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社会结构_风闻

谣言意味着虚假消息吗？

卡普费雷（Jean-Noël Kapferer）断然地给出否定的判断，并在其书《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Le Plus Vieux Médiadu Monde）的结论中写到：

“谣言提醒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它们，比较起来，情况正相反，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谣言再一次证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的，我们隶属于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1]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所基于的是批判前人研究中的“道德评判”倾向，即把谣言等同于虚假的信息。因为，“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2]，而且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针对官方的说法，别的说法也接踵而至，双方各有各的真实”[3]。因此，卡普费雷对于谣言的研究就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去道德判断与纳入权力结构中考察，这也是后现代理论运用的表征。

因此，谣言是如何诞生的便不再重要，需要被关注的是大众如何参与谣言传播并被动员起来。谣言的动员能力基于以下公式：

谣言 = （事件的）重要性* （事件的）模糊程度[4]

当一件异乎寻常，或具有带来巨大变化并扰乱现有秩序的，而且往往是带有负面性质[5]的谣言出现时，人们便会自动的将其与脑子里已有的某种印象相匹配。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本身的经验而选择不相信谣言，但是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参与谣言也是参与群体行动”，而且“凡是群体一致认为是真实的，便是真实的”[6]。这看似违背常识，但是却未必经不起考验。不存在超越权力和语言边界的真理，那么实际上用来检验“真实性”的标准本身，也是流动且受权力摆布的。我们熟知的“指鹿为马”就是最贴切的例子。在权力结构中的群体，“相信一个谣言就等于表示投这个群体一票，效忠于集体舆论，而持怀疑态度的，就是分裂分子”[7]。这样的例子自20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8]以后，屡见不鲜。

当然一个群体选择接受一个谣言还有其它原因，除了上述的思维框架和群体压力两个理由之外，谣言和刻板印象都具有简化事实并将其纳入一个足以解释一切的纲要中的作用，谣言通过删减、强化和同化过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外形[9]，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例如欧洲每遇灾难都将其归咎于一个万能的替罪羊：犹太人。而每一个社会似乎都有一些由制度产生的替罪羊，谣言即指向他们，并让他们对一切灾难负责，而在当今中国，这个替罪羊的名单可以列举出相当的长度。

谣言也针对不同的群体。妇女与谣言的关系时难以忽视的，但是卡普费雷很尖锐地指出，妇女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很可能是多数谣言后果的直接牵连人，另一方面，即就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妇女长期被剥夺正式讨论公众事务的权力，而传播谣言就是夺回话语权的一种努力[10]。这一观察是相当敏锐而值得赞赏的。

至于谣言的消退，首先多数的谣言只能获得转瞬即逝的关注，卡普费雷精确地将其比喻为“一块巨大的口香糖”在被社会咀嚼之余，不可抗拒地失去味道[11]。但是，一旦某种谣言反复出现，就意味着这种谣言是一种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12]，并且反应了群体的精神状态。那么如何辟谣呢？卡普费雷指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观点，辟谣并非消除人脑中的消息，而是增添一个新的信息，因为人脑（至少在短期内，或者遗忘前）只会增加信息[13]。那么有效的策略或许就是通过新信息改变谣言的定向，颠倒肯定与否定，或者给谣言定下一个邪恶的性质（比如指控传谣者是不爱国的！），以及，虚构一个在背后制造谣言的敌人加以攻击[14]。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已经走在道德准绳的边缘，但是正如我在开头所强调的。卡普费雷的研究一直存在的非道德化和在权力结构中解释的特点。

当然，本书最大的一个缺点在于，卡普费雷强调谣言必须具有“非官方性”，而我本人之前对鸦片战争前有关英国陆军“腰硬腿直，结束紧密，碍于屈伸，一仆即不得起，不利陆战”[15]的谬传既是一种“官方谣言”，并且对清军的作战部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6]。

总而言之，谣言的出现决不能以道德标准加以评价，而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互动过程。卡普费雷在最后似乎是有意的，把宗教与谣言相对比，并指出二者都是“一种有传染力的信仰”[17]。虽然有亵渎之嫌，却值得深思。

[1]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88-289。

[2]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4。

[3]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7。

[4]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8。

[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负面内容往往引起更多注意，设想四种类型的信息：1）被爱戴者做出值得肯定的行动；2）被爱戴者做出遭到否定的行动；3）被厌恶者做出值得肯定的行动；4）被厌恶者做出遭到否定的行动。第1种情况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这是正常的。第2种情况意味着秩序被扰乱，引发关注。第3中情况虽然会引起关注，但是因此造成的认识上的不协调将缩小其影响力，而最后一种则会使人产生“我早说过会这样”的感受，并加强信息的传播以进一步印证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偏见。见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43-145。

[6]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57。

[7]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15-116。

[8] Eric Hobsbawm, Age of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Falmouth: Abacus, 1995.

[9]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48。

[10]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07-108。

[11]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17-118。

[12]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129。

[13]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302。

[14]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274-276。

[15]文庆 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40页。

[16]张翼：<“一仆不能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谬传及其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士论文，2017年。

[17]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页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