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吗？——对储朝辉的回应_风闻

8月23日，北京市教委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新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将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体系与标准分散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一是建立高中学生水平考试制度，让学生在政、史、地、理、化、生六门科目中，根据自身爱好和优势自选三门，进行等级性考试并计入高考成绩；二是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也就是要扭转长期以来的统一招生制度，赋予高校部分的学生选择权和录取空间，这可以看作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制度延续，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录取自主权。

北京新高考改革政策一出台，马上引起社会的一片哗然，新高考改革很可能成为压死教育公平底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民众纷纷担心过于分散且主观化的高考选拔制度会成为优势阶层的秘密游戏，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能力已经产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工农子弟只有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高考实现流动，让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现如今，新高考制度改革似乎正在关闭这最后一扇大门。

如此明显的人心向背，却仍有所谓的教育改革专家出来为新高考改革方案洗地。今日，新高考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先生就《方案》的主要内容、改革思路、政策解释以及大众意见等在《中国新闻周刊》做了详细的回应，题目为《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多元化》。

储先生的这篇采访确实让我们更为准确的把握到，新高考政策的制定者们是有多么的想当然，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以及改革有着多么浪漫化的理解。通观全文，除了其自己所说的新高考改革是要教育管理放权、实现教育评价多元是危险的事实以外，没有哪一句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更是有很多奇谈怪论。高考制度改革决定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而教育体制又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任何的改革都是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基本利益的，教育制度改革就更是如此，我们的改革决定权不能只为少数精英服务和掌控，无论是身为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要对经验现实保持基本的敬畏和认识，要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 进步还是倒退？

对于北京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所做出的改变与“成就”，储先生似乎还不太满意，还没有达到其理想中高考选拔制度的标准。其对本次北京和以前浙江高考制度改革的评价是“给了一点空间，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不改变管理和评价权高度集中的现状，这点小空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储先生所说的“一些进步”是指“分数对于升学的效价降低了…改革后不仅仅只看分数，还要看综合素质评价等因素，招生的高校也有了一定的决定权。”而其所认为新高考改革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考试招生制度长期是由政府包揽的…事实上，现在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处方家给出的建议是“需要将教育的评价和管理权力分级，该属于哪一级就是哪一级…高考选拔标准应该是多样的，应该由各个高校组建专业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信息如何对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和选择。”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论证看起来更丰满一些，储先生还拿出了校外培训泛滥、学生不爱上自己喜欢的课所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甚至学生的近视率问题作为支撑，并还是将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回了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过度集中、单一”。

1.  新高考改革事出何因？

圈圈转转绕了一大圈，储先生的逻辑算是比较清楚了，为什么要搞高考制度改革？是因为现行高考制度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教育管理何评价权力过度集中，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会出现很多衍生的小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储先生所说的当前这万恶的高考制度所罹患的根本病症会有哪些衍生性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储先生认为高考改革势在必行，是因为“整体上看，中国考试招生制度长期是由政府包揽的，这就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去国外自费留学，让中国高校的优质生源流失，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二是不利于整个国家人才的培养，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这段话简直是承包了本篇文章的第一个笑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储先生说政府包揽的招生制度造成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参加中国高考，而这个逻辑关联是极为匪夷所思的，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们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只是在不同省份采用不同的高考试卷，但仍然是依据统一招生考试的分数来录取，但是这样一个一直存在且运转的制度怎么就突然要为很多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并去国外读书背锅了？

事实上，越来越多学生不参加中国高考主要分为三种原因：一是部分学生与家长本身就认为国外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资源更为优质，国外高校的文凭更为吃香，并且是在自身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去国外高校上学，这是社会经济产生分化后，中上层的优势阶级所做出的代际人力投资再生产最大化的决策，这跟高考制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你改还是不改，别人看中的是国外的教育资源和水平，总是要出去的；二是很多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而去出国留学，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根据自身平时的学习状况和测考能力，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下没有竞争能力，预期不能通过中国高考上一个好大学，所以就花钱出国留学，而这种情况是要靠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也往往只有中产以上阶层能够负担这种备选项，而储先生似乎有极强为他们省钱的冲动；三是在教育体制改革比较激进的地方例如上海，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实行学生分流，严格按照政策比例将部分学生强制分配到职业技术高中就读，很多家长为了能让自己孩子上大学，迫不得已才送去国外读书，这也与现行高考制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这样一看，仅仅因为现行高考制度筛选掉了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又自己花钱出国留学去了，所以我们就要改革现行高考制度，是怎么也说不通的。接着，储先生又说“这让中国高校优质生源流失，阻碍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冷不丁的就把出国留学党贴上了“优质生源”的金光大字，并且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的“离国出走”就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这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参加中国高考没有竞争力的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就成了“优质生源”，这中间的变戏法秘密，还烦请储先生告知于我们。

