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日”之后，让我们严肃认真地谈一下间谍问题_风闻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然炮击北大营，继而占领整个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由此拉开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亡国危机，这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用尽了14年的艰苦卓绝，付出了超过3500万同胞伤亡的代价，才渡过那至暗时刻。

80多年来，国人从未放弃对那场“事变”的纪念和反思：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民族如此身陷险境？

答案无疑有很多，但有一个似乎少人提及——间谍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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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当晚，柳条湖的爆炸震动了整个中国。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北大营和沈阳城，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阴谋诞生于一座名为大和旅馆的建筑物里。

“挑起事端、制造战争借口，吞并满洲”，3个野心家正是在这里一拍即合，制定了“九一八”事变的详细计划。他们名字分别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除了军国主义者，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称呼——“中国通”。

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通”，是因为此三人都曾长期在中国从事过谍报工作，精通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是资深间谍。

板垣征四郎，早年曾多年辗转于中国的昆明、汉口等地，期间从事间谍工作；石原莞尔从1920年来到中国后，足迹遍及中国东西南北广大地区，期间大量搜集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而土肥原贤二更是一个知名的间谍头子，先后负责华北、东北的情报工作。

熟悉中国文化并没有增加三人对中国的感情，相反，在了解到中国资源的丰富并深谙中国政治军事上的弱点后，他们征服中国的野心强烈，步伐也更加大胆。

为了达成鲸吞中华的野心，三人很早就开始实施各种侵华准备工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间谍活动。板垣征四郎曾多次组织过关东军参谋“北满、南满旅行”，把整个东北中国驻军的军事部署、兵力配置、武器装备情况摸得清清楚楚；石原莞尔则通过收集分析中国和东北高层人员的情况，从而得出一旦事变东北军不敢抵抗的结论；而土肥原贤二则收买安插策反了大量汉奸……这些都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了恶毒的伏笔。

其实不仅仅是东北，抗战之前整个中国四处渗透着日军间谍活动的痕迹，其规模之大、活动之频繁、时间之久令人惊讶。日军间谍所绘制的中国地图，甚至比当地中国人自己掌握的都精准；中国军队下达的军令，有时候还未传达到基层，就已经被日军所知晓。

正是由于这些间谍行为，使得战场上的日军更加取得了绝对优势。“九一八”之后，日军半年不到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七七”之后，日军一年多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不知有多少国人的牺牲，都是因为间谍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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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军派出的间谍还是腠理之疾，那被日本所策反的中国间谍，则可以称得上是骨髓之疾了……当然，历史通常对他们有个笼统的称谓叫——汉奸。

但汉奸和汉奸是不一样。和一般普通投敌“有奶便是娘”“跟着皇军混口饭吃”的汉奸不同，那些受日本人长期培养、并且打入中国军政重要岗位的汉奸，无疑对国家和民族危害会严重很多。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开始对中国不断进行渗透，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其中，对一些赴日本留学生的拉拢渗透尤为突出。他们往往从留学生中寻找那些家庭背景优越、发展潜力大的学生，以各种手段进行诱惑拉拢，而后送回中国政界军界潜伏下来。一旦侵华战略实施，这些人就将在关键岗位起到关键作用。

“九一八”事变时，时任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吉林省府委员熙洽正是这样的关键人物。其出身满清皇族，背景显赫，青年时曾去日本留学，与日军界关系紧密。回国后，他进入东北军政界，受到张作霖、张学良的信任，逐步成为吉林省二号实权人物。“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负责进攻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正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于是熙洽迅速遣散数量占优的中国守军，开门投降、甘心卖国，致使整个吉林省迅速沦陷。 

1937年惊动国内外的“黄濬间谍案”几乎也是相同的剧本。黄濬民国初年时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回国后进入政界，职务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他已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要职。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将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黄濬当时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当晚即将此事透露给日方，致使作战计划完全失败。

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在被统计的144人中，包括汪精卫、周佛海在内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之多。这些人往往在公开投敌之前，就已经是政界军界的要害人物了。

这类间谍对抗战起到的危害作用，已经难以用统计数据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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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中国也早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依然要严肃认真地谈论间谍问题？

因为间谍之害从未远离过中国。

战争确实已非国际主流，但残酷的国际竞争却始终存在。无论是政治、军事领域，还是经济、文化、科技、工业领域，谁掌握了对手的情报底牌，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中国这样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国，无疑是各国情报组织投入人力物力巨大的目标。

2017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中情局多年来在中国苦心经营，成功吸纳了一批中国人员为间谍，并建立起了快捷高效的间谍网络。这些被吸纳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很重要、很敏感的岗位上。他们为中情局提供了大量的机密信息。到2010年的时候，中情局获得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均创多年新高，许多重要情报直接报送当时的美国总统。

当年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同样没有缺席，最近几年已经连续发生“日本人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的消息。有日媒统计，仅仅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就有12名日本人因以旅游、地质勘探的名号作掩护，在中国频繁进行非法测绘活动，采集坐标信息而被捕。如果从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就热衷非法测绘中国地图算起，这样的间谍行为，已经持续超过120年了。

有发展潜力的留学生（交流生）也依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点策反的目标。最近央视和《环球时报》曝光了多起台湾间谍案，台湾间谍机构把黑手伸向了在台湾的大陆学生，既利用美色、金钱诱惑，又打着学术、写稿、工作等旗号欺骗，把诸多单纯无辜的大陆青年学子拉下水。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些间谍活动被放任自流，当整个国家再次像当年那样间谍满地、汉奸盈野的时候，那些抱有野心的敌对国家和势力，还能按耐住再次侵略、征服中华民族的野心么？

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