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的年轻穆斯林女性主动选择戴上面纱？_风闻

来源：澎湃新闻

文/阿扎德·莫芬妮（Azadeh Moaveni） 译/卢南峰

**按：**近年来，越来越多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年轻女性选择戴上了头巾或面纱。在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眼中，这是穆斯林妇女过于顺从、屈从于伊斯兰父权社会的体现，政客们想法设法使这一群体拥抱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本文作者以相对包容的英国社会作为样本，发现那些佩戴面纱的21世纪年轻女性往往是“反叛者”，作为她们的祖辈的第一代移民通常保留着次大陆苏菲派伊斯兰教的文化，而长袍面纱在这些南亚苏菲穆斯林看来，是过于极端、过于阿拉伯和过于叛逆的。在沙特在全球范围内输出萨拉菲主义的背景之下，头巾和面纱在欧洲的穆斯林社群里越来越流行。不过，它也并非像官员们所警惕的那样，会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对于不少生活在欧洲的年轻穆斯林女性而言，她们抵抗保守家庭价值（如安排婚姻、家庭暴力等问题）的方式，便是从曾在麦加受训的城市伊玛目那里寻求宗教知识和身份认同。而随着“虔信时尚”产业的兴起，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性把头巾作为时尚的标识。在很多时候，这种装扮象征的并非虔诚，而是身份——戴上头巾赋予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公正的世界以意义，并赋予佩戴者一个连贯的、有尊严的跨国身份（全球穆斯林，而不是受辱的英籍巴基斯坦人或英籍孟加拉人）。这是多重反叛的语言：反对摁下你的头颅的父母；反对将你的宗教视为安全问题的国家；反对那些以种族主义羞辱为乐的媒体。而正像作者所警惕的：在欧洲社会中，穆斯林仍然是个下层阶级，禁止女性遮盖自己，却没有提供任何“伴随而来的对其加入欧洲公共文化的欢迎”，这是一个危险的做法。

一名头戴头巾的年轻的穆斯林女性站在船舷外用手机拍摄海鸥。东方IC 资料图

英国面纱风波

去年六月一个温暖的夏夜，拉奇塔·塞鲁赫（Rachida Serroukh）带着她11岁的女儿来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学校（Holland Park School）参加新生介绍会。该校有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伊顿公学”，是肯辛顿和切尔西少数几所表现良好的综合性学校之一，而肯辛顿-切尔西这个自治市在格伦菲大楼（Grenfell Tower）火灾后曾因严重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引发全国关注。塞鲁赫是名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她自己上过学，很庆幸她的女儿也有学上。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工作人员将塞鲁赫拉到一边，告诉她校舍内不允许戴面纱，并要求她从后门离开。塞鲁赫后来要求查看学校的正式政策，却发现其纯属子虚乌有。她的出现似乎足以让人现编一个政策。她决定起诉这一歧视行为。

英国是最后几个没有立法禁止佩戴面纱的欧洲主要国家之一。尽管这里也有横跨全欧洲的对于穆斯林融合问题的担忧，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都宁愿避开在海滩上逮捕布基尼女性的场面。（burqini，比基尼与布尔卡罩袍的合成词，一种几乎覆盖全身的泳衣，2009年，法国巴黎近郊一座游泳池禁止一名年轻穆斯林女性身着布基尼泳衣入池引发社会关注，译者注）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之前，这一宽松的政策意味着英国是欧洲穆斯林最安全、最受欢迎的地区。认为自己无法实现宗教自由的女性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寻求宗教庇护。在《萨拉菲穆斯林女性的塑造》（The Making of a Salafi Muslim Woman）一书中，安娜贝尔·英奇（Anabel Inge）为规模不大但不断发展的英国萨拉菲社区描绘了丰富的画像，其中一个妇女将搬到伯明翰说成是一场“小型的希吉拉”（petit hijra），希吉拉这个词同样也被用来形容一个信徒移居到一个伊斯兰国家，最初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从麦加出走麦地那。