至于储先生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不利于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只是一种结论式的表达，而这种结论显然是没有什么实证研究作为支撑的。从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大量的人才通过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高考选拔进入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且成为了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他们自身也实现了在旧社会无法想象的阶层流动。当今社会上各行各业耳熟能详的领军人物例如马云、俞敏洪、施一公等等无不是依靠我们本土的教育模式和选拔机制培养起来的，如果说这些名人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笔者在甘肃会宁调研，统计发现这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西北小县，截至2012年竟然有41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并且相当部分是博士学历（见表1）。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不仅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可以相当程度的指导教育体制去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最普通、最底层的工农子弟留有机会，他们可能没有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家眼中的天才，但是他们靠自己的生命奋斗历程证明了现行高考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公平保证，并且能够培养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优秀人才，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是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匹配的，我们不能苛求一种寻找天才的高考制度，关键还是要保证基本的教育机会公平。

2.“招考分离”是历史性的倒退

无论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储先生这两轮高考改革都没有触及一个实质问题，即“高考到底是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高校为主体。”从储先生的全文来看，其是站在高考要以高校为主体这一边的，因为以政府为主体就只能是“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个抽象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不能与具体的天性相匹配的，唯有各个高校有不同的标准，才能在教育选拔过程中“跟学生天性的多样性匹配”，储先生还将这种多对多的组合浪漫的称之为高校与考生之间“谈念爱”。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储先生给我们所描绘的唯美图景下所要坚持的只是一高考改革方向——招考分离，无论招考分离的具体政策如何制定，其改革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要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学校可以进行自主招生，政府参与宏观管理与监督，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中的主观空间，理论上强化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权。

但是事实上，大众对于新高考改革中最担忧的地方就是招考分离！这种改革方向的本质危机就在于扩大差异化的自主选择权，这既会造成高考选拔过程中主观性空间增大，并且这种主观评测难以规范和监管，同时教育多元评价体系会产生不可逆的社会阶层区隔。一旦真正推行了招考分离，那就不仅仅是暗箱操作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说暗箱操作可以逐渐被这套改革制度给合法化！

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把招生的权力放到高校，高校的招生办能够根据自身院校的需求和标准来录取学生，当然这里的录取条件已经不完全看你的统一招考成绩了，而是赋予了高校更多的主观评测的空间，这种选择的主观成分越多，高考录取中的人为可操作空间就越大，并且尤其难以监管，以自主招生为例，你很难去监察和判断一位招生面试老师的最终选择是利益驱动的还是公平公正的，没有了统一客观的标准，招生录取工作就很容易变成一场儿戏和交易，那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学生和家长就可以利用制度的空子来走捷径，所以最大的风险根本就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暗箱操作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并最终走向合法化，那合法的违规还能叫违规么？并且就算这种监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我国有那么多高校有那么多院系，如果都是按招考分离来自主招生的话，哪里有那么多行政监察资源来保证新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呢？

从学生家庭的角度来讲，教育多元化评价体系会产生不可逆的社会阶层区隔，同样会造成教育中的不公平。假设储先生所说的招考分离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教育评价体系多样化就决定了学生俘获教育机会途径的多样化，关键问题就在于这种途径的多样化是靠学生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得来的，还是依靠家庭已有的资源优势得来的，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目前高考教育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教育多元评价体系事实上催化了学生家际之间的竞争，比如新高考改革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做评定”试问，其中的思想品德如何去界定？学业成就如何去考察？还有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都与一个学生的家庭环境、阶层出生、经济实力和父母修养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把这些都作为高考评价多元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学生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家庭阶层分化之间的差异就会主导其获取教育机会的差异，并进而造成教育领域的阶层固化和优势阶层的精英循环。这应当是经受过社会科学训练学者的基本常识。

现行高考的确有很多不足，我们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改进，但是其制度优势就在于最大化的杜绝教育领域中的寻租行为，最大化的保障了高考录取的公平性，招考合一是我国长期教育实践中的基本点，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不能开历史的倒车，这是民众最恳切的呼声，储先生却说招考分离是“一项政策越得民心就越没有风险…是对所有教育当事人都利好的政策”，也不知是得的哪里的民心，对什么当事人利好了。

3.校外培训泛滥的根子在公立学校转让教育权力

储先生对于“现在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来推销招考分离，强调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并且拿出现在校外培训过多泛滥的例子来证明，其认为“标准过于单一…培训机构办起来也很简单，全国各地都可以复制…校外培训过多过滥，这些问题根子都在于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很显然，储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根据笔者及其团队在全国基层尤其是县域一级的教育调研来看，校外培训泛滥的根子在于公立学校把教育权力转让给家庭，但家长又没有办法自己去承担子代的教育需求，只好寻找市场服务。其实大量的中小学阶段的校外培训都只是提供托管服务，很多小学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父母还没有下班，只能放在校外培训机构里面。反而高中并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学校相对来说还把握着教学权力，把学生的学习过程放在学校，所以高中阶段的校外培训相对中小学来说是不多的，这与储先生所说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有关系吗？

