道理。道理和道理打架，最后选哪个，还得看时势。要发怒，很容易，可是发怒要有发怒的资本。当断不断，自然反受其乱，可当断乱断，恐怕结果只会更糟。

吕后毕竟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听了季布的话便冷静了下来。最后低声下气回复国书，言辞中再也没有了那股与萧何密谋杀韩信的阴狠毒辣，留下的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当我读到此段时，心中每每不能平静，该是何等样人，能最终以此言终结一场危机。冒顿单于读到此书，恐怕也不得不感慨一句，吕后，这个女人不寻常，遂表示自己不懂中国礼仪，复书认错。

智斗当然会成为典故，但是智斗却不能改变双方实力的差距和地位的不等。理亏归理亏，感到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该抢还是要抢。对于这点，在接下去的文帝景帝时期，匈奴的认识是清楚的，贯彻是坚决的。尽管双方最高领导多次来往书信问候对方无恙，一再重申对和亲政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共识，但是翻开史书，最扎眼的依然是匈奴的一次次进犯：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

有人说，最高境界的契约，便是没有契约，但这毕竟是基于友善和信任而言的。汉匈之间的交易，显然不能归属到这一类别。屡屡南下，恐怕也有匈奴时时提醒汉朝之意。只是匈奴每次进犯，都是杀掠甚众，烽火甚至都到了长安，而汉朝每每应对，却不能伤害对手一分。一方欢天喜地地抢，一方疲于奔命也没有啥回报，实在不由得汉朝不怀疑人生。

饶是如此，和亲的政策始终还是主流。心中苦，可是说不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国家积弱，如之奈何？客观来说，和亲政策是汉朝国力有限情况下的最优选择，也是匈奴愿意接受的方式，它是两边需求的匹配结果。而从汉朝来讲，和亲还被动地成了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汉朝立国以后，面临诸多矛盾：一是畸形的混合制政治模式影响了中央对全国资源的控制权，二是匈奴日益强大突破了汉匈传统地缘分割线造成了强大的北部压力，三是东南许多版块在秦末脱离以后还没有回到中央之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成了西汉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问题。对于一个手中没有很多好牌的人来说，怎么安排出牌的顺序，是影响牌局结果的关键，和亲为先，忍气吞声，无非是为了给解决其它矛盾留出时间。和亲毕竟不能消除边患，仇恨的火种已经丢下，问题只是何时燎原。

弹簧被压得越紧，积蓄的力量在以后就会爆发地越猛烈。然而，上天似乎总是要给汉帝国很多考验，对匈奴的屈辱隐忍换来了数十年修养生息的时间，国力刚有恢复，汉帝国就在其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差点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东南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