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笑话：台湾情治系统与保防教育_风闻

央视和各地方媒体连日来报道台湾策反大陆学生和民众，用以提醒大家注意两岸和平时期保持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不过，很多人在看后反而觉得情节过于离奇，甚至有人据此怀疑事件的真实性，另外还有不少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色诱情节。这些反应的出现，其实也不令人意外，却也恰恰说明当前加强国家安全警示教育的极端迫切性，最近这些年，很多谍战片涌现，在吸引不少观众眼球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型塑了大家对情报战的认知，以为只有紧张惊险刺激的谍对谍才是真正的情报战，进而认为自己应该碰不到情报搜集与策反这种事。

在当今时代，要是到处宣传“保密防谍”，或者如同台湾当年那样到处提醒“小心匪谍就在身边”，或许确实会被当成神经病。而且，跟70年前建国之初或者30年前比起来两岸开放交流之初比起来，现在的两岸情报战力度和频率确实已经下降许多，但这并不等于类似现象就已经消失不见，事实上，只要两岸问题未解，或者两岸敌对情势未变，两岸情报战就会继续存在。

其实看看台湾方面做的“保防教育”，即可知道两岸情报战其实一直都在人们的身边，只是大家习焉不察而已。根据台湾情治系统的内部分工，对大陆情搜和策反的主要工作由军情局负责，而“法务部调查局”则负责台湾内部的调查工作，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安局”主要负责情报工作的统一协调，同时也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类似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至于反间谍工作，则主要由“国防部政治作战局”负责，相应的保防教育工作也由该局负责处理。

台湾“政战局”的保防教育推广

台湾解除戒严之后，自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保密防谍”，但“政战局”仍然需要制作许多电视片和警示文章，并透过电视、网络和新闻媒体加以宣传，而且为了照顾新一代受众的喜好，“政战局”一改过去刻板的说教方式，转而引进许多俊男美女，拍摄具有情节张力的教育片，并透过电视台和网络加以传播。

台湾保防教育单元剧的色诱和利诱情节

“政战局”最近几年先后推出一系列保防教育单元剧，2015年名为《红色警觉》、2016年是《宁静波涛》、2017年则有《激将》、《刺情》、《强度》等等，这些教育片会将许多情搜、策反方式以故事情节的方式加以呈现，让观众直观的看到色诱、利诱、设局等等情报战套路。值得注意的是，“政战局”还紧跟时事，因应陆生来台的新状况，在片中加入陆生参与国防建案导致机密外泄的剧情，真可谓“用心良苦”。

保防单元剧中的陆生情节

不过，台湾的反情报警示教育也面临着跟大陆一样的困境，就是得不到民众认同和重视，相关教育片虽然能在台湾的华视播出，但收视率相当有限，在网络平台也只有几千的点阅量，唯有色诱情节的教育片能够达到破万乃至十万的点阅。

保防单元剧都会附上检举电话

但这绝非笑话，却是处处可见的两岸情报战当中的一环。事实上，台湾对大陆的情搜与反间谍工作，一刻也未曾停歇。2018年3月，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首次视察军情局，并首度公开军情系统殉职人数达到4000，她还强调，台海现在虽然没有战争，但军情局每天都在前线作战，而“中共从未放弃对台动武的准备，台湾整体的情报作战能量，有必要再进一步地提升”。

2018年3月蔡英文视察军情局

蔡英文上台之后确实高度重视情治工作，2017年台湾法务部和调查局更是研拟提出台湾的第一部《保防法工作法》草案，一时之间引起台湾社会的极大疑虑，后续接连爆出所谓的陆生共谍案、新党青年案以及搜索统一促进党等等事件，也都体现出台湾情治系统正在加大工作力度。

当然，台湾情治系统的内部改造和功能转型，也并非始于蔡英文，其实在陈水扁和马英九时代，也都相当重视相关工作。威权时代台湾军情局的权力过大，导致后来蒋经国不得不将之置于国安局督导之下，但这也导致了后续国安系统与军情系统在人事安排和业务处理上的矛盾冲突，后续陈水扁上台后，加强了国安局的分量，建立了美式情报体系，但仍然无法克服二者的内斗问题。有意思的是，台湾军情系统经常爆出泄密事件，让大陆得以掌握不少台湾情治系统的内幕，这也多多少少得益于他们内部斗争的帮助。

后来马英九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于2013年1月要求台军实施“精粹案”组织改造，军情局的组织和工作重点将也相应进行重大调整，隶属关系重新回到国防部体系，由参谋本部第二次长室负责督导，后者专责情报指挥，又称联二情报次长室。

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功能改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大陆反间谍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军情局苦心布建的大陆情搜网接连告破，过去主要以台商为主体的外派形式，也因为台商的反弹而无以为继，因此，借那次组织改造之机，军情局的大陆情搜工作也转向以公开情报为主，吸收海外以及在台大陆人士为辅，并不再派情报员前往大陆。

可以看到，这次央视披露的许多案例，其实正好符合这种模式，而在2006年大陆抓获军情局上校副处长朱恭训之后，基本上不再看到大陆抓获台湾军情局制内间谍，因为军情局在更早之前就停止了派遣现役军官前往大陆。但是，如果认为军情局就此收手，那未免太过低估了台湾的情治单位，他们只是受限于客观条件，开始变换情报获取方式而已，除了在海外和台湾策反大陆人士之外，另外的主要方式就是提升技术手段，并加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国家的技术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台湾情治系统的调整、大陆情报反制工作的推进，以及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台湾对大陆的情搜工作模式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但无论手段怎么调整，其对象都已经指向一般大陆民众，因此，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情报工作开始“落入寻常百姓家”，受到影响的机会越来愈多。