不仅如此，储先生还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标准不再单一以后，单一的培训需求就没有了，办培训班就必须有独特的内容，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培训的需求也就降下来了，培训过滥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读来读去，就怎么也没搞懂为什么培训班有了独特内容以后，培训需求就会降下来？要知道资本与市场都是逐利的，教育评价体系越多元，其所释放的潜在市场空间就越大，一旦教学权力从公立学校大跨步移交给家庭的话，这些新产生的需求一定会被市场吸纳，在一点上，储先生是太小瞧资本与市场的力量了。

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因为原来的教育评价体系相对单一，所以公立学校可以在长期的实践中完全满足学生的备考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去市场化的公办教育才是可能的，而一旦教育评价体系分散和多元以后，公立学校在教师和师资上面没有办法短时间内配置来满足学生们的多元教育需求，他们难道不会有更强烈的欲望去市场寻求服务，而这些新增的需求又难道不会被市场捕获吗？

二、招生的权力真的要给高校吗？

总而言之，储先生是要求把招生的权力下放给高校的。在全文第一部分的最后和第二部分，储先生说明了要把权力给高校的原因、做法和最终效果，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看。

1.  教育的目标是保留天性么？

我曾一度怀疑储先生是一位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神学家。储先生说“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天性各不一样，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一个抽象的单一标准去排队，就会丢掉具体的、天性的、自然的那个人，就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那按照储先生的意思，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司法考试制度是不是也要改改？不然丧失天性和纯真的公务员和司法工作者怎么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呢？进一步的，储先生所说的天性又具体是指的什么呢？似乎我们也不得而知。

高考制度是一样选拔性的制度，而教育体制也是改造人教育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保留人的天性吗？也许对于社会最顶层的富人阶层来说，确实是可以阳春白雪的来谈谈人性、谈谈哲学、谈谈储先生所说的成为自然的那个人，但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目标是不同的，对于社会中低层的家庭的子女来说，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获取知识和学习能力，并且通过高考进入高校深造获得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代际内的阶层流动。

为了说明统一标准的另外的坏处，储先生还拿出了自己的调查结论“我们曾经做过调查，那些考高分的学生其实吃亏最大，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高分里面去了，这些孩子丢掉自己最多、最彻底，走到社会上发展总体上是不太好的。而那些中游的、成绩排在中间的学生，后来走上社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多少还保留了一点自己，走到社会后天性的部分就发挥作用了。”整段引用储先生的这段话，是因为它承包了全文的第二个笑点。那么按照储先生这套天性论的逻辑，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是很好的在发挥选拔作用吗？既然考高分的学生最后走上社会都不太好，那我们就倒过来从成绩差的开始录取嘛，

​全省倒数前十统统上北大，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潜力股，他们在走到社会后天性会发挥作用的。说话要有逻辑，这是靠教育和学习获得的，我想不是靠天性吧。

再者说，考高分的学生真的吃亏最大吗？储先生这一棍子怕是闷死不少人。下图是2011年中国的平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明显可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比起高中文化劳动者有一个质的飞跃（超过2.5倍的距离）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让人获得能力获得成长，成为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这个时代有贡献有担当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受教育过程中的挫折和历练都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储先生的那套天性论怕是该放放了。

2.招生权力真的要给高校吗？

储先生很在意保持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恋爱关系”，其认为“根据该校办学目标，根据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那么为什么要给高校这么大的自主权？我国绝大部分的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公办学校，也就是说高校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中央或省级财政支持，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教育培养和选拔过程中既有学校的目标，但同时还有国家目标和家庭目标，为什么到了储先生这里，就变成了高校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就自主选择什么样的人和学生了呢？难道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全部变成了私立教育吗？这里储先生是在用市场的自由选择理论偷换了概念。

其次，储先生认为招生权力要给高校的具体做法是“由各个高校组建专业的招生团队，根据办学目标，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和选择，形成多对多的组合”不仅如此，储先生还给我们推销了国外高校的做法：“国外高校招生时是怎么评价的呢？低端的高校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就看一下你高中的学业成绩，或者参加SAT的成绩…但高端的高校一定会挑剔你，SAT的成绩可能只占25%～40%的权重，其他60％到70%由学校的专业招生团队自己来定…团队本身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他会整体的把你的材料放在一起分析，鉴别，看是否能展现出一个有使命感、想改变社会、有能力做事、并善于合作等品质，如果你能展现这些，就会给你很高的估分。”尽管储先生说我们不是要复制，只是要设置相应的空间，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还是要把我们的高考选拔制度推向增加主观评价的方向，这个主观评价不论是放在高校、政府还是第三方机构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并且按照储先生的说法用这种高校招生团队的**“一看定终身”取代现行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终身”**就真的是一种进步吗？

