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工业化对世界具有颠覆性影响？（下）_风闻

**************************************▍******三、产业发展政策：市场与政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地成长为规模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从上述产业发展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将“人口红利”等要素供给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还是将市场化改革解决了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作为成功的充分条件，在实际中都可以理解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成功的经济政策。在经典的西方教科书中，一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农业政策、劳动政策、反垄断政策等构成了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些政策核心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工具。但对于中国这个市场化和工业化协同推进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政策体系中除了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外，还应该包括经济改革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所谓经济改革政策，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具体制定和实施的政策，这涉及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国有企业、市场体系、对外开放等各个领域，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市场化改革方向并通过改革政策渐进地推进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而所谓的经济发展政策，则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一系列政策，当然这与上述财政、金融、贸易、劳动等各个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关，但其核心内涵应该是产业政策。实际上，毋庸讳言，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产业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过程中，同样也要科学认识和合理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经济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产业政策转型、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一般而言，产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产业结构失衡和层次低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而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是一种相对长期的、供给侧管理的经济政策。从日本实践看，产业政策具有政府干预产业部门之间和产业内部资源配置但又要强调尽量避免政府直接介入资源配置、目标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特征。产业政策的这个特征不仅仅符合了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恰好也符合了中国在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后的政府继续主导资源配置、管理产业与企业的需要。虽然现在政府过多主导要素配置受到很多诟病，但相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业政策的实施和推广是很大的进步。对于中国而言，产业政策的引入，具有计划经济渐进转轨和经济赶超的“双重效应”（黄群慧，2017d）。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同步，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形式多元、层级众多、内容复杂的庞大的政策体系。以下罗列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产业政策：1989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国发〔1989〕29号），指出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明确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把改革与发展、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试行）》，2000年7月又对此目录进行了修订。2002年6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国家产业技术政策》，2009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其他部委再次发布《国家产业技术政策》，该政策以推进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为核心，促进相关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技术升级。2005年11月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2011年3月、2013年2月和2016年3月又分别对这个目录进行了修改。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成为一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措施。

从产业政策内容看，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政府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往往倾向于扶持国有大企业、鼓励企业兼并、提高集中度、抑制产能过剩、防止过度竞争、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激励技术创新等，这更多地可以归类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或纵向产业政策，而且实施力度比较强。具体而言，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有两大类：一是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性审批，审批原则是有保有压、扶优扶强，审批范围涵盖所有重要产业，审批内容深入各个技术经济环节；二是认定新兴产业或战略产业，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优惠鼓励其发展。从政策手段看，包括税收减免优惠（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减免、进口环节的关税和增值税减免等）、直接财政补贴（研发的直接补贴、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通过各类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土地使用补贴等）、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激励（技改贴息贷款、缩短折旧年限、先进设备进口税收减免等）、特殊许可收费（针对基础产业的特许收费、价外征税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外资企业采购的国产化比例要求）、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补贴、政府定价转移类补贴等（徐林，2018）。

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面对中国产业发展“大而不强”的基本经济国情，中国无疑需要推进制造强国建设。2015年5月19日中国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的战略规划文本，是着眼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制定的高端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路线图。该战略以应对新工业革命为重点，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建设，明确未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重点领域，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对华301调查报告指责中国利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产业政策限制外国企业的市场经营或者将技术转让给中方作为市场准入条件，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是《中国制造2025》本质是中国为了应对新工业革命浪潮、学习世界发达国家通用做法、根据自己的工业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制造业升级规划；二是《中国制造2025》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作为首要原则，十分强调市场主导的作用；三是《中国制造2025》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但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关键作用是打造开放协同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直接插手技术转让。

迄今为止，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发展为一套动态复杂的政策组合，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各类政策。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是按照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是为了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形成有效公平的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是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配置合理化、高效化而实施的各类政策，例如，各类园区政策可被归为这种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引导、促进和干预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的总和。虽然现实中常常发生冲突，但从理论设计上说，这四种政策应该相互配合，其政策机制应该是相容的。而且，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府层面，其产业政策中的这四类政策的具体内涵存在差异，且产业政策的重点也不同，体现了产业政策组合的动态性。从实施效果看，总体上对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存在着干预市场和影响市场机制形成的问题，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有矛盾，甚至经常产生产业政策实施结果与初衷相反的、“事与愿违”的情况（黄群慧，2017d）。例如，近几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由于对新能源汽车激励力度过强，近两年出现了大面积“骗补”的问题。实际上，选择性很强的产业政策的确会产生较多的负面问题，例如，政府确定的产业方向和技术路线不符合市场需求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又如，由于强激励造成企业“一哄而上”、迅速形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另外，还会由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而导致寻租和腐败行为等。

