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三）_风闻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二，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21.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曾有人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化为废墟。

22.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1]

23. 丘吉尔与张伯伦相比：前者考虑的是地区安全，后者考虑的是全球霸权；前者以德国为对手，后者以苏联和美国为对手；前者着眼于眼前判断，后者着眼于长远判断。事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欧洲制服了德国，却丢掉了世界，尽管丢得极不情愿和极其痛苦。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2]这句话透出此时的丘吉尔已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也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对张伯伦“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场世界大战好；万一发生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就会毁灭，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将沦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3]的话有新的理解。

24. 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如果1939年年初能够预见德苏于当年年底会握手言欢的话，日本可能就不会做出与德国结盟的选择；进而言之，如果又能预见到德国在与苏联言欢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挥兵入侵苏联，日本就不会急于做出南下打击美英的选择。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可对1939年的日本而言，时间则是国运。不幸的是，这时间线怎么也对不上日本的幸运线。

2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战略方向的误判使日本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前景充满美妙的幻觉，但当历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对苏战略相背离时，日本在战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困境。以至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说日本不想搞协定，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想拖延”[4]；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也埋怨日本政府“签订协定的谈判因我方决心不定，方向不明，从而徒寄希望于德意，拖延了事态的发展，损伤了他们对我方的信赖”[5]。从后来的结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极不情愿地就范于其反英战略的。所以，希特勒将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骗的猴子”[6]，这对日本政治智慧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希特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在诺门坎鏖战正酣并对即将签署的德苏友好条约一无所知。希特勒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至于反苏，在希特勒——其实也包括斯大林——看来那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将德苏和解的信息提前知会日本，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苏联对德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将其目前的反苏目标调整到德国、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来。

26. 与俾斯麦相似，斯大林是在险象环生而又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可以同时玩几场牌局，在选择确定后又敢下大赌注的政治家，而后一种能力的高下正是张伯伦与斯大林的差别所在。张伯伦有识无胆的个性，使英国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与苏联合作以制止战争，重温1815年英俄联手击败拿破仑、拯救英国并再建世界秩序的机会。

27.希特勒在谈判桌上只要目标确定，那接下来就是让利分红。与张伯伦那种账房先生式的斤斤计较的风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张伯伦面前就说俄国是共同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波兰，在俄国人面前他又说英国是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他确定打击目标为波兰而不是乌克兰，那他的对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拉住苏联。他占领捷克后不久曾告诉他的副官：“波兰的世仇并非德国，而是俄国；我们总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即便后天要成为仇敌，难道明天就不能暂时成为朋友吗？”[7]

28. 斯大林在谈判中只认实力并以坚持实力获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在谈到波兰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丘吉尔，问：“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8]

29. 与欧洲相反，中国在亚洲所具有的相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中国国内政治变化一般不易受到外力的作用和影响，它更多的是中国内部规律作用的结果。

30. 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忆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策略家。”[9]的确如此。1939年年初，就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接近乌克兰边境之际，斯大林将德国的力量转推向波兰并由此导致英法的毁灭；1941年初，就在德国即将入侵俄国之际，斯大林又将日本的力量反转推向南方并由此导致日美开战及日本的毁灭。最终斯大林将苏联面临的西东夹击的被动形势转换为西东两面大获其利的主动形势。

​[1]《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3]《德国驻法大使韦尔切克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1938年5月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

[4]《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致日本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5]《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致日本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6]《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页。

[7]［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8]［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9]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