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承受正义之痛_风闻

身居“中土”者总难免带着鄙夷的眼光环视周遭，当原本“戎狄蛮夷”的“瘴疠之地”变成了“自古以来”后，生活在五服之外的居民就被称之为“毛子”、“棒子”、“鬼子”、“猴子”和“阿三”。当一些人面红耳赤地声讨着“支那”或者“病夫”这类词汇如何伤害民族尊严的同时[1]，却毫无顾忌或至少是未加反思地使用着上述同样具有侮辱性质的蔑称。或许可以争论说，毛子（沙俄）和鬼子（日本）都扮演过不光彩的侵略者身份而理应获此恶名，可是这套理论又如何能应用在棒子（朝鲜/韩国）身上呢？

自明初李氏朝鲜（1392-1897）建立以来，朝鲜就以模范朝贡国的身份和大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壬辰倭乱”之后将明朝的军援视为再造之恩而铭记于心，时时以“事大”之心尊奉天朝上国。女真人崛起后，两次攻伐朝鲜，才于1636年逼迫其与明朝断绝关系，以清为宗主。此事以满蒙汉三种文字，被铭刻于名为《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石碑之上，立于汉江之滨名为三田渡的地方。碑文内容可见于《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即朝鲜《仁主大王实录》中，以朝鲜方面第一人称叙述，强调两国关系如何“坏和自我始”而清朝如何“施以沛恩”并“使我敝邦亡而再生”[2]，这样肉麻的文字自然为朝鲜方面视为耻辱，此碑文的撰写也历时3年之久，作者一换再换，可见无人肯执笔这屈辱至极的碑文[3]。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朝鲜在明亡后依旧私底下继续使用崇祯的年号，并对明代的皇帝举行祭拜。明朝的灭亡，使朝鲜西边的那个占据这中华帝国空间实体的帝国，变成了一个时间实体，而朝鲜的祭祀仪式于是就可以理解为活人对于死人间明显可见的联系，金载炫的这一比喻着实巧妙[4]。

过分地关注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或许掩盖了一些事实。朝鲜的外交并不仅有“事大”，而还有“交邻”。冈本隆司所著《朝鲜的困境：在日清之间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便是以朝鲜为主体探讨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关系。他尤其注意到，在清朝和朝鲜关系底定的那个时间点上，朝鲜和日本的交邻关系也稳定了下来。双方的贸易由日本的对马藩和朝鲜的东莱府负责，若牵涉政治事务，也有朝鲜通信使赴日，江户时代的十二次访日几乎都是在处理壬辰战争的遗留问题，拜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们也同前往中国的使臣一样，留下《东槎录》、《海槎录》等，作为《燕行录》的对应[5]。

可是朝鲜毕竟还是清朝的模范藩属，这和日本并不一样，而日本在华夷秩序中的边缘地位，或许对其在19世纪迅速的投向欧洲式的国际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6]。日本人对于欧洲式的“文明-野蛮”对立的理解很快表现在牡丹社事件的处理上，日本人在和恭亲王奕訢的照会中反复强调台湾的生番是“无主的野蛮”，因此自己讨伐野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人还认为清朝并没有在台湾施行主权，日本人的论据是，赋税乃为“君民相约”而台湾呈递的贡银不是税收，中国人教化蛮夷的速度着实太慢，也无法覆盖瓯脱之地。恭亲王对此的回答可谓有礼有节。他首先强调的也是主权概念，认为即使台湾生番是“野蛮”那也是“中国野蛮”，理应由中国管辖，至于贡银和教化的质疑，恭亲王举出地方志的记载作为“自古以来”的根据[7]，并声称教化的快慢与日本人无关。最后恭亲王还揶揄说：

或谓贵国方耀武功，天理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然以积年精炼之良将劲兵，逞志于蠢蠢无知之生番，似未足以示威，即操全胜之势，亦必互有杀伤。生番不见怜，贵国之人民亦不足惜耶？[8]

这段话对于日本人理解的“文明”与“野蛮”的讽刺可谓精确。清朝对台湾生番尚且施仁，对于朝鲜更是如此。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前始终难以彻底离间中朝关系，最后不得不用武力直接推翻既有秩序[9]，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就此完全占据主动，反倒是让俄国趁虚而入接替了清朝的位置，继续充当朝鲜的保护人，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和日本对朝鲜的彻底并吞。此后中国依然承担起了庇护朝鲜独立运动者的责任，杨天石在《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中正面评价了蒋介石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与帮助[10]。不过林孝庭却对蒋的对朝政策，尤其是退居台湾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11]。

日本从朝鲜撤退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未获得独立，反而不得不咽下分裂的苦果，我之前反复引用卜鲁斯卡明斯对于朝鲜的看法：“惨败后的日本获得了长久惬意的和平，而分裂的朝鲜却不断承受着历史正义之痛”[12]。这段话可以所是对所谓二战后国际秩序正义性最深刻的批判。

分裂带来的苦难或许化作了对现代化的执著，朴正熙时代韩国的经济成长举世瞩目，不过应注意到韩国在积累阶段的策略：在农村半强迫地组织农民义务劳动修建基础设施，和郭益耀研究中毛泽东在农村的策略具有某种相似性[13]。可是富裕起来的韩国依旧面临诸多难题，朝鲜半岛依然不是独立的国家，或者说自李氏朝鲜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在更换着主人，从中国到日本（伴随俄国）到现在的美国。韩国人的国防完全听命于美国，而韩国的青年还不得不为此服役，韩国的年轻人还不得不面对东亚最激烈的升学竞争考试，所以韩国的生育率如此低下，或许也就不奇怪了。

朝鲜半岛的未来到底如何？今日朝韩两国的新动向令人欣慰，这片承受太多苦难的土地，理应受到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抱之以轻蔑的态度，纵使过激的民族主义在哪都令人厌恶，但是大国和小国的情绪喷发，所造成的破坏是能同日而语的。

[1]“病夫”所指乃是不思进取的清政府而非中国人，否则就将与某种程度上承认中国人耐受力强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黄祸论”相冲突。见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页448-450，转引自，陈捷先，《满清之晨：探看皇朝兴起前后》，台北：三民书局，2012，页103。

[3]陈捷先，《满清之晨：探看皇朝兴起前后》，页105。

[4]金载炫，“与中国时间的斗争、时空的国族化：李朝后期的记时”，见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页150。

[5]冈本隆司，《朝鲜的困境：在日清之间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新北：八旗文化·远足文化，2017，页54。

[6]董正华 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76-77。

[7]当然恭亲王还是实事求是的，他不会提卫温或者郑成功，而完全强调圣朝的统治。

[8]以上内容见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3779-3948。

[9]冈本隆司，《朝鲜的困境》，页169。

[10]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453-477。

[11]林孝庭，《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12]卜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页98。

[13]董正华 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页288；郭益耀，《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位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