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经济地位历史性变革的机遇_风闻

从极盛辉煌高峰坠落数百年之后，巴蜀之地正在迎来再度显著提升在全国、乃至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历史性机遇。这一变革不是如同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赋予当地的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环境改善，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经济社会基础变革之上，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又为这些经济变革提供了更有利于发挥全部潜力的环境。

四川地图

重庆地图

“扬一益二”——在中国这个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大国，巴蜀之地曾经占有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而且恰恰是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巴蜀之地攀上了迄今其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元和郡县志》（唐宪宗元和年间时当公元806—820年）的纪实：“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留下了《资治通鉴》的追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1]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以诞生于一千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

**由于宋朝之后两次经历毁灭性战乱；**由于中国经济国际地位沦落而使得沿海地区获得了对接国际市场的巨大区位优势，四川等内陆地区则深陷区位劣势；由于当时的交通物流方式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发展的需求；巴蜀之地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也大大降低。尽管四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直接受损甚小，但到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的1952年，四川国民生产总值（GDP）为24.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GDP总量（679亿元）的3.62%。即使经历了以西南为重心的大规模三线建设，直到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四川GDP也只有184.6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3645.2亿元）的5.08%。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之后，沿海地区借助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之利而突飞猛进，深处内陆的四川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份额一度连年下降：

1990年，四川GDP为890.95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18774.3亿元）的4.75%。

2000年，四川GDP为3928.20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99776.3亿元）的3.94%。[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述趋势开始发生变化，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变化呈加速之势，深处内陆的巴蜀之地迎来了三大经济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首先，随着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很有希望继续提升至第一经济大国，中国内外部市场规模、发展水平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不再显得微不足道，相反，在许多货物和服务贸易中，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市场。我整理计算了建国以来60余年的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3]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到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4]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5]

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沿海地区对接外部市场的区位优势不再如同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那般突出，四川这样的内陆地区工业生产即使仅仅面向国内市场就已经足以实现原来只有靠打开出口市场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外国投资者在四川这类内陆地区投资于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项目已经具备了商业合理性。须知，四川2015年末常住人口8204万，[6]超过欧盟人口最多的德国（8177万）；2015年GDP达到30103.1亿元，按当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9141元折算合4353.87亿美元，这个经济体量超过了世界银行定义的全部低收入国家2014年GDP总和（3974亿美元），超过两个国际投资热门国家越南（2015年GDP为1915亿美元），约等于一个半马来西亚（2015年GDP为2962亿美元）、菲律宾（2015年GDP为2920亿美元）或巴基斯坦（2015年GDP为2700亿美元），大大超过泰国（2015年GDP为3953亿美元）和金砖国家南非（2015年GDP为3130亿美元）。[7]在这样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下，大多数现代产业足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第二个历史性的经济变革是中国国内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全面启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视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入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新中国前期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在日益显著的成本上升、国外产业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隐隐约约的外部军事压力驱动下，在国内消费市场快速膨胀以及新兴海外市场的吸引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此前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又为产业转移创造了便利。

第三个历史性的经济变革是中国交通运输巨变。从高速公路、高铁革命、航空发展到水路运输条件与技术的颠覆性进步，中国交通运输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进步造就了一个联系空前紧密的全国市场，也使得中国内陆省份越来越多的生产开始具备条件以有竞争力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在主打陆路物流和贸易“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中国西部省区中，各方面条件决定了四川和重庆是真正有前途的出口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自不待言；就是面向传统的海路进出口市场，长江内河水路运输条件与技术的进步也为巴蜀之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由于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运输距离长，包括海路和内河航运的水路运输对国际贸易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中国各种交通方式下货物运输平均运距，1978年总体为395公里，其中水运为873公里，铁路为485公里，公路为32公里；2014年总体为424公里，其中水运为1551公里，铁路为722公里，公路为183公里。[8]正因为如此，长江水运历史上一直是巴蜀之地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对外贸易的主通道，2003年6月开始试通航、2004年7月正式通航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则彻底改变了长江上游水路运输的条件，三峡航道运输量连年成倍增长：

2003年，三峡船闸货运量上行448万吨，下行929万吨，合计1377万吨；

2014年提高到上行6137万吨，下行4761万吨，合计10898万吨，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