在2005年伦敦七七爆炸案后，布莱尔政府对于穆斯林融合及与穆斯林互动的态度急转直下，“英国价值”开始被唤起：融合再也不能遮掩它。在历史上，戴不戴头巾从来都不是政治家担心的问题，如今一跃成为国家政策的关切，戴头巾者不仅被视为非国民，而且被当做一个国家安全隐患。2015年，戴维·卡梅伦呼吁各院校制定自己关于面纱的“合理规则”，而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负责人迈克尔·魏尔肖（Michael Wilshaw）承诺，学校将在这方面发挥坚定的引导。他宣称“我们的自由主义西方价值观”必须得到捍卫，并补充道“穆斯林社区需要倾听”，因为英国社会“为了争取女性平等权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现在“绝不能倒退”。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假装忠于常识（common sense），他在《每日电讯报》的新专栏中将丹麦的面纱禁令形容为一个错误，与此同时却将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比作一只“信箱”，并认为学校（比如像荷兰公园学校）有权像要求“银行劫匪”一样要求女性摘掉面纱。约翰逊不经意间提及布尔卡（burka）——这种帐篷式罩袍几乎只有阿富汗女性穿着，不仅将女人从头到脚包起来，甚至在眼睛前面还要加一个网状纱帘，而他想说的其实是尼卡布（niqab，露出眼睛的面纱，译者注）。约翰逊的言论以及他拒绝道歉的态度让他在新闻头条上盘桓了数日。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在伊斯兰恐惧症、布尔卡/尼卡布和穆斯林女性压迫问题上争吵不休。

戴上面纱的21世纪穆斯林女性

认为面纱是极端主义标志的观点并非来自实证，没有研究表明戴面纱的女性更有可能作奸犯科。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推动年轻人走向极端主义的因素时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年轻人之所以走向极端主义，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面纱在公共场所受到严格监管的环境中。拉菲亚·扎卡利亚（Rafia Zakaria）在其薄薄但令人敬畏的《面纱》（Veil）一书中写道，在欧洲社会中，穆斯林仍然是个下层阶级，禁止女性遮盖自己，却没有提供任何“伴随而来的对其加入欧洲公共文化的欢迎”，这是一个危险的做法。

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讨论了法语国家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法国、比利时和突尼斯（前法国保护国），面纱禁令都被认为很重要。法国职业外交官奥利弗·德科提尼斯（Olivier Decottignies）称这项研究“令人惊讶地浅薄”，并认为面纱禁令是对极端主义的反应，而非其原因。他声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萨拉菲派伊斯兰教，而这“可不能说是法国输出的”。萨拉菲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清教主义形式，20世纪80年代作为沙特软实力的投射而传入欧洲。它经常被指责为当今逊尼派极端主义的罪魁祸首，尽管人们几乎不可能准确说出萨拉菲主义的确切构成，因为它的许多教义与正统、保守的逊尼派伊斯兰教重叠。人们通常简单地说，萨拉菲派在神学上反对灰色地带，并倾向于诅咒他们的敌人。

关于面纱何以成为欧洲街头的日常景象，这个故事无法脱离这段历史去叙述，尽管连穆斯林自己也在纠结如何理解这段历史。戴面纱让许多年长的穆斯林感到沮丧，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伦敦东部等地，渴望成功，并在心中保留次大陆苏菲派伊斯兰教的文化。如今，他们却看到英国孙辈身着沙特款式的长袍（thobes）和尼卡布招摇过市。21世纪的头十年，戴面纱的人数成倍增长，人们对戴着面纱的女性的思想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英奇发现，在她研究追踪的对象中，所有萨拉菲女性都决定违背家庭成员的意愿戴上面纱——有时候甚至不顾家人的威胁，因为家人认为面纱过于极端，过于阿拉伯，过于叛逆。官员们经常争辩说，穆斯林妇女过于顺从，即便在自己的家庭中也不敢挑战极端主义的观点。但是，那些穿着会惹恼家人的衣服，经常招致言语上的谩骂，甚至在公共场合被人丢食物的女性，可不是顺从的。在英奇研究的23名匿名英国女性中，几乎所有人都说她们经常遭受冷言恶语，其中5个人身上曾被丢香蕉或鸡蛋，5个人曾被推倒或绊倒，3个人曾被跟踪，两个人曾被吐口水，两个人受到暴力威胁，还有一个人被扯掉面纱。

