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骸上的舞者：一战华工100年（9）_风闻

五、屈辱的模样

18.

今天的我们，不曾触及那屈辱的模样。

也许我们会因工作中的不顺，而发两句牢骚，或是因生活的琐碎，而抱怨整个社会。我们也许活得不够洒脱、也许经历了某种不公，又或者因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感到力不从心。我们也许失落、也许绝望，也许因社会机制法制的不够健全而受到打击——可是，这都不是屈辱的模样。

因为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1918年11月11日，人类历史上那场如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缓缓落下了帷幕。战争的结果，以英、法、俄、美，以及临阵倒戈的意大利为核心的“协约国集团”，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而新兴崛起的军事强权——德意志帝国，则在这一天，正式向世人宣布投降。

失败的一方是沮丧的。

胜利的一方正在欢呼。

历史仿佛正在充分地印证着北洋政府决断的正确，在这场豪赌中，他们选对了边。

大声疾呼的学者们是对的。

昔日的高官，也是对的。

战争期间，中方先后派出的至少175000——200000华工，在“协约国”集团的盟友们最需要人力的时候，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身为主战场的法国，其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呈现出惊人的13.3%和33.3%的时候；在法军尉级以下军官，于战场上生存的时间，超不过三个月的时候——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18年11月28日——30日，为了庆祝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故宫太和殿，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姿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没错，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规则来看，当这场残暴的战争落下帷幕的时候，中国，都理所当然的，应被列入战胜国国家的行列。

关于这一点，为后人所诟病的北洋政府当局，并没有做错。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却突破了具备正常认知水平、和正常道德准则的人，所有的底线。

1919年1月18日，为战后秩序讨价还价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作为战争的参与者，中方理所当然地受邀、并参加了此次会议。

可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人最先听到的，却是一阵刺耳的尖叫。

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一位叫做亚瑟·贝尔福的英国外交大臣却傲慢地起身，以一种令人作呕的声音堂而皇之地声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残暴战争中，中国人“既未付出一个先令，也未丧失一条生命”！

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都愣住了。

没有人会想到，作为此次战争中，受中国帮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英帝国的代表，居然可以如此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可以如此昧着良心、无视那前线数万华工冒着生命危险，为其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是所发生的一切又似乎并不意外。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的凌辱，又何止于此？

但不幸的是，在巴黎和会上，更大的凌辱、更大的厚颜无耻，却才刚刚起步… …

1919年1月27日，一场为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的会议拉开了序幕。会议由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主持，与会者包括英国首相乔治·劳合、美国总统威尔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等各国政要。而用今天的眼光回头看去，在中方派出的代表团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叫做顾维钧。

所谓“山东问题”，在本文的最开始，便已有所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对广阔的中华大地垂涎已久，而在他们眼中，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在历史上，全面地超越中国——这恰恰是他们实现百年征服梦的最佳时机。

日本人趁着欧洲的战火、德国的无暇东顾，从而重兵压境，一举赶走了驻扎在山东境内的德军势力。之所以敢于对一个欧洲的军事强权如此为所欲为，在这背后，他们自然少不了来自外援的帮助。

而这个外援，就是英国。

早在战争初期，日、英两国，便就日本对德宣战一事达成了协议。谈判的结果，日本保证其不会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而英国则将给予日本一定的帮助。这样的帮助，在1914年9月23日日军攻打青岛德军基地的过程中，甚至直接转化为一支由900英国士兵组成的军队。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通过周密的外交部署，早在“一战”爆发初期，日本人便已先后获得了英、法、俄、意等主要国家的秘密承诺，各自的利益面前，帝国主义列强私下里沆瀣一气，毫无原则地同意其“无条件接手一切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而就在这场有关“山东问题”的会议上，在那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在那些曾给予他们承诺的、西方列强的面前——狡诈的日方代表，却明目张胆地，重申了自己的野心。

千言万语，故弄玄虚——而他们想要说的，不过就是“吞并山东”四字而已。

而对于这一切，中方的代表顾维钧，则在随后的发言中，掷地有声地反驳道：

“3600万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华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 …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 …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

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曾作了一个西方化的比喻：

“山东之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于西方。”

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他的发言，赢得了在场多数国家政要的肯定。

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甚至在事后还曾提到，顾维钧对日本人的反驳，“犹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那时的顾维钧、以及他身后的中国代表团，依然相信，事件的结果——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然而，在那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美妙的梦想，真的能够实现吗？

​19.

“猪仔”、“黄皮狗”、“奴隶”… …即便在这场关系到欧洲新格局的战争中，中国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在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眼睛里，却依然无法摆脱所有那些被其定义为“卑贱”的标签。

他们就这样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国、欺压着中国，用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天性，折磨着中国。他们就那样明目张胆地在巴黎和会的舞台上，抹杀了中国人所做的一切贡献，就那样在私下里相互勾结着，为自己的私利，运作着一场场出卖盟友的大戏。

在列强面前，地大物博、却又弱小的中国，就如一只肥羊——谁也想咬一口，谁都想撕一块。

有些丑陋，始终不曾改变。

但有些事，却也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

1919年夏，在一场由英国军人为庆祝战争胜利而举办的“协约国运动会”上，6000名应邀参加的华工，却因会场中冉冉升起的各战胜国国旗中，唯独缺少了中国的国旗，而集体愤然离场。

华工，早已不再只是那一个个只为养家糊口的、孤立的个体。在知识和独特阅历的共同启迪下，他们超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家、超越了体力劳动者长久以来的认知局限、超越了小农经济带来的封闭式思维。

他们真正地开始了解到，一个人，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关系。

他们真正的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信仰。

——而那信仰的名字，叫做“祖国”。

就在同年早些时候的1月15日，在服务中心各方的努力下，身在欧洲的华工，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华工周报》。创办它的人，正是中国后来有名的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

报纸的宗旨，在于“开通华工知识、辅助华工道德、联络华工感情”。其内容主要包括“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欧战小史”。在中国报刊史上，它是第一份真正属于工人的报刊。

晏阳初还别出心裁地以诸如“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什么叫中华民国”这样的名字为主题，举办起了征文比赛。而比赛的效果，却远远地超出了预期。身在异国他乡、饱受战火与虐待的华工们，对于求知的欲望，是那样强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才刚刚开始认字的——但他们的满腔热情，却足以超越他们那书写的生涩。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一笔一划地，绞尽脑汁、认真构思，在毛边纸上，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篇政治论文。

在那永远不变的丑陋中，却总有些人和事，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

对于华工的教育，晏阳初曾这样说道：

“中国农民诚朴，智商高，能力强，只可惜缺乏读书的机会，使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得不到发挥… …表面上是我在教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

据说，曾有位华工特意给这位教育专家写了封信。信中说，“自从您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更令他倍受感动的是，由于担心《华工周报》因过分便宜而入不敷出，这位华工竟然慷慨地向他捐出了365法郎的现金。

而这，却是对方整整三年的积蓄。

晏阳初惊喜地意识到，历经这战火的洗礼，这批壮硕的同胞们，早已不再只是最初的封建体系中，一个卑微的阶层——在由国际秩序重组所引发的、全新的国内政治浪潮中，他们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