正是由于产业政策所具有的、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干预产业部门资源配置的这个特征，使得产业政策很容易陷入自由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两种意识形态之争。但是，无论坚定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信奉者如何厌恶产业政策，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已经普遍接受了产业政策的理念。正如Rodrik（2008）所认为的，“产业政策已死”的言论明显夸大其词，产业政策不仅在现实中一直存在，而且在各种国际准则约束下仍有很大空间。因此，产业政策的争论应该转向如何设计、管理产业政策，即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实际上，“针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不可能单纯通过讨论来解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终究是要依靠实践的不断积累”（大野健一，2015）。虽然实证研究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有着不同的结论，例如，有实证研究认为产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端化（韩永辉等，2017），也有实证研究认为产业政策的实施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王克敏等，2017），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和高速经济增长，这已经客观地表明中国产业政策总体是成功的，这意味着中国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干预资源配置、但又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相对合理。实际上，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的本质就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很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之所以能够把握产业政策的这个“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建设有效的市场体系，努力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或者说试图实现市场化改革政策与工业化发展政策的协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通过法治工作来保证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在众多相关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于排除妨害竞争的不正当行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正当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87年中国就开始准备制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1993年9月颁布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施行，2017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进行了修订。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反垄断法》也已经实施1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两个文件，对于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执法、打破行政垄断、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这就确立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求产业政策要与竞争政策相协调；二是2016年6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2017年10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委联合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进一步对公平竞争审查的机制、程序、标准和例外情况作了明确规定，使得公平竞争审查更具有操作性。另外，在2001年“入世”后，中国需要无条件地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调》，这在客观上鼓励中国逐步实现产业政策转型，尽量避免财政对特定产业和企业的直接或者间接支持，促进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关键是要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步更多依靠竞争政策，同时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从工业化进程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出于后发国家赶超的需要，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扶大限小”对促进重化工主导产业的发展作用明显。但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中国进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这种背景下，竞争政策具有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需要相应的转型。中国长期以来习惯采用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不适应表现越来越突出，以激励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激励创新为基本导向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意义更为显著；按照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和产业技术政策的分类，直接干预产业结构形成的产业结构政策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强调产业组织合理化的产业组织政策、激励创新的技术创新政策意义更加突出。具体而言，中国要严格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仔细检讨以往产业政策的做法，减少无用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度，产业政策将更多针对前沿技术和小企业技术创新领域来使用，更加着力于打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态，更加关注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公共资金对于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效果。

************▍四、工业化“中国方案”：经验与智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讲述了一个工业大国成长的故事，正在书写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发展的新的篇章。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的故事，能否抽象出一种产业发展和工业化的“中国方案”贡献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呢？这个方案的核心经验和关键智慧是什么呢？中国迄今只是成为了一个世界性工业大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总结梳理40年中国产业发展历程，抽象概括其成长的基本经验和发展的关键智慧，不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而且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为工业强国有指导意义。

从哲学层面看，中国产业发展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遵循了一个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具体就是基本遵循了一个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共性规律，但又尊重了自身的独特国情背景。理解中国产业成长的故事，必须认识到这个成功的故事背后的关键所在——中国将工业化共性规律与自身的个性化国情背景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国情背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人口众多但人均收入很低的农业国为经济背景；二是以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为社会背景；三是以长期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制度背景。从经济背景看，虽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后进国，但由于计划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很好的始点，而人口众多又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从社会背景看，虽然大量的农业人口加大了工业化的难度，但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从制度背景看，“渐进式”改革战略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外开放为工业化提供了获得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等）、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不断改善中国的经济激励机制。一定工业基础、巨大国内市场、“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相对稳定的环境、后发优势等，构成了中国产业发展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国情背景优势”。但这种“国情背景优势”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发展，还需要基于工业化的共性规律制定科学的工业化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而这些战略要点和产业发展政策体系也就构成了产业发展“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凝结着中国产业发展的智慧和经验。具体而言，产业发展的“中国智慧”至少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1）**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一个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被中断，这个国家或地区才可能保证产业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历史上因危机或者战乱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真正实现工业化的也只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产业持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度曾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与挑战，但总体上采用了“渐进式”改革，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中国产业持续成长和不断深化工业化进程。当前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产业发展、建设工业强国，而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如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经济“脱实向虚”、环境和资源制约等，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这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高端化。**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过程（张培刚，1991），这实质是一个不断技术创新的过程，工业进程深化的核心表现为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高级化。而“创新驱动”的关键是必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迄今为止的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意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效协调，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高端化和工业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国响应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一项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

（3**）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因此，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前提下，还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保证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体区域协调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很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梯度发展格局，近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一方面，中央政府要通过战略实施和体制机制设计，协调各区域产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合理流动，化解产业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产业发展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使这些地区成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地区，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园区能够通过政策引导集聚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4）**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中国基于自身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基本国情，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个体、民营企业以及通过开放引入的外资企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一些重大战略领域实现赶超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事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大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生产力平衡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产业发展多元混合动力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快速发展。

（5）**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40年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入世”，在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处于一个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自产业革命开拓机器大生产开始，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的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拓展、业态不断创新和产业日趋融合，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努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步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融入这个全球价值链之中。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到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0%、93.3%和96.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动力，同时顺应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6）**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优质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规律，长期以来中国成功地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对工业化进程牵引需求作用明显。在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过程中，尤其是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城市化质量，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二是要不断提高服务业效率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是服务业成长为经济运行中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应形成的需求密度经济，可以不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必然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对于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业质量和效率还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质量水平还不够高。而且，由于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深化需要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服务业效率提高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还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上述六个方面产业发展的“中国智慧”，构成了产业发展“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这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予以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中国产业发展经验和智慧时，同样也需要结合自身的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不仅如此，对于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智慧也还需要在未来中国产业从做大到做强的发展过程中继承、发扬、创新和完善。

本文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09期，原标题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