为什么年轻的欧洲女性决定在21世纪戴上面纱？扎卡利亚认为，那些像巴基斯坦女孩一样带上面纱的欧洲女性，通常是在寻求归属感，“被赞成和被认可的药物”，并且通常由其他女性掌握。英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当代英国竞争激烈的“伊斯兰信仰市场”中，多个教派争夺追随者，萨拉菲女性的长袍和面纱背后是紧密团结的、小集团式的宗教圈子，该教派以此换取人们的认可，并向整个社会发出格格不入的信息，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接受。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女性都遮住脸，也不是所有的遮脸女性都是萨拉菲派。这个国家最大的两个逊尼派教派Deobandi和Tablighi的穆斯林妇女也越来越多地戴面纱。如果你问她们为什么，她们可能会告诉你，她们正在恢复一个失落的传统，这是一个积极的选择，是精神性的指引。而她们的父母可能告诉你，这都是垃圾，沙特阿拉伯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就像它曾在巴基斯坦毁掉伊斯兰教一样。

虽然女性佩戴面纱的意图不得而知，但特蕾莎·梅的政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继续遵循卡梅伦在2015年提出的政策，后者认为，那些未能拥护“自由主义价值观”——从女性角度来看就是性别平等——的公民正在为暴力极端分子“提供帮助”。那一年发生了备受瞩目的恐怖袭击事件，许多英国家庭全家都离开这个国家加入ISIS，《太阳报》的一个封面报道声称“五分之一的英国穆斯林同情圣战分子”——足以让一个佩戴面纱的怀特查佩尔（Whitechapel，英国伦敦斯特普尼市区的一个区，译者注）主妇看起来像个威胁。但是，扎卡利亚写道，把面纱重塑成恐怖主义的外衣，“规定所有穆斯林女性都有残忍的意图，每个人都秘密走向圣战，无论是否有罪，没有人清白无辜”。它将每一个带着面纱的人——“善良的穆斯林妈妈，害羞的穆斯林妻子，坚忍的穆斯林祖母和哈维·尼克斯（Harvey Nichols，英国高级百货商店，译者注）的沙特王室”——都归为激进暴力谱系中的孵化器、推动者和同路人。

英国政府将其对穆斯林女性服装与日俱增的偏见解释成一个“安全措施”（safeguarding）的范例。将年轻女性开始戴面纱视作激进化的迹象而加以监视是一种安全措施，就像把孩子从支持极端思想的家庭带走也是一种安全措施，就像保护儿童免受恋童癖者伤害是一项安全措施。这项政策支持英国教育标准局最近拙劣地介入关于穆斯林女性应该在几岁被开始戴头巾的辩论中，这似乎本来是父母决定的一个问题，但是去年11月，英国教育标准局的时任负责人阿曼达·斯皮尔曼（Amanda Spielman）告诉学校检查员，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小学女生进行问询，去判断头巾是否会让还没到青春期的女孩性征化（sexualise）。