并且，如果按照储先生的国外标准，高校自己组建的招生团队的打分能够占到学生成绩的60%到70%的话，那么高校和学生双方都会第一重视这个环节，但是储先生有没有一个总量概念？我们全国有多少高校和多少院系还有多少专业？我们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也有一千多万，这样的多对多的组合到底有多少种？一旦真正在全国铺开新高考制度的话，每个高校的每个院系的每个专业对于他们所想要的学生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所高校就会有很多招生团队，那所有高校加在一起呢？这么多组合又怎么和一千多万的考生对接呢？所以一定会造成巨额的资源浪费。把招生权力完全给高校，反而会极大增加高校的招生难度。

最苦不堪言的当属学生和家长。储先生说高校要根据办学目标，根据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读和选择。这种理论上的双向选择其实掩盖了学生和家长尤其是底层家庭的弱势地位，就招生简章来说，必然会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行高考制度下，考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和一般的高校排名，然后选择相对喜欢与合适的专业就行了，也就是说考生在选择高校的时候信息是相对对称的，并且可以进入与自己学习中的付出与汗水相对匹配的大学。

但是一旦每个高校都搞自己的招生简章的话，那就一定会造成招生信息的不均衡分布，因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家庭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利用信息来达到标准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试问西部大山的孩子现在可以凭自己的考试成绩上一个好大学，如果推行新高考的话，他手里除了一纸招生简章以外还有别的资源可以掌握么？还是拿会宁县的例子来说，这40多位考上清华的学生可能在高考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清华，也不了解清华要招考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仍然通过高考进入到了国家的顶尖学府，也最终成为了栋梁之才。

储先生还说“团队本身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难道不是在拿学生的命运和前途开玩笑吗？如果一个高校今年想要这样的学生，明年想要那样的学生，那我们的高中和老师怎么来组织学生备考，我们的学生又怎么能够快速的应对这千般变化的招生简章？并且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家庭对这些信息反应有快有慢，这都是依靠学生自己的能力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社会出生所决定的。高考改革不是儿戏，不能突破教育公平的底线。

3．暗箱操作真的不足为戒吗？

在储先生看来，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是不足挂齿的“将整个程序公开透明展现出来，如果有猫腻，你这个学校现在可以这样搞，但几年以后你就会因为招不到好学生垮了，因为招生作弊名声坏了，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在这里储先生又犯了两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每个高校确实都为了能够找到好学生所以会希望招生过程公开透明，但是这里的高校不应当做人格化的理解，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高校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存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关联的分化，很多猫腻都不是学校本身想搞，而是一些私利熏心的个人利用了制度的空间来搞小动作，那么出了问题最终还是要高校来买单，原人大招生处处长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受贿1000多万元的教训不能不引起重视，这些违规行为显然不是高校自身的意思，但是自主招生一旦放开，高校就要重新使用资源来建立一套复杂的监管机制，这种补漏洞的做法在当前的教育改造中太普遍了。

其次是储先生把高校招生想当然的理解为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你暗箱操作那就是自取灭亡，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教徒，储先生认为短期的腐败和错误都是不足为戒的，因为长期来看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就会形成均衡。但是凯恩斯就曾言长期来看我们已经死了，高校招生腐败不仅对应届的考生是极为不公平的，并且会激化社会群众的不满情绪，这些都是短期内要直面的问题。

更不可理喻的是，储先生居然认为“高校招生可能会有腐败，但这不是因为招生引起的，而是整个社会有腐败的根基…如果是出于对高校招生腐败有顾虑，就不动原有的体制，这就成了一个借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校自主招生的关键问题根本就不是腐败的问题，而是大量的主观空间使得腐败和违规合法化，人为的评价你怎么来定义是腐败还是公正呢？一旦制度上的招生空间变得主观且宽松的话，教育腐败就绝不是有社会的根基，而是制度本身提供了寻租的可能性。

三、担忧

储先生的这篇访谈稿，最让人担忧的莫过于最后一段话：“我们做的这个建议方案（《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就是要预示未来的改革方向，不管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波波折折走来走去，最终一定会走向那个方向。”

毋庸置疑，那个方向就是无视教育公平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葬送我国教育稳定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加速教育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方向。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有莫大的关系，很多人还能够依靠公平的教育选拔制度来进入大学，培养自己的能力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的流动释放社会压力，一旦我们的高考改革走向相反的方向的话，这些都变成了奢望，我们不需要浪漫主义式的高考改革，这种改革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