2015年，三峡船闸货运量继续提高到上行6408万吨，下行4649万吨，合计11057万吨；

截至9月末，2016年三峡船闸货运量上行4796万吨，下行3966万吨，合计8762万吨。从2003年6月18日至今，三峡船闸货运上行累计48443万吨，下行累计46690万吨，合计95053万吨。

与运输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三峡船闸根本改变了长江上游内河水运的运输方式。由于三峡船闸使用前三峡航道只能通行千吨级船舶、三千吨级船队，船闸投入使用后通航最大船舶实载量达到了6300吨，这一变化意味着川江航运原来只能运输低价值散货、原料，现在能够通行大吨位集装箱船和汽车滚装船，装运高价值制成品，相应为承接产业转移和提升外贸商品结构创造了条件。任何2003年之前见过川江通行小船的人，看到现在三峡航道上的集装箱船、汽车滚装船、油船，都无法不留下深刻印象。随着三峡升船机本月通航、三峡第二船闸项目启动，三峡航运枢纽对西南区域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作用还将日益凸显。相信随着长江经济带规划逐步付诸实施，该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还将持续加快优化。

正是在上述三大变革的基础之上，巴蜀之地GDP、工业生产、外贸进出口增速全面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优等生”、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国家，2003年以来所有年份四川经济增长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结果是2015年四川GDP（30103.1亿元）占全国GDP总量（676707.8亿元）比重从2000年的3.94%提升到了4.45%；再加上重庆，巴蜀之地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已经达到了6.77%。[9]

四川经济规模的较快增长建立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之上。2008—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500020.07亿元上升至1103300.7亿元，年均增长11.97%；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4286.43亿元上升到37876.3亿元，年均增长14.95%；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30562.37亿元上升至63554.0亿元，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844.56亿元上升至2044.0亿元。[10]目前，在四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达到了316家，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突破1万家。

尤其突出的是，同样是在为承接产业转移而竞争，拥有人才等多方面优势的巴蜀之地与海外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里突飞猛进的不仅仅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有一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仅有招来的316家世界500强企业、超过1万家外资公司，更有一批内资高技术企业。四川一省制造了全世界一半的苹果平板电脑，封装测试了全世界一半的笔记本电脑芯片，生产了全中国五分之一以上的微型计算机，核电、水电、火电装备占全国市场份额分别达到60%、40%、30%，每年生产制造汽车整车逾百万辆，大众、沃尔沃、丰田、现代、标致、宝马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都在这里设立了规模可观的生产基地。

四川对外贸易的增长更是可观。改革开放前，作为内陆省份的四川外贸额曾长期停滞在象征性规模，1970年外贸业务额只有70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45.9亿美元）的0.15%。[11]到中国正式“入世”第一年的2002年，按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的四川进出口贸易额达到44.62亿美元；到2015年，按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的四川进出口贸易额达到472.21亿美元。2002—2015年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37%，四川增长958%。而且，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居高不下，中国外贸表现继续优于全球平均水平，四川外贸表现则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2015年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54%，四川增长137%。[12]

在上述变革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加持，无论是外资瞩目中国，还是中资放眼外部市场，巴蜀之地都是一个值得重视布局重点。

[1]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政权站稳脚跟、完成经济恢复之后，每年财政收入总额一亿缗左右；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四川每年税收为3342万，孝宗淳熙年间达3667万，这一时期四川每年向中央政府输送税款约三千万缗，亦即四川提供了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三成多。

[2]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摘要-2016》数据整理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2016年。其中1952—1977年全国GDP总量数据引自《新中国60年》第611页表6“国内生产总值”，四川GDP数据引自《新中国60年》第731—732页表103“四川省主要经济指标”；1978年以来全国GDP总量数据引自《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21页。

[3]根据以下资料数据整理计算：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苏宁主编：《中国金融统计（1949—2005年）》，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外贸数据引自海关总署《海关统计》。

[5] 1999年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10月）》（英文版），第187页；2015年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4月）》（英文版），第147页。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7]各国以美元计价的GDP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第58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9]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21、29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10]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496页、《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26页数据计算。

[11]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60、732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12]根据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历年数据整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