英国教育标准局收到一千多名宗教领袖和教师签署的联名信，他们称这种行为是“本能的、歧视性的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不到一个月，斯皮尔曼就退缩了，称穆斯林女孩不会在学校接受审问，但在2月份，她又支持伦敦东部的一名小学校长，后者已经禁止了在学校佩戴头巾。对于那些缺乏与穆斯林群体共同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小女孩戴头巾确实会引发或许可以理解的不安，它们也曾让我感到不舒服，直到我有机会与穆斯林一起，超越我世俗的、西化的和上流社会背景的限制，自此之后，我才意识到，对于许多比我更具社会代表性的家庭而言，头巾确保女孩和妇女能够接触公共空间，从而受教育。但是，英国教育标准局对希贾布（hijab）的排斥从来不是对妇女真正的保护。在将穆斯林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混为一谈后，国家觉得自己有义务推动社区走向自由主义。

穆斯林身份与“英国价值”

关于穆斯林的性别平等问题确实有必要进行一场辩论。以南亚人为主的英国穆斯林社区高度保守，往往让一些年轻女性的生活难以忍受，而对于年轻男性而言，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直接的压迫。围绕婚姻的令人窒息的禁令，强迫婚姻的问题，家庭暴力，女儿和儿子待遇的双重标准，以及曝光和举报性虐待的禁忌。（这些行为中许多从南亚输入，有趣的是，为了抵抗这些行为，年轻人从曾在麦加受训的城市伊玛目那里寻求宗教知识和身份认同。）但是，保留宗教价值观的同时摆脱返祖性保守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目前困扰穆斯林社区的争吵、恐惧和相互猜疑中丧失了。

鼓励人们重新思考代代相传的父权倾向，并将这些相同的行为模式诊断为病态——正是同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了爆炸袭击和斩首，这是否可行？支持穆斯林家庭妇女的组织安-尼萨协会（The An-Nisa Society）在2009年公开与政府决裂，声称内政部利用它监视妇女。其他草根团体也不得不围绕极端主义安排工作，即便这与它们的职权毫无关系。内政部资助的资金造成了分裂，最终成为一个污点。政府还切断了与全国各城市主流穆斯林组织的联系，经常提到他们对以色列或西方外交政策的态度。它开始推动一小部分改革者，认为他们代表了“英国伊斯兰教”的正确面孔。这些改革者——通常是女性，自称是在反对性别原教旨主义战斗中孤独的草根战士——激起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是他们的一些演讲和推特被发现是内政部操刀生产的。社区内关于妇女、家庭和平等的脆弱对话，已经和根深蒂固的抵抗分庭抗礼而走向完全的崩溃。

英国教育标准局的头巾排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少数支持教育标准局立场的穆斯林活动家声称，他们受到伊斯兰主义批评人士的恐吓；这些批评者通常是不戴面纱的女性，他们质问这些活动家，为什么要重复关于伊斯兰的陈词滥调，并在以恐伊症著称的报纸上发表他们的担忧。穆斯林父母们说，没人跟他们说过这些。写信给斯皮尔曼的老师们认为，许多穆斯林女性只是简单模仿她们的母亲，并质问教育标准局是否也会质疑“涂口红或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孩？头巾与口红、高跟鞋没什么两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赋予它们意义的是观察者：两个小女孩，一个在圣约翰伍德（St John’s Wood，伦敦高级住宅区，译者注）私立学校上学，妈妈在时尚界工作，另一个在斯特普尼（Stepney，伦敦中下阶层居住区，译者注）公立小学上学，妈妈是清洁工，她们都穿着小猫高跟鞋或蕾丝上衣，却会导致不同的看法，这些服装可能被解释为前卫时尚，可能被解释为母性疲劳，也可能被理解成性早熟。如果认为国家要扮演找出答案的角色，我们将会发现自己陷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世界中。

围绕面纱的斗争，以及围绕自由佩戴头巾是否有悖“英国价值”的公共争论，与欣然拥抱头巾的商业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没有数据显示这个国家有多少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但是不断增长的“适度市场”（modesty market，“适度着装”特指穆斯林女性的温和化着装，译者注）似乎表明其增长。《Vogue》在伦敦时装周报道了“酷新一代重新定义适度风格”，这是伦敦时装周势不可挡的潮流，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年。Liberty与一个英国视频播主联手演示如何将头巾与其一条带图案的围巾绑在一起。Debenhams现在开始销售头巾。从Zara、H&M到Topshop的各大品牌都在广告中加入了头巾的模特形象，并推出了头巾或“适度”服装系列。对于哈佛大学的莱拉·艾哈迈德（Leila Ahmed）等学者而言，时尚姗姗来迟地承认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她在2011年的著作《一场安静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中记录了贯穿西方和中东的面纱复兴。艾哈迈德称其为“新面纱”，它代表的不是虔诚，而是身份——它现在是这样一件挑战一切的服装：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到结构性歧视，乃至文化父权制，并强调跨国穆斯林身份。

对于千禧一代的英国穆斯林女性而言，由于政治、继承和审美的原因，面纱意味着文化上的反抗。尽管会被指控将戴头巾视作潜在激进化的标志而加以监视——像我这样的学者也受到政府预防责任的监管，但任何花时间与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接触的人都会意识到，在接受头巾的过程中，消费主义和周围的压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在伦敦西南部的金斯顿大学任教时，这里穆斯林女性在学生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注意到一些穆斯林女孩入学第一年的时候不戴面纱，结果她们会发现在学校里头巾时尚达人是校园里的统治集团。第二年回来的时候她们就戴上了头巾。头巾很酷，就像留胡子很酷，就像穆斯林虔诚很酷，戴上它们赋予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公正的世界以意义，并赋予佩戴者一个连贯的、有尊严的跨国身份（全球穆斯林，而不是受辱的英籍巴基斯坦人或英籍孟加拉人）。这是多重反叛的语言：反对摁下你的头颅、“椰子般”（coconut）的父母；反对将你的宗教视为安全问题的国家；反对那些以种族主义羞辱为乐的媒体。

ISIS招募欧洲年轻穆斯林最成功的论据之一是，他们的祖国不会容忍他们作为欧洲公民和穆斯林的双重身份。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一样，这个极端组织比政策制定者更能理解千禧一代穆斯林对他们信仰的外在象征的迷恋。ISIS低语道：到这里来，想穿多保守就穿多保守，把自己遮盖起来，你仍然可以是女权主义者，你仍然可以有能耐，在这里，没人会用你的肤色和发型来衡量你的价值和力量。所有这些对穆斯林女孩的影响，尤其是让他们执着于伊斯兰标志的社会焦虑——即便她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世俗化，意味着对面纱的任何污蔑和禁令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现在超过一半的英国人支持完全禁止在公共场所戴面纱。

正如拉奇塔·塞鲁赫在荷兰公园学校那天晚上所发现的那样，安保将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禁止戴面纱的借口，因为“安全措施”是非常“明智的”。但当人们觉得自己受到惩罚时，他们往往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英奇指出，面纱对公共互动的严格限制往往使女性放弃佩戴。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院长蒂莫西·温特（Timothy Winter）创造了“萨拉菲倦怠症”（Salafi burnout）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他相信，这些信徒的信仰，在世俗的不安和困惑的驱使下，“可能会突然消失”。他担心的是，与此同时，他们的激进主义对大多数穆斯林产生破坏性影响。曾经有一些著名的英国穆斯林，比如保守派政治家萨耶达·瓦西（Sayeeda Warsi），她承认这些辩论中各方的关切，并试图维持一种公开讨论的假象。但目前，即便是她——也许是这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穆斯林领导人——也被她的政党所回避，并因与“极端分子”有联系而在报纸上遭到诋毁。今天，几乎没有关于穆斯林男女平等的辩论，也没有关于英国穆斯林和社会其他部分平等的辩论。与此同时，荷兰公园学校要求塞鲁赫从后门离开，并且保持隐形。 

本文原载于8月30